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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六四後發檄文批判趙紫陽方針五大危害

編者按:1989年6月,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給中共高層的七千字上書(6月14日初稿,7月12日修訂)中說:“幾年來趙紫陽同志偏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發展戰略和改革方針,在工作指導上有許多重大失誤。這些失誤多年累積的結果,是經濟體制紊亂,經濟結構惡化,需求總量失控,國民經濟的‘老本’損耗嚴重,同時,國家的調控能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極度削弱。”“前幾年,趙紫陽同志對經濟工作的錯誤指導,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腐敗現象。這些日益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激起了各階層群眾的普遍不滿,而一撮陰謀分子又利用群眾的這種正當的不滿,挑起了動亂和暴亂。”本文選自2010年5月31日第294期《環球視野》,作者鄭雨祥,原題為《吳敬璉曾擇機上書批判趙紫陽》。

另,2010年4月26日,共識網刊文稱吳敬璉為變臉“泰斗”,文章披露,“六四”事件發生前的1988年,吳敬璉在陪同接待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訪問北京時,席間大讚趙紫陽而大貶李鵬。但“六四”事件剛結束,吳敬璉就寫文章批判趙紫陽,使李鵬如獲至寶,印發中直機關幹部閱讀,但吳不承認他寫過這篇文章。當時,鄧小平一句“不爭論”使批趙派停止攻擊趙紫陽,吳敬璉的檄文也沒有擴大散發。這也佐證了下文中提到的吳敬璉“至今仍未迴音”。

2011年3月30日,吳敬璉在香港大學以“展望十二五”為題分析中國經濟的發展

趙的失誤導致國民經濟“老本”損耗嚴重

吳敬璉執筆整理的七千字上書,開門見山指出:“目前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一部分經濟學家深感憂慮,認為需要及時採取有力的措施。最近討論過幾次,現將討論中提出的意見綜合如下”。

上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緊迫的經濟形勢”,第二部分是“近年來的主要失誤”,第三部分為“需要採取的措施”。

吳敬璉描繪“緊迫的經濟形勢”說:“1988年夏季爆發的深刻經濟危機,經過十三屆三中會議以後幾個月的治理、整頓,到今年初,雖然淺層問題(如群眾對物價暴漲的恐慌心理)有所緩解,但深層問題(如機制混亂、結構惡化和效率下降)尚未轉機,而且由於要壓住必需品價格漲勢,財政增支減收因素大量增加,有購買能力的需求(表現為流通中廣義貨幣量M2,即現金加各項存款)繼續膨脹。這意味着可能導致物價暴漲的因素仍在積累。從四月中旬開始的學潮、動亂和暴亂,不僅造成了數十億元的直接間接經濟損失,而且對國際收支產生了消極影響。因此六月份財政已出現某些險情。”

他列舉了原定的74億元赤字將成倍突破、銀行債台高築、內外債還本付息高峰將逐步來臨等等險情,披露數字說:今年(1989年)財政的內外債還本付息支出150億元,1990年將一躍為430億元,1991年490億元,1992年將超過500億元。外債還本付息高峰今年就已經到來,全年預計需要支付117億元美元。他警告:“今年經濟發展的短期前景相當嚴峻”,“從中期觀察,這種經濟形勢很有可能要繼續保持一段時間”。

吳敬璉認為,克服眼前的經濟困難,爭取財政經濟情況好轉,“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他將矛頭集中到趙紫陽身上,:“幾年來趙紫陽同志偏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發展戰略和改革方針,在工作指導上有許多重大失誤。這些失誤多年累積的結果,是經濟體制紊亂,經濟結構惡化,需求總量失控,國民經濟的‘老本’損耗嚴重,同時,國家的調控能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極度削弱。”

在上書的第二部分“近年來的主要失誤”中,吳敬璉系統地批判了趙紫陽的錯誤。

他說:面對目前嚴重的經濟疾患,首先應當科學地分析十年來先有五年(1979—1983年)順利發展、然後逐漸陷入困境的全過程,對病因、病程做出正確的診斷。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吳敬璉寫道:“1984年以後,出現了一些大的失誤。這主要是長期主管經濟工作的趙紫陽同志,在發展和改革兩個方面,都推行了自己的一套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損壞國家長遠利益的方針。一方面對必要的根本性改革迴避敷衍;另一方面卻又熱衷於推行種種似是而非、有嚴重負效應的‘新措施’,朝令夕改,花樣不斷翻新,使廣大幹部和群眾無所適從。”

趙紫陽經濟方針造成五條危害

吳敬璉認為,趙紫陽推行的方針共有五條造成危害最為明顯:

第一條,把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片面等同於“破除舊的條條框框”和“放活”。在破除原有的各種規章制度,打亂指令性計劃秩序的同時,不努力建立初步的市場關係和基本的市場秩序,並在此基礎上運用財政、信貸等經濟槓桿,建立指導性的間接調控機制。這種作法,使國民經濟管理缺乏一定的章法,中央的調控缺乏必要的手段。趙紫陽同志還以“容許探索”為名,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和各部門自行“變通”中央的政策和盲目進行“撞擊反射”式的試驗。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下,“燈論”廣為流行,爭相效法“打擦邊球”的錯誤做法,使各種違章違紀行為合法化,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混亂。

第二條,用對地方、部門、企業和個人“讓利”和對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分權”,取代對經濟管理體制的系統改造。這種做法,使國民收入分配急劇向個人傾斜;由於連年大量“讓利”,形成了國家財政(包括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困窘,捉襟見肘;同時由於“工資侵蝕利潤”現象普遍發生,企業的生產資金和擴大再生產投資並沒有得到保證。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地方、企業不去認真改進經營管理,而是致力於尋求特殊優惠和挖國家的老底,來代替改善經營管理的艱苦努力。這樣國民收入分配傾斜的結果,一方面讓少數人發了大財,另一方面由於在經濟效率並無顯着提高的基礎上大量“讓利”,近兩年已難以為繼,部分群眾生活水平開始下降。從國民經濟管理看,由於在依靠行政力量協調國民經濟的格局並未打破的條件下不適當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職能,過度地向各級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分權,一方面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急劇下降,維持國民經濟有秩序運轉所必要的宏觀總量平衡(包括財政收支平衡、信貸收支平衡、外匯收支平衡)狀況趨於惡化;另一方面又使條塊分割加劇,在國內市場上,各地方、各部門相互封鎖,互挖牆腳,勢成割據,各種爭奪物資“大戰”愈打愈烈,在國際市場上,賤價傾銷,“自相殘殺”,肥水外流。

第三條,曲解中國經濟改革要通過市場平等競爭秩序的建立和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保證勤於勞動和善於經營的人“先富起來”,以便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普遍富裕這一基本政策。趙紫陽同志不是致力於通過等價交換和多勞多得來獎勤罰懶和獎優汰劣,而是廣泛採用“吃偏飯”、“給特殊政策”等非規範的辦法,對個別地區、個別部門、個別社會集團乃至個別人“給好處”。特別嚴重的是,長期維持價格和其他方面的“雙軌制”,造成了社會核算基準的扭曲;與此同時,我們的輿論導向和政策導向,事實上都在鼓勵“工農兵學商、一起來經商”的行為。這為“官倒”、“私倒”利用價差、利差、匯差等大發橫財大開方便之門,打擊了正當經營的工商業和誠實勞動、勤懇工作的勞動者,使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日益加劇。而在分配不公受到愈來愈多的評判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卻親自出馬鼓吹“腐敗不可避免論”,並為官倒行為作辯解。於是,近年來腐敗現象在幹部隊伍中迅速蔓延。在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十分嚴峻,連續兩年1/4以上的城鎮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況下,奢侈之風卻在各級官員和高收入社會階層中愈刮愈烈。分配不公和腐敗蔓延,引起了各階層群眾的強烈不滿,這也是這次動亂中那麼多群眾能夠輕易地被挑動,同情、支持甚至參加反政府活動的重要原因。

第四條,在1984年糧食大豐收後,由於連續的通貨膨脹造成農產品價格相對偏低,農業生產已經出現問題。但在當時,領導上對整個農業的形勢堅持作“樂觀”估計,採取了某些不適當的農村經濟政策和在計劃生育問題上“開小口子”等錯誤的做法。趙紫陽同志在農業開始走下坡路、農業物質技術遭到削弱和農民種糧積極性急劇下降的事實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仍然粉飾太平,認為糧棉生產已經“過關”,只是流通環節存在問題。與此同時,採取了向農村加工工業急劇傾斜、拔苗助長的所謂“以工補農”政策。這種政策既打擊了城市大工業,又並未真正起到扶助農業的作用。相反,由於農業同非農產業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反過來,又打擊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而在缺乏平等競爭、不能做到優勝劣汰的條件下對鄉村企業的發展要求過高過急,加上地方財政包乾制度的影響,使大量設備差、效率低的小企業發展起來,與國營大中型企業爭原料、爭能源,致使全社會的經濟效益明顯下降。社會經濟效率的下降,又大大降低了國民經濟對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鄉非農產業轉移的承受能力,影響了社會安定。

第五條,在近五年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由前五年的改革促成的經濟繁榮顯然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越來越多地依靠吃老本、“超分配”和通貨膨脹來支撐過高的增長速度和維持表面的繁榮。1986年以後,他一直對“通貨膨脹有益論”和“緊縮(需求)有害論”採取支持的態度,反對對有購買能力的需求進行有效控制。直到1988年夏季,在嚴重通貨膨脹已經一觸即發的形勢下,他仍然聽不進專家學者的勸諫,繼續抵制和阻撓對經濟環境進行治理,公然主張“用通貨膨脹支持高速度”,終至釀成1988年秋季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黨中央做出治理、整頓的正確決策後,趙紫陽同志又極力推卸他多年來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導致宏觀經濟失控的責任,硬說通貨膨脹是由1988年中央關於價格改革的決定引發的。

吳敬璉還說:“他(趙紫陽)的‘智囊’班子,則散布流言蜚語,阻撓治理整頓,其後更藉機製造事端,煽動動亂,把經濟危機推向社會政治危機。”

獻計獻策糾正趙紫陽的惡果

在吳敬璉所執筆上書的第三部分中,深感憂慮的經濟學家向中央決策層獻計獻策。他列出了兩大類措施:“可以立刻採取的措施”和“帶根本性質的對策”。

前者,當務之急是“近期內做幾件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事情”,包括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行為,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特別是流通領域的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建立近親迴避制度;取消高級幹部的“特供”;堅決禁止小轎車進口和削減高檔消費品進口,等等。在雙軌制還未取消的情況下,實行物資、資金、外匯計劃分配公開化的原則,所有貸款指標、物資調撥、外匯額度的分配情況,都要開列清單,公之於眾,禁止領導個人批條子和代人說情。還要對執行治理、整頓計劃的情況立即作一次全面檢查。對壓縮投資和行政開支,壓縮計劃外企業未“到位”的,發出黃牌警告,限期實現。重申原定的投資、信貸控制指標,要求有關部門千方百計地加以實現。

第二類對策,是吳敬璉等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他寫道:“現在形勢緊迫,時不我待。我們考慮,利用平息暴亂以後有利的政治態勢和中央較為集中的權力,推行某些強有力的措施,用三年左右的時間把通貨膨脹率壓到5%以下,儘快把經濟關係初步理順,還是有可能做到的。”

他指出,“雖然實施這些帶根本性的措施,會有不少思想認識上和實際利益上的阻力,而且容易造成某些社會震動,但不實行這些措施帶來的風險更大,因而勢在必行。”

是哪些“帶有根本性質的措施”呢?吳敬璉列出了四大項,每大項又列出了若干條目。這四大項是:

1、改變導致經濟管理混亂、經濟結構惡化的財政大包乾、外貿大包乾和信貸切塊包乾制度,重建能夠有效運作的宏觀管理體系。

2、在克服行政性分權、地區部門各自為政帶來的惡果的條件下,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雙關齊下,調整產業結構。

3、企業承包制要轉向規範化的經濟核算制,要保證國家原有資產只能增加,不能減少。要根據企業規模和經濟特點,建成不同類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

4、價格是商品經濟的基本參數,價格體系不合理,商品經濟難於正常運轉,各種經濟調節手段也缺乏有效運作的基礎。

在論述價格改革時,吳敬璉再次批判趙紫陽說:“其實,當時關於價格改革這一關非過不可,不能繞開也不能長久拖延的判斷不錯,只是由於趙紫陽同志堅持在繼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條件下‘闖關’,才導致了重大挫折。”他認為,如果在改革的步驟方法上精心設計,並在收緊貨幣供應方面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實行價格改革還是具有可行性的。

吳敬璉在文中強調:“為了爭取民心,堵塞亂源,除了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外,還要十分注意加強經濟工作……必須在短時期內做出顯着的成績”。

記者曾給吳敬璉先生髮出電子郵件求證關於這篇上書的情況,但至今仍未得到迴音,希望下一期能向讀者提供吳敬璉的答覆。

附:2010年4月26日,共識網刊發趙燕俠的文章《變臉“泰斗”——吳敬璉》

關於吳敬璉兩個版本的傳記之爭,近日持續升溫,看似是兩位傳記作者之間的歧異,卻不期然撕開了“經濟學泰斗”吳敬璉的假面具。

傳記風波的兩個主角柳紅和吳曉波,都是財經界知名人士,柳紅是學者型的作家,吳曉波應該也是,但吳善於經營,對做書賣書的市場化門檻更精熟,他寫的書本本暢銷,更是中國名列三甲靠寫書成為千萬富翁的流行寫手。這本來無可非議,亦系他的長處,因為當下中國正是一個靠包裝行銷的鍍金時代。吳曉波只要坦承他寫的《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是拼盤式、普及型的一個精裝快餐盒,這場風波就掀不起來,又或頂多只會濺起些許浪花。問題是吳曉波什麼都要,哪一頭好處都要佔盡,他僅憑與吳敬璉錄音訪談二十個小時,在沒有採訪過其他人的情況下,就寫出了洋洋大觀的二十多萬字,他在行銷時還標榜此書的學術性和權威性,這就難免令行內人側目,更何況這部只用了兩三個月時間寫出來的書,涉嫌抄襲剽竊另一位作者着作,她就是寫《吳敬璉評傳》的柳紅。

柳紅曾任吳敬璉的研究助手長達九年,並在2002年寫出了第一本吳敬璉的傳記《吳敬璉評傳》(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而對新鮮出爐的吳曉波版傳記,柳紅於今年2月8日的《經濟觀察報》發表《話語權背後的社會責任》、3月11日再發表《面對歷史只有誠實和謙卑》,一針見血地指出吳的書中存在14類硬傷,6類軟傷。其實無須吳曉波拿出“謙卑”來,只需要他大方承認參考了柳紅八年前的《吳敬璉評傳》,柳紅的批評大概也就止步於學術範疇的商榷討論。但吳曉波卻回應以《對於誠意的懷疑我必不能接受》一文,並聲明以後不再回應外界的批評和議論。他的傲慢和虛偽,把柳紅逼上對簿公堂之途。不難想像,一本“急火快炒”的大部頭,不需要採訪吳敬璉以外的任何人,僅用兩三個月就推上書架,這樣的“傳記”不參考別人現成的《吳敬璉評傳》是不可能的,吳曉波若在卷末對自己參考過的着作之作者表示感謝,情況或者會不一樣。但飛揚跋扈的吳曉波不屑於“感謝”別人,他認為自己在這一行里有巧取豪奪的文化霸權。

柳紅VS吳曉波的“侵權”官司,欲知結果尚需時日,但柳吳之訟事,令傳記的主角吳敬璉置於聚光燈下,他那頂“泰山北斗”的紙糊高帽就穿幫了。原來號稱“吳市場”、“學者的良心”的吳敬璉,自己就是一個怎麼都伸手要,哪一頭好處都要佔盡的角色,他正是專制社會沒有脊梁骨的知識分子典型。

根據吳敬璉女兒《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五七年反右時吳敬璉的父母均打成右派,年齡已27歲的的吳敬璉居然和父母“劃清界限”,並毫不容情地“揭發批判”。到了1964年,中共組織批判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年已34歲的吳敬璉是打棍子急先鋒,他不惜用人身攻擊去狠批孫冶方。

吳敬璉女兒這本書還披露,父親當年不許媽媽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椅子。他多次對家人宣講無產階級的情操:“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這和“吳市場”有一絲一毫的相似嗎?誠然,那都可以推諉給極左年代的極左思潮,但吳敬璉對待父母與師長的劣跡,絕對關乎人品的大是大非。

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是著名女報人,吳的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都是《新民報》(《新民晚報》前身)的創辦人。反右時吳敬璉與父母劃清界限,到了吳曉波給他樹碑立傳時,他卻聲稱自己具有憲政和改良的“家族基因”,因為母系鄧氏家族都是憲政和改良的身體力行者;同樣的話,柳紅寫《吳敬璉評傳》時,他也對柳說過。倒是柳紅事後直面歷史事實,反省了八年前書中拔高和“過度詮釋”吳敬璉的部分,因為鄧氏家族並沒有在泥沙俱下的革命狂潮中有什麼超越時代的過人之處,相反吳敬璉的上一代人,多有分屬國共兩個陣營的投身革命者,如果說吳出自一個熱衷於革命的家族,這倒可以成立,問題是“後文革”這三十年來,革命並不是一個好詞語,回望前塵,革命的確不是什麼好東西,對於被連綿的革命折騰得無比亢奮而後極端疲憊的中國,憲政和改良是一服固本培元的良藥。吳敬璉若說自己不認同革命那條渾濁河流,完全可以成立,但實在不必編造出什麼改良和憲政的“家族基因”。

吳敬璉更大的問題和這兩部不同版本的傳記都無關,“吳市場”的尊號從何而來?豈知吳敬璉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閉幕之後,他還在反對市場經濟,批判“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見《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這姑且算是思想觀念滯後吧,但吳敬璉反思過自己以往的言論嗎?不管怎樣,白紙黑字俱在,吳至少不能否認。他矢口否認的是另一段極不光彩的事迹——1988年,張五常陪同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訪問北京,趙紫陽設宴接待,當時趙和弗里德曼同桌,張五常和幾個經濟學家在另一席,其中有吳敬璉,席間吳敬璉大讚趙紫陽而大貶李鵬。吳這番話是說給誰聽的?在那個場合是否適宜?這都不去深究。然而第二年八九民運驟起,豈料六四槍聲才落,吳敬璉就急急寫下洋洋數千言揭批趙紫陽的文章。其實那時候鄧小平還未想好要怎樣發落趙紫陽,倒是李鵬對吳敬璉的批判檄文如獲至寶,旋即內部印發給中直機關某級別以上的幹部閱讀。吳敬璉這一把押對了,但做的畢竟是虧心事,吳對外從來不承認他寫過這篇東西。恰好鄧小平一句“不爭論”令批趙剎車,吳敬璉的檄文沒有擴大散發,但看過的人着實不少,要徹底抹去這段劣跡,是做不到的。

19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宣告江澤民“反和平演變”運動的終止,市場經濟再掀大潮,吳敬璉的“吳市場”這才當時得令,走紅一時。吳的虛偽本色不改,他既任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又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頂戴著名經濟學家頭銜的吳敬璉,難道不清楚在西方這是不能容許的犯罪行為?即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紅牆之下,這也是嚴重犯忌的制度性腐敗,但吳敬璉長袖善舞,樂在其中,卻扮演“學者良心”的角色,既為高度掠奪的權貴經濟張目,也偶爾為俯仰由人窮人說說話,唱唱“社會公平”的高調。於是,吳敬璉名利雙收,既是泰斗,又是巨富,還是清流,真是閱盡人間春色!

歷史學家余英時評說季羨林是否“國學大師”時,其實已一語道破。在沒有學術自由的專制國度,沒有獨立性的士人學者不可能產生什麼“大師”,何況吳敬璉連季羨林都遠遠不如。本來專製冷土上的知識分子做不成“泰斗”,做一個“人”還是可以的,那怕談不上道德高潔,品行正直總行吧,哪怕連正直都算不上,做一個正常的“人”一定可以。然而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專制鐵籠和腐惡醬缸里,連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都很不容易,知識不但要和權力嫁接,聽權力驅使,更悲哀的是,在這個金粉“盛世”,知識還要和金錢嫁接,聽權貴的驅使,吳敬璉恰好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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