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黃永勝及其妻子項輝方信任的秘書李必達決定將偷聽來的黃永勝攻擊江青的電話內容寫成揭發信送交給江青，想藉此扳倒黃永勝，撈取一大筆政治資本。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間，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調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並擔任九大人事安排三人小組成員的黃永勝，作為一顆政治新星冉冉上升之際，突然遭遇危機，差一點被扳倒。讓黃永勝驚出一身冷汗，也讓葉群火冒三丈的，就是「李必達事件」。
李必達是黃永勝的秘書，秘書竟然妄圖扳倒首長，他和首長是一種什麼關係?他掌握了首長的哪個死穴，又採取了何種聳人聽聞的手段?他意欲何為?
黃永勝結怨江青
黃永勝與江青，本來相互熟悉但沒有什麼交集。「文革」前，黃長期在廣州軍區任職，江青個人或陪毛澤東去廣州，黃永勝自然盛情出面盡地主之誼，江青是滿意的。但黃永勝與江青的關係僅限於禮儀上的迎來送往，談不上深交，更談不上什麼個人恩怨。兩人的齟齬和矛盾，發生在後來的「文革」中。
1967年「文革」方興未艾之時，在一次京西賓館會議上，毛澤東為老幹部說了幾句好話，江青不同意，竟當場發威：「毛主席，你這麼說我要造你的反!」黃永勝忍不住了，當着江青的面就說：「江青同志要聽毛主席的話!」江青認為黃永勝挑戰她的權威，從此，兩人結下了怨。
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後，黃永勝調北京工作，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和江青的接觸多了起來。他仗着自己的老資格，又無政治歷史問題，且深受毛澤東、林彪信任，因而對江青頤指氣使的霸道作風及無理行徑看不慣，對江青插手軍隊的企圖予以抵制，於是兩人的矛盾日見其深。
有兩份同時報送江青和黃永勝的文件沒有按常規先送江青，而是先送了黃永勝。剛到中央工作缺乏高層政治經驗的黃永勝並沒有在意，便率先在上面畫了個圈。等傳到江青那裏後，江青大光其火，藉機鬧事，在文件上批了一大段話，說黃永勝奪她的權。
還在黃永勝進京之前，中央文革插手軍隊已經很深，軍委的文件都要報中央文革圈閱。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後來以「代組長」的名義奪了陳伯達這個組長的權，也就意味着軍委的文件必須由她圈閱。黃永勝對此有意見，便向毛澤東匯報：現在軍隊調動的文件，傳閱的人太多，既不利於保密，也應付不了突發情況，還影響戰備。毛澤東贊成，指示今後這樣的文件，只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即可。江青知道後，又罵黃永勝「封鎖」她，「無組織」「無紀律」，搞「獨立王國」，並賭氣讓秘書把軍裝退給黃永勝，表示不穿這套軍裝了。江青還提出停止黃永勝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並要黃永勝作檢討。但黃永勝認為自己沒錯，拒不檢討，於是兩人便頂上了「牛」。
黃永勝記住了林彪說過的話：「如果他們(指江青一夥)在軍隊有市場，就是亡黨亡國的開始。」(《邱會作回憶錄》)因此，他帶頭抵制江青插手軍隊的企圖，幾次讓江青碰了軟釘子。他和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還最早把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稱為「上海幫」，給他們編了代號加以議論：康生叫「8樓」(住釣魚台8號樓)或「兩撇」(八字鬍之意)，江青叫「11樓」(住釣魚台11號樓)，張春橋叫「眼鏡」，姚文元叫「小的」。甚至不用說代號，只要做個手勢就行。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兩個手指頭就是指江青。後來，康生知道了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經常背後議論江青，便指責他們是「反江青俱樂部」。連邱會作都開玩笑地說：「我們這樣經常談論別人(指江青)的長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們五馬分屍不可!」不過，黃永勝卻表現得滿不在乎，頗為自信地說：「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們還是毛主席的兵呢!」
九大選舉期間，黃永勝等人又鼓動和串聯個別軍隊代表不投江青的票，想藉此煞一煞她的氣焰。結果，少了票數的江青不滿意，提出要查票。雖然遭毛澤東、周恩來的反對未能得逞，但她已覺察出是軍委辦事組的人在跟她作對，暗地裏記了黃永勝等人一筆賬。
李必達向江青狀告黃永勝
李必達，出身很苦，「解放」前是個孤兒，曾被賣給人家。「解放」後翻了身，直到上了大學。像他這樣的出身經歷，在那個年代自然屬於「根紅苗正」，備受信任。1965年他大學畢業後分到部隊，沒在基層經受什麼鍛煉，便很快調到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任秘書，後來成了黃永勝的秘書。1968年3月黃永勝調京，李必達也跟了來。
黃永勝夫人項輝方對李必達十分信任，關懷有加，一度甚至想把他介紹給林立衡。然而由於李必達的出身經歷和具有大學生身份，因而對他調任廣州軍區和黃永勝秘書缺乏必要的嚴格考察，不久後，他自身固有的毛病便顯露了出來。或許他對項輝方的關心愛護心存感激，或許他一心想走「上層路線」，於是便經常給擔任總長辦公室主任的項輝方打小報告，極力討好賣乖，這引起了辦公室其他秘書和工作人員的不滿。人數不多的「黃辦」，由於李必達的行為出現了問題。
當時，工作任務繁重的黃永勝有5個秘書，其中一個機要秘書，一個隨黃永勝參加中央開會，實際24小時值班的只有3個人，白天黑夜連軸轉，非常辛苦。看他們實在忙不過來，出於好心的項輝方便讓一個剛來的工作人員某某也參加24小時值班，聽個電話，做做記錄。
不久，李必達就給項輝方打小報告：張秘書說，主任讓某某參加值班是為了監視我們。聽了李必達的報告，項輝方很生氣，決定在支部大會上予以公開批評，就讓李必達站出來揭發。李必達很為難，項輝方堅持，認為原則問題不能放過。李必達無奈，只好在支部大會上發言說：張秘書說主任讓某某來值班是為了監視我們的。想不到張秘書當場駁斥：我沒說這話，這話是你說的!問問辦公室的人，誰聽到了?結果，沒人出來作證，李必達也弄得張口結舌非常尷尬。為此，項輝方對李必達很不滿意，認為他撥弄是非，品質不好，當場批評了他。從此，項輝方對李必達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
就在這時，黃永勝蹲點的北京針織總廠需要人去支左。考慮到李必達和辦公室其他秘書溝通上出了問題，於是項輝方便安排李必達到黃永勝蹲點的北京針織總廠去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在這期間，李必達經常出去辦私事，又受到批評。這下，李必達患得患失的老毛病又犯了，認為自己不受重用、不受信任，沒有前途了，決心投靠江青，改換門庭。
李必達採取的辦法是給江青寫告狀信，揭發黃永勝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團」。因為他長期以來有意識地偷聽黃永勝的電話、談話，知道黃永勝在和吳法憲、葉群、邱會作等的通話中，多次罵過江青封鎖主席、想當武則天、是慈禧太后式的人物，並詳細記錄下來。他相信自己手中掌握了大量黃永勝反江青的「過硬材料」，告密後一定能贏得江青的信任，撈到一大筆政治資本。
李必達的告密行動在時機上作了精心選擇，方式上作了精心策劃。1969年4月1日開幕的中共九大，4月24日閉幕。4月27日召開九屆一中全會預備會議，28日下午召開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李必達瞅准這一重要時機，決心鋌而走險。26日晚上，他把偷聽到的內容整理成一封揭發信，共20多頁，一式三份。一份走機要，一份請溫玉成轉交，一份走地方郵局。在他看來，三管齊下，保證江青能夠及時收到，並足以在政治局選舉前斷送黃永勝的政治生命。
溫玉成良心未泯
溫玉成，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軍委辦事組成員，是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李必達之所以請他轉信給江青，是因為考慮到他的政治態度及與黃永勝、江青的關係。
溫玉成任廣州軍區參謀長時，很受司令員黃永勝的信任和器重。他們都來自四野，是老戰友。由於溫年輕、身體好、工作有幹勁，被提升為副司令員。但是，他作風粗暴，不夠謙虛謹慎，一個中將，甚至連軍區代司令員李天佑上將也敢頂撞。「文革」初期，民眾對他意見很大，軍區批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弄得他很狼狽。黃永勝考慮到他處境困難，後來向林彪建議，把他調到北京，接替傅崇碧擔任衛戍區司令員。黃永勝的力薦不僅使溫玉成得到林彪，而且得到毛澤東的充分信任——1968年11月14日，毛澤東親自同時提議謝富治和溫玉成參加軍委辦事組。
時來運轉的溫玉成職務上不斷變化，又擔任了副總參謀長、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江青還讓他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兼管樣板團。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相當於中央政治局。慢慢地，溫玉成開始靠攏江青，疏遠了軍委辦事組。溫玉成曾單獨向江青匯報軍隊工作，為此黃永勝批評了他，但溫玉成不以為然。於是，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都說溫玉成「變了」，背後罵他「忘恩負義」。
李必達了解這些情況，加之在廣州軍區時也曾給溫玉成當過秘書，便來到溫玉成面前，請他把揭發信轉交江青。並說，要是不答應他，他就不走。溫玉成被磨不過，只好答應下來。
但是，溫玉成思來想去，畢竟覺得向江青狀告黃永勝是驚天大事，而眼下正值九大期間，弄不好攪了九大的局，甚至連毛澤東、林彪也牽涉進來，那問題性質就嚴重了!他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終於作出了到頭來沒有改變黃永勝，反倒改變了他本人命運的決定：不把信交給江青，而於半夜時分交給了葉群。
葉群看罷信，當場向溫玉成發了火，說溫玉成策反總長的秘書，在總長身邊安插釘子，居心險惡，圖謀不軌!葉群此舉在於鎮住溫玉成，使他老老實實聽候處理，不得亂說亂動。果然，雖感委屈卻又被嚇破膽的溫玉成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再也不敢吱聲了。
毛澤東沒有表態
訓罵走溫玉成，葉群不敢怠慢，即刻於凌晨三點多鐘趕到京西賓館找到黃永勝、項輝方、吳法憲，幾個人秘密研究對策。
葉群向項輝方發了大火，批評她看人不准，用人不當，把一個奸細放在總長身邊。項輝方緊張得大氣不敢出。黃永勝看了李必達的告密信，也很擔心，怕信到了毛澤東那裏會出大事。葉群要黃永勝立即詢問李必達。
但是，黃永勝派的人到處找不到李必達，李必達既不在針織總廠，也不在京西賓館他的房子裏，只是在房子裏發現了一張燒殘的紙片，僅看得清簡單的兩行字：「敬愛的江青同志，我是黃永勝的秘書……」顯然，這是告密信的底稿。經過幾路人馬火速查找，最終還是在李必達的未婚妻、總後九大代表王瑞華所住京西賓館的房間內找到了李必達，但李拒不交代寫了什麼具體東西，送到哪裏去了。他孤注一擲，把寶完全押在了江青身上。
由於李必達的未婚妻王瑞華屬於總後系統，葉群立即把邱會作找來共商對策。邱會作提出三點建議：第一，找王瑞華談話，通過組織系統給王瑞華做工作，看看能否找到李必達所寫材料的底稿。第二，立即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以免被動。第三，「闖」一下江青，摸摸她的底，主要是看她收到沒有，毛主席有沒有表態。
黃永勝、吳法憲都認為前兩條可行，第三條難辦。但葉群說，江青這關具有決定性作用，難辦也得辦，因為從江青態度可以看出個大概來。她出主意說，現在就給江青那裏發一個電話記錄稿過去，內容就寫：「十時整，黃總長要向江青同志匯報一些情況。」這等於是向江青那裏施放一個試探氣球。黃永勝立即照辦。
十點多一點，江青給黃永勝直接來了一個電話，劈頭一句就是：「你要來抄我的家嗎?」只說完這一句，便撂了電話。黃永勝一聽目瞪口呆。葉群他們據此判斷，江青已經看到了信。但信的內容無從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難以預測。他們憂慮了半天，還是作出了三點決定：一是立即找王瑞華談話，由於李必達和王瑞華的母親很熟，看看李必達在王瑞華母親家存有什麼東西;二是立即把李必達看管起來;三是立即向周恩來總理匯報。
黃永勝、葉群等人最擔憂的，還是毛澤東的態度。如果毛澤東據此發話，作出有利於江青而不利於黃永勝的表態，後果不堪設想。
不過讓他們慶幸的是，毛澤東知道了李必達密信的內容，但並沒有作任何表態。對於這個情況，邱會作有如下回憶：
九屆一中全會之後，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開會之前，江青怒氣沖沖，自言自語地說：「有些人天天罵我，打電話都在罵我，他們對我恨之入骨。現在九大開過了，我看會罵得更厲害的!」她說了一頓之後，便從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擺在總理面前的茶几上，並說：「信的內容，現在不能看。」總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也沒有看江青一眼，繼續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說：「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後，也多一個見證人嘛。」她說完話，把小毛巾往桌子上一摔，這是她在心中有氣的時候慣用的做法。黃、吳、葉、李、邱和大家一樣，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橫寫的字是：「送釣魚台十一樓交江青同志親收。」下面寫的是黃永勝同志處。黃永勝一看就是李必達的字。江青用了一個比較大的信封並寫上：「即送主席親閱。江青」(這是豎寫的)。毛主席用鉛筆在「主席」二字上畫了一個圈，一個箭頭劃向江青的名字，並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寫了一個「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們看了一下之後，一句話沒有說，也沒有什麼表情，但心中高興!從這裏得到了三點證明：一是，李必達寫的材料毛主席看過了;二是，江青承認了材料是罵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沒有寫為江青做主的話，江青收到退回來的信之後，沒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邱會作回憶錄》)
江青收到的李必達的信，是李必達盜用黃永勝辦公室名義，走機要發出的。李必達通過郵局寄江青的信，被黃永勝通過行政手段截住了。毛澤東雖然沒有就李必達的揭發信表態，但此前他對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的情況，是知道一些的。這次就更加深了他的印象。
周恩來的同情與規勸
就在李必達事件發生兩天後，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剛結束，已順利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黃永勝對警衛參謀李學金說：「我命令你把李必達抓起來!」李學金執行命令逮捕了李必達。事後，黃辦的人到針織總廠收拾李必達的東西時，在字紙簍里搜到了李必達給江青、張春橋寫信的碎紙片。到李必達未婚妻母親家，卻一無所獲。
李必達被押送回廣州軍區。但他對江青還抱幻想，在飛機上，又借上廁所之機，在《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寫了「誰拾到語錄本，請交中央文革轉江青同志救我」幾個字，故意把《毛主席語錄》遺失在飛機座位下面。李必達打的主意是，語錄本會有人撿到，也會按他所說上交江青。但後來發生的事實是，語錄本的確被打掃衛生的人撿到了，由於飛機是空軍三十四師的飛機，語錄本便上交到了三十四師師長胡萍手裏。胡萍又上交到了剛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軍委辦事組副組長、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手裏，吳法憲又交給了黃永勝。
周恩來聽到邱會作關於李必達事件的當面匯報是在五一節後的一個晚上。周恩來談了兩點：一點是，江青曾給他來過一個電話，說「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說了這一句，就把電話放了。周恩來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想到了可能是江青與軍委辦事組有什麼爭論，因為周恩來知道二者的矛盾。另一點是對處理李必達的表態。周恩來說：「對李必達暫可以這樣處理，我知道就行了，現在還不必寫報告。」有了周恩來這個態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就放心了，他們又就事件的處理再次作了商討。
李必達事件的影響是隱蔽而深遠的。事件的主要當事人，都為此而打上了深深烙印並付出了相應代價。江青與黃永勝及軍委辦事組進一步結怨，矛盾漸漸公開化了，到一年後的廬山會議上有了猛烈爆發;溫玉成在九大上不但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還很快被解除重要職務，調離北京，去成都軍區擔任副司令員，比他所擔任的副總參謀長低了一級;李必達在廣州軍區關押了一段時間，「九一三」事件後被放出，這時江青又翻臉批他說：「李必達是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