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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律師朱明勇3月23日微博：因浙江張氏叔侄冤案出名的「女神探」聶海芬，目前正在北京接受晉升前培訓，其警銜將由原警督晉升為警監。
另據媒體人石扉客微博：全國所有升監的高級警官都需先在公大進行例行培訓，聶海芬因符合升監條件，確在這次警銜晉升培訓名單之列。但浙江省廳並未直接報送聶，聶也未參加這次培訓。
3月25日廣東衛視播出的《社會縱橫》節目，有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人士透露，聶海芬被記大過一次，已不擔任大隊長。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稱，聶海芬仍然在職，只是「很久不來單位了」。
2014年4月，浙江高院院長齊奇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證實，張氏叔侄案與蕭山五青年案，沒有發現是故意製造冤案，相關人員都是在組織內部，按照黨紀政紀來問責。「對造成錯案人的問責是必要的，但也要區分程度、情節。故意冤枉人和僅僅是判斷錯誤、破案心切，還不一樣。」
有人認為，聶海芬不是一線偵查人員，故不需要承擔責任。張氏叔侄的律師朱明勇認為，作為把關人，聶海芬是此案的最終負責人。
聶海芬在此案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請看——
「既要查找證明證據打擊犯罪，又要查找反證以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擊犯罪為出發點。」
作為預審員的聶海芬，成了「神探」;預審作為刑事偵查的第一道屏障，不幸失守。
7年前，偵破張氏叔侄殺人案的巨大光環，照亮了「女神探」聶海芬，現在卻讓她在聚光燈下無處可躲。
2006年3月3日，時任杭州市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接過勳章和證書，成為1960年以來惟一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的女警察。
《杭州日報》當時的報道描述：若非是置身頒獎現場，記者很難相信，這個有着一雙親切笑眼、一對甜美酒窩的窈窕女性，就是傳說中那個專與死囚對話的現代女「提刑官」。
報道說，這位女預審員在近五年裏，牽頭主辦重特大案件350餘起，準確率達到100%，經她審核把關的重特大惡性案件，移送起訴後無一起冤假錯案。
2006年4月13日，中央電視台第12頻道《第一線》欄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報道之「無懈可擊聶海芬」，她所辦理的諸多案件，只選了張氏叔侄殺人案。
偏偏這最得意的案子，成了冤假錯案的典型。
正是聶海芬的預審結論，推動張氏叔侄殺人案錯案辦結，隨後經公訴、審判兩個環節「錯上加錯」，最終偷走了叔侄倆十年光陰。
對於「女預審員問題」，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徐定安稱，「不管哪個環節、哪個人有問題，都該承擔相應的責任」。
1「神」推測：只往有罪方向
2003年5月19日，安徽少女王冬被發現赤裸陳屍於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一條水溝內，18日晚搭載被害人的老鄉、貨車司機張輝、張高平侄叔倆，被認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根據上述央視節目，因為兩個嫌疑人的口供一再反覆，案發地西湖公安分局請求聶海芬「出馬支援」。
「在這個案子之前聶海芬已經很有名，能力確實很強。」曾與聶海芬一起學習過的一位杭州資深警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受聘擔任杭州市警校兼職教官，自編教材，向新人「毫無保留」傳授自己二十多年的預審經驗。
聶海芬出生於1965年9月，1986年參加工作後很快成為預審骨幹，是浙江省「刑偵行家」。她擔任隊長的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六大隊，負責主辦全市公安機關市級管轄殺人、搶劫、爆炸、投毒等重大惡性刑事案件的預審辦案工作。
「女神探」介入前，倆嫌疑人已交代了叔叔協助侄子強姦受害人並拋屍的「犯罪事實」。問題是，事實真相還要依靠證據說話，但恰恰是現場取證陷入了困境。
擺在聶海芬面前的，是一起只有口供，沒有任何物證的案件。在節目中，聶海芬坦言，當時既沒有在被害人身上發現精斑等痕跡，也沒有在車上找到任何物證，受害人指甲里留下的男性dna，經鑑定與倆嫌疑人無關。
聶海芬決定先查證有沒有第三個嫌疑人。在她的指導下，偵查員先後三次去安徽，試圖找出被害人dna鑑定中的另一名男子，結果一無所獲。
於是，她「只剩下一種選擇」——查證張輝、張高平的犯罪嫌疑是否屬實。
她的招數是：抓關鍵細節，把細節串起來去思考;然後通過調查去固定或者判斷細節的對錯。細節何來?完全就是張氏叔侄的供述。
辦案警察吳偉說，要把每個細節像電影的慢動作一樣，一個一個固定下來，如果形成一致的共同動作，「那麼這就非常客觀地反映當時的情況」。
張氏叔侄供稱作案拋屍時聽到水流聲，但當地群眾說，我們這條溝里平時沒有水啊。聶海芬就帶着偵查人員去調閱水文數據，看有沒有下過雨，形成水流量，能讓犯罪嫌疑人在拋屍時聽到水聲。
嫌疑人稱強姦了受害人，但屍檢沒有任何殘留物。聶海芬跟刑偵人員就去請教法醫，法醫分析說有可能啊，比如經一夜的水衝過以後，把被害人體內強姦的痕跡衝掉了。
聶海芬還做了多次偵查實驗，比如找了輛貨車從安徽開到案發地。
經過聶海芬及偵查人員的艱苦努力，基於口供形成的「客觀事實」就這樣拼貼而成，「她的時間都是精確到秒的，距離是精確到米的」，最終在參與辦案的警察吳偉眼裏：「無懈可擊」。
「女神探」的一系列動作，讓辦案警察們佩服不已。然而，幾乎所有的推論，現在看來基本上都經不起推敲。比如，受害人屍體未有被強姦的遺留物，是可能被水沖走，但也有可能根本沒被強姦。
浙江省一位公安系統人士說，預審工作包括查明案件事實和判斷有罪無罪兩項主要職能，「既要查找證明證據打擊犯罪，又要查找反證以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擊犯罪為出發點。」
聶海芬的問題是，只顧查實，忽略證偽。所有的方法，都是衝着證明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合理性而去，「其實就是有罪推定」。
2預審員：審查缺失
此次浙江高法翻案，判決書認為不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尤其以比對上dna的勾某某嫌疑最大。
遺憾的是，勾某某2005年犯下一起強姦(未遂)殺人案，作案手段與王冬案非常相似，該案審核人正好也是聶海芬，但在之前的審訊中她「未曾發現勾某某具有作案嫌疑」。
此前的dna鑑定結論，雖已明確指向與張氏叔侄無關，但僅憑有罪供述，他們依舊被認定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最新的判決書中，最讓人驚訝的是，當事人的有罪供述，系偵查過程中警方使用「牢頭獄霸」袁連芳迫使誘逼作出。
而「神探」聶海芬用以推理串連的各種細節，均基於兩位嫌疑人的供述;然後，她想方設法加以印證。
殘酷的是，這些供述是當事人被迫捏造的。浙江高法的判決書確認，從同監犯獲取及印證原審被告人有罪供述等偵查程序和行為不合法，本案「不排除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有以非法方法獲取證據的情況」。
聶海芬是否對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證完全不知情?在央視節目中，她說，「處於驚魂未定的狀態下，經過突審，開口了，兩個人都講了。」
錯誤從偵查的一開始就鑄就，而作為預審員，聶海芬本有可能也有責任發現並予以糾正。
與國外的預備性審理不同，預審在中國存在於公安機關內部，在1979年刑訴法和偵查、拘留等並列寫入公安機關職能;1996年刑訴法修訂時明確，「公安機關經過偵查，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案件，應當進行預審，對收集、調取的證據材料予以核實」。2013年開始施行的新刑訴法，這條規定原封不動。
自1996刑訴法第一次大修之後，公安機關開始推行「偵審合一」，聶海芬所帶的預審大隊，就隸屬於刑偵支隊。但無論分合，預審存在於偵查程序中，但有別於偵查且責任重大。在「偵審合一」後，對辦案警察的要求是：既能偵查，又會預審。
1979年公安部制定的《預審工作規則》稱，預審人員的職責是，查明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查明犯罪情節的輕重，正確地認定犯罪性質和罪名，檢驗核實偵查所獲的罪證材料是否確鑿，「保證不放縱敵人，不冤枉好人」。按照浙江省公安廳徐定安的說法，預審承擔的是破案後、移送起訴前對相關證據材料審核把關並形成訴訟卷宗的職能。
按照規則，預審人員對被捕的嫌疑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必須進行審訊，「對證人所陳述的事實，應當問明來源和根據」;對嫌疑人的申訴和嫌疑人提出的反證，都要認真查對處理。預審員在發現不應該逮捕的時候，還應立即報告領導人予以釋放。
廣州《羊城晚報》記者曾拿出聶海芬照片給張氏叔侄看，二人均很確定地表示，「沒見過」。記者追問有無被女警官提審過，二人均堅決否認，叔叔說「從頭到尾都沒有女人審過我」，而侄子說，只有在提取dna鑑定時，「一個女警員來給我取了指甲、毛髮」。
南方周末記者在本案的案卷記錄和一線偵查材料中，也沒有找到聶海芬的名字。
在此案中，預審的一些禁止性規定，也沒得到執行。最明顯的莫過於，禁止刑訊逼供，而像袁連芳這類協助公安機關偵查的特殊人員，原則上「不得作為證人」。
作為預審員的聶海芬，成了「神探」。預審作為刑事偵查的第一道屏障，則不幸失守。
不過，在杭州的公安系統，不少人對聶海芬報以同情和肯定態度。有人就提到，她現在的職務還是大隊長，依然在一線工作。
2011年7月，在浙江省廣播電台的《我是黨代表》節目中，這位現代「女提刑官」再次登場。節目舉的兩個案子，都是講述她如何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線，使其認罪伏法。
「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在節目中，她再次道出自己的座右銘。
但對於一個預審員來說，這句話作為座右銘是否合適?在5月6日《人民法院報》所載最高法副院長沈德詠的文章中恰好對這句話有所論述：「我們的觀念中常有『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的認識，但要有效防範冤假錯案，做到『不冤枉一個好人』，讓無辜者獲得保護，那就有可能會『放過』一些壞人，這種制度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各方面都要有心理準備，這也是維護刑事司法公正、防範冤假錯案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