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充滿信心，他絕不會同意這一統治正在進入「殘局」的判斷。相反，他「不信邪」，一定要為中共創造「中興」的局面。
不過，「中興」是需要條件的，不可自說自誇或閉門造車，以為所謂「頂層設計」可以再圓行政型計劃經濟的黃粱大夢。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
在理論方面，習近平墨守成規，其「自信」建立在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之上，而這種「理論」的成果，即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成為「中興」之大忌。
加拿大籍學者貝淡寧在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學理論十多年，他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談他的授課情況。他說自己「幾乎從未受到過政治干預」，「唯一的一次例外發生在我二○○四年到北京後不久。當時，我想教授一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但卻被告知這個想法不可取，因為我的解讀可能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人權和民主都可以，但馬克思主義不行。」這雖然是件小事，但細想想，很有意思。
馬克思學說源於西方，現在中共力圖屏蔽「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的聯繫。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奉為「神聖」，吹得天花亂墜，孰知它其實很脆弱，經不起同國外的馬克思學說流派碰撞。中國大學課堂上可以講人權和民主，中共御用學者可以拿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對其或限制或歪曲，或批駁或抵制，然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卻經不得風雨，清晰地反映出中共理論的貧乏。
理論的貧乏，折射出政治上中共維護其一黨專政的信念及粗暴施政，致使中共逐漸失去民心。不過，改革開放的市場化慣性尚未消失，而改革開放若能夠真正在經濟中深化，進而向政治領域伸展，倒也可以為「中興」之夢帶來希望。
習近平的行動戳破自己的夢
然而，習近平熱衷於作夢，卻也不惜以他的行動斷送他的夢想。
習近平當政以來，其所作所為的主旋律，是改變毛鄧之後集體領導之常態，集中權力於他一人之手，其突出表現，一是反腐敗，一是以「四個全面」勾畫其「中國夢」的「戰略思想」和「戰略佈局」，實際的大手筆，是所謂「一帶一路」。
中共腐敗之嚴重無人可以否認，中共高層在社會共識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斂，其權力鬥爭藉此展開，而習近平以「打虎」而制約「垂簾聽政」式老人干政，也有其合理性，於是，反腐敗轟轟烈烈，取得進展。
但是，中共腐敗的特色是壟斷權力。「紅二代」將權力私有化，以世襲方式進入政界、軍界和商界為最大腐敗。權貴集團吞噬財富，權力為第一要素，而習近平反腐敗，同樣作為其權力鬥爭的手段，矛頭指向黨政官僚機器，被其視為政治上有威脅的「紅二代」權貴也會有所涉及，不過，廣泛揭露的貪污受賄及濫權罪行，與紅色權貴弄權斂財的手段根本無法相比。
經濟中的困境則為增長放緩，其背後，是增長的「奇蹟」之中不可避免且迅速蔓延的產能過剩。黨國專政下的市場經濟，產能過剩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而消解，就要拼命尋求國際市場，而出口遇到麻煩，就動「一帶一路」的心思。
從鄉村書記起家的「紅二代」
習近平欲為「中興」之君，以「一帶一路」施展他的抱負，無可厚非。然而，國內經濟中市場自由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對外國企業的排擠性規定也日益增多，相形之下，這種對外以國家行為、以巨額資金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儼然前三十年國內計劃經濟實驗的國際版，其實風險極大，而嚴令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恰好為其背書。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作說明，他歷數中共十四大以後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在所謂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上徘徊多年，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才下決心承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過，即使如此，看來習近平其實還是不願意輕易放鬆黨國對市場的控制。
習近平曾在浙江當政，而浙江乃民營經濟較為發達之地。不過，他在赴任浙江之前，先是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然後擔任縣委書記三年，再到福建，從市委、地委到省委，為官七年。或許，這位從鄉村書記起家的「紅二代」，固然對農民生活有了解，對民營經濟有接觸，而從農村幹部到各級黨政機構的磨練，特別是其中的專制與弄權，看來對他更有影響，薰陶更深。
毛澤東起家於農村割據，嘯聚山林的「山大王」經歷無可避免。他感念張聞天為「開明君主」，但他得勢後便顯露霸氣，根本學不來張聞天的開明。習近平對毛澤東頂禮膜拜，視而不見民眾對公民社會的嚮往，而對市場經濟，則以計劃經濟思維予以曲解、扭曲，這對他的「中國夢」，實乃不祥之兆。
《動向》2015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