1982年中央黨校事件 胡耀邦與王震激烈交鋒（圖)

1985年5月，胡耀邦受香港《百姓》記者陸鏗的採訪時，當陸鏗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瀏陽老鄉，胡答：「是的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陸說：「啊，那是南北呼應。」胡答：「也可能是南轅北轍。」這是何故呢？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披露，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胡耀邦不僅沒有按通常情況接替華國鋒的中央黨校校長職務，還辭去了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書記處任命王震為校長。王震到中央黨校上任後，胡耀邦原來扶植的一批骨幹先後去職，黯然消失。不久，中央黨校中青幹部訓練班142名學員畢業，請胡耀邦到黨校講話，被胡耀邦拒絕，而是把學員請到中南海作了一次講話，暗中反擊王震。本文系《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二章第一節「從《陳雲文稿》到『黨校事件』」。

1986年6月16日，法國巴黎，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愛麗舍宮會見法國密特朗總統後出席新聞發佈會

如本書導言所述，毛澤東逝世後，中國人有四種可能的選擇：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全面繼承毛澤東的路線；政治體制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狀態，經濟上回到五十年代；政治體制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狀態，經濟上走市場化道路；政治和經濟全面改革，即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由於粉碎了「四人幫」，批倒了「兩個凡是」，第一種選擇已不可能。第四種選擇，即主張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徹底改革政治力量微弱，處於邊緣狀態，不能成為左右形勢的力量。所以，政治鬥爭只能是第二種選擇和第三種選擇之間發生。即在陳雲陣線和鄧小平陣線之間發生。而這兩個陣線在政治改革上基本是一致的，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鬥爭的中心內容是回到五十年代，還是實行市場化改革。也就是說，是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不過，主張搞計劃經濟也不完全是五十年代的模式，而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即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採取一點市場調節手段。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也不是一下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而是隨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確的。

陳雲陣線先下手為強，搶在《鄧小平文選》1983年7月出版之前，1980年11月，就出版了《陳雲同志文稿選編》，在黨內發行。當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在推廣之中，城市經濟還處在「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之中，城市經濟改革的大幕還沒有拉開。

按照通常慣例，中央領導人的文選一概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持編輯。但《陳雲同志文稿選編》卻由鄧力群主持下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持編輯。急用先學。針對當時選擇改革方向的需要，《陳雲同志文稿選編》收集了陳雲從1956年9月到1962年的文章和講話，共23篇。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又遭到嚴重挫折。陳雲根據當時變化了的情況和出現的新問題，闡述了許多重要的經濟觀點，提出了許多切實的主張，包括必須改進當時中國經濟體制的建議。這些建議，不是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允許搞一些市場調節；在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條件下，允許搞一些小自由。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來源。鄧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觀點和主張不僅在那時是正確和可行的，而且現在看來也還是正確和可行的。」這就是說，陳雲這段時間的論述，對於即將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應當成為指導思想。1981年1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在《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的基礎上，開始編輯《陳雲文稿選篇（1949－1956）》，增補了篇目，擴大了發行範圍。

按照慣例，中央領導人的文集出版，報刊都要發表專論，號召全黨學習。有關單位也要請人作學習輔導報告。因此中央黨校校務委員、第一副教育長兼理論室主任吳江，請鄧力群給黨校學員作輔導報告。其所以請鄧力群作報告，不僅因為他是《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的編輯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幫助陳雲做過一些文字工作，為陳雲起草過一些講話稿。

中央黨校（一度稱為「高級黨校」）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對提高與統一全黨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當歷史緊要關頭，都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出任校長。延安整風時是毛澤東，進城後是劉少奇。粉碎「四人幫」後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胡耀邦被華國鋒推薦為第二副校長（當時馮文彬是教育長，後為常務副校長）。1977－1982年間，實際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這裏學習的都是黨的高中級幹部。

到這樣一個重要地方作報告，鄧力群作了認真準備。他講的題目是《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他在中央黨校一共講了四次，聽講的學員是在黨校學習的高中級幹部。鄧力群口才好，邏輯清晰，能吸引聽眾。但出乎吳江意料之外的是，學員聽了這四次講演之後議論紛紛，意見很大。事後，校方召開座談會，了解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聽眾對經濟工作本身有意見。這些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中高級幹部，特別關心經濟體制及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統購統銷，指令性計劃，把經濟越搞越死。報告說，「調整是關鍵」，「改革服從調整」，改革怎麼能服從調整呢？

農民自發起來的改革，你能拿「調整」把它擋回去？「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個怪，20多年了，還是在這個怪里折騰。總之，大家都覺得我們的經濟體制有問題，但不知問題在哪裏，報告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當時正在撥亂反正，大家對鄧力群神化個人很反感。鄧力群在報告中說：「毛澤東同志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聽眾說，這把陳雲同志提得過高了。鄧力群還在報告中說，陳雲同志「政治強，黨性好，道德品質高。」聽眾說，這樣評論黨的高級領導人不符合報告人的身份。聽眾還不滿意報告人在講陳雲經濟思想時，常把自己擺進去，說自己跟陳雲如何如何。

吳江向學員作了些解釋，以緩和學員的情緒。他沒有向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報告。但是，聽報告的學員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這在中央黨校是常有的事。學員中「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況也是學員的權力。

不久，鄧力群說黨校有人（首先是指吳江）向中央寫信批評他。吳江沒有介意。但事情還在發展。

1981年6月，黨校《理論動態》282期發了一篇文章，題為《謹慎謙虛和實幹精神》。這篇文章是孫長江寫的。

文章的意思是，現在我們的事業需要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那種謹小慎微、墨守成規、害怕創新的消極情緒和作法，不是什麼真正的謹慎謙虛。2005年夏天，本書作者到首都師範大學孫長江家串門時，孫長江拿出了這一期《理論動態》給我看，文後還署有孫長江的名字。孫長江說，《理論動態》上這樣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不知這一篇怎麼寫上了他的名字。

這篇文章是黨校副校長馮文彬建議寫的。是針對當時這樣一種輿論：認為華國鋒為人厚道謙虛，做事也比較謹慎；而新領導人胡耀邦說話隨便，不夠謹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開始打算讓阮銘寫，後考慮阮銘筆鋒太凌厲，就由筆鋒較柔的孫長江寫。孫寫成後胡耀邦很滿意，吳江也說不錯。但是，過幾天上面傳來消息，說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陳雲質問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聽說你那裏有人寫文章批評我。」胡耀邦急忙否認：「這不可能。」過去《理論動態》發表重要文章，《人民日報》都要轉載。這次人民日報接到電話：「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同志的，不能登！」原來，有一個人把這篇文章送給胡木、鄧力群，鄧力群送給了陳雲，「文章針對陳雲」的罪名由此產生。吳江、孫長江、阮銘受到中組部的調查。吳江從外地出差回來後找中組部長宋任窮，問調查他是為什麼事，還對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作了解釋。宋任窮說，調查是正常的幹部考察，與文章的事無關。但他從抽屜里拿出另一期《理論動態》（269期），上面有一篇題為《跳出子想問題》。宋任窮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讓吳江看：例如，曾經行之有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的安排，在當時國際國內環境下，的確是比較適宜的，它的許多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鑑。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把它當作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圈子。

這篇文章所批評的「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正是陳雲的思想。吳江恍然大悟：原來《理論動態》269期上的這段文字，被用來證明《理論動態》第282期的文章確有「不可告人的針對性」，確實是「不可寬恕的瀆神」行為！

《跳出子想問題》這篇文章的題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審定，除了《理論動態》上發表以外，還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很明顯，胡耀邦是反對回到五十年代的，而且堅定地站在這場爭論的前沿陣地。

1982年4月24日，胡耀邦不僅沒有按通常情況接替華國鋒的黨校校長的職務（1981年6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還辭去了副校長。中共中央書記處任命王震為校長。據說王震是鄧力群提名的，開始胡耀邦覺得不合適，建議找一位年輕一點的去，他提名項南。陳雲堅決反對。開始王震不願去，陳雲親自找王震談話，並讓他把中央黨校辦成「黃埔軍校」，王震才走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給吳江打電話說：「書記處任命王震當晚，鄧力群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來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準備啊！」鄧力群在他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一書中承認王震當校長是他推薦的，但說「到王震家長談數小時」是吳江造謠。吳江看到鄧力群的書後立即給鄧力群寫信，說：「現在我也要明白地、負責任地告訴你，給我打電話告訴這一信息的，正是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並仍兼中央校常務副校長的馮文彬同志，他列席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我相信他有條件獲得這一信息，決不會憑空編造。」吳江把這封信的複印件送一份給本作者。

當時人們感到不可思議：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王震不應當是合適的校長人選。

王震是一位軍人。在延安時期以南泥灣大生產而聞名。其實，「南泥灣政策」是朱德提出來的，經黨中央同意，朱德親自組織力量到一片荒涼的南泥灣實地勘探，並於1943年3月下令調王震率359旅（屬120師）到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當然，王震對南泥灣大生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王震在延安時代還有一項功勞，就是發現了王實味「反黨」，並向毛澤東報告。王實味受審查，最後被槍斃。王震因此受到毛澤東的器重，委任為「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1944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可望。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359旅南下，配合東江縱隊開闢湘粵桂邊界的五嶺抗日根據地，以便日本退出後控制南方、打擊蔣介石。11月10日，王震率部告別延安，踏上征途。1945年8月才進入廣東北部的南雄、始興。但因國民黨軍隊圍剿堵截，南進部隊不能立足，只好揮師北返。這次南征沒有完成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部隊損失慘重。解放戰爭時王震奉命率一野一兵團進軍新疆（作為彭德懷的一部），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當時還沒有成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鄧力群為分局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們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毛澤東下令撤了他們二人職務，調回北京。文革前王震任農墾部長，遠離權力中心。文革初期，毛澤東保過他，他還是緊跟的，「大」進入中央委員的行列。文革後期，他開始對文革有不同意見，曾在一個會上不指名地批評江青。他在鄧小平和陳雲兩位老人間行走，對兩家的子女都格外關心，和兩家關係都很好。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自稱是拿大刀的周倉。

果然來者不善，王震一到中央黨校，就立即開展鬥爭。

首先，他不報告中央書記處，也不經校務委員會討論，也沒有和常務副校長馮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長宋振庭給中組部打電話，通知將吳江、孫長江、阮銘從黨校調出。這三人正是《理論動態》282期事件以後進行特別調查的對象（宋任窮說是「正常考察幹部」）。與此同時，胡喬木在書記處會上提出調蔣南翔任黨校第一副校長（實際是頂替馮文彬）。

孫長江給本書作者講了當時的一個真實的笑話。王震說：「孫長江不能在黨校教書，把他調到一個小的大學裏去。」

孫長江說：「感謝王震同志對我的關心，沒有把我調到一個大的小學裏去。」6月26日，王震在黨校部、室主任會上宣佈三件事：一、蔣南翔要來擔任第一副校長；二、吳江要調離黨校，屬正常調動；孫長江不進領導班子；三、阮銘這個造反派頭頭要清除，清除後向中央寫個報告。他說：「我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但我要和這個造反派頭頭較量較量。」

王震限令三天開除阮銘黨籍，並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銘迅速回來。王震批示的關於阮銘的材料不給阮銘看。後來阮銘從其它渠道看到了，他認為完全不符合事實，連他在1980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海外轉載）也成為「反動文章」。阮銘上訴到中紀委，同時把申訴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幾天以後，中紀委書記李昌接見了阮銘，說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紀委開常委會研究處理。中紀委常委會成立聯合調查組處理這件事。李昌主持調查，他說：「現在再不能製造新的冤假錯案」。王震找陳雲制止調查。陳雲對王震說了三句話：「阮銘不能留在黨內。阮銘不能留在黨校。全國報刊不能發表阮銘的文章。」王震立即在黨校傳達。還說：「誰不同意陳雲同志這三句話，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阮銘就被開除了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