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每逢香港大政治環境出現波動、本地左派主動出擊，其根源都在中國大陸。最近《文匯報》炮打港大法律學院，其他一眾喉媒從北京《環時》(「黨的聽話黑臉」)到本地《大公》(「知識分子報」)應聲跟上，便是一個最好例子。大家可以先回顧一下發生在港陸平行時空裏有關此事件的發展時程。
批鬥之風猛烈吹刮
一、去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戰鬥令，下達綱領性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這個《人民日報》稱之為「猶如向高校吹響了掃滅錯誤思潮、純淨三尺講台的『衝鋒號』」的東西，瞬間鋪天蓋地;至昨天為止，在百度已可搜得七百多萬個含此文件名稱的網頁。
二、去年11月13日：《遼寧日報》發表首篇系列文章《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批評若干大學老師「呲必中國」，是為「衝鋒號」吹響之後的全國第一炮。文章的編者按語謂：「推出之前，我們在省內外幾大高校中進行了為期兩個多月的調查，在各個學科老師和學生中間召開了七場座談會;並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在瀋陽、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五個高校比較集中的城市聽了將近一百堂大學專業課。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掌握全面準確的第一手素材，把策劃做得更紮實。」顯然，黨是有備而戰了。
三、今年1月24日，中共黨媒《求是》(前身為《紅旗》雜誌)刊發署名徐嵐的評論文章《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裏?》，指明「呲必中國、抹黑中國」者，包括北大法律學院教授賀衛方和藝術家陳丹青。
兩天之後
四、今年1月26日，香港《文匯報》全版開打，炮口對準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標題是《本報獨家報道：陳文敏貽害港大法學院慘輸中大》，措辭十分強硬，「不務正業」、「罪魁禍首」等，全都用上，有些語氣甚至比上述幾篇大陸文章還要激，兼以大幅七彩嘲諷漫畫打底。
時序上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楚。如果再考慮到香港喉媒與中宣部、這裏的地下黨與北方的地上黨之間的從屬關係，則大陸搞政治思想批鬥運動把矛頭指向大專院校老師而香港的對口單位亦步亦趨，就是意料之中。再加上九七之後，大陸派來的人員早已進佔本地喉媒取代原來本地左派，則後者唯大陸黨領導之馬首是瞻，便更加緊密利落(五六七十年代本地喉媒與大陸的比較，說到底還有一點本土味，但十多年來已經蕩然無存;這便是北人南下取代本地人的結果之一)。
「天人感應」，這不是第一次。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7年5月6日，香港就發生左派暴動，烽煙遍地，是犖犖大者。去年，大陸出現「亞文革」，十.一之後不久便吹響「衝鋒號」;這一回不出三個月，本地左派便開動鬥爭機器，可見政治上的「陸港通」已經非常直接。
負面因素陸續浮現
然而，《文匯報》等本地喉媒響應北方政治運動在港借題發難，不過是大陸十多年來政經形勢大轉變底下的其中一個小漩渦。所謂政經形勢大轉變，大家可以這樣看：從2001年到今天，大陸的轉變分兩個階段，其一是2001至2008年，其二是2008年至今，之間的分水嶺剛巧是2008年夏天舉行的北京奧運會。
頭一個階段的序幕，是2001年7月北京奪得2008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權;同年12月，大陸正式「入世」(獲世貿組織接納為會員)，其後即掀起經濟超高速成長，國力繼八九十年代累積起來的改革動力，扶搖直上，勢不可擋;2003年「神5」上天;2005年GDP超過法國、06年超過英國、07年超過德國，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工廠」;2006年初，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位列全球第一。2008年的京奧，在全世界一片讚嘆之聲中閉幕，替大陸這一階段的發展劃上完美句號。在這一個階段里，我們看得到的幾乎每一件有關大陸的大事都是正面的，連2008年5月發生的汶川大地震，也給共產黨加了分。
第二階段與前一階段比，有明顯差別。此階段序幕，便是京奧之後馬上爆出的毒奶事件。此事由2008年9月紐西蘭政府給北京「溫馨提示」始，一直延續到上周粉嶺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吳蕙芳因不斷飆升的水貨客違限「帶粉」而指「自己國家製造的奶粉自己都不敢食，乃係國恥」，五年來不斷困擾國人而黨政官員束手無策，終致毒害陸港關係，具體影響不可謂不大。然而，毒奶其實早於2007年底已經開始肆虐，不過因為京奧的準備工作如火如荼，系統里的官員上上下下都一意捂蓋子，延至京奧之後才失控迫爆;象徵意義更不簡單—前一階段甚或更久遠隱藏了積壓了的負因素，這個階段都暴露出來了：
一、成百上千乃至萬人以上參與的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頻發，2009年突破10萬宗;全國由中央到縣、村，都廣設維穩機構、進駐武警;2011年，全國維穩費開始超過國防經費;
二、八十年代初以來的一孩政策的後遺症出現，人口老化導致勞工短缺;2012年勞動人口更開始減少，2014年遇上「劉易斯拐點」;廉價勞工的優勢不再;
三、經濟增長失速，從2007年一度的14%+的高峰值到去年尾的7%+，七年跌了一半而其勢未止;過急發展導致環境極度污染，土力、水源、空氣都出問題;收入和財富分佈懸殊前所未有，以致國民消費份額嚴重偏低而另一方面投資和產能過剩，根本不可持續。以前的驚人增長速度，原來包含不少不良成分;
四、西方大衰退的幾年，大陸表面上應付得很好，殊不知乃是因為有溫家寶的龐大量寬政策支撐，效用不過一時，其後遺症慢慢浮現：量寬之後還要量寬，全社會信貸激增，公私債務與GDP的比例，短短數年已從甚低水平一躍而幾乎追上美國，成為經濟增長負累而不能已。過去自以為傲的「中國模式」出了問題，如今已經成為少人提起的冷門詞，代之而起的是「新常態」;
五、貪腐問題日益嚴重，官方口徑不得不從之前的「發展階段常見不必大驚小怪」變成「大小老虎必須一起打、否則亡黨亡國」。例如鐵道部不止頻出事故，還爆出部長、副總工程師夥同商人貪腐事件，牽涉金額達1800億人仔。還有所謂的「小官巨貪」，一個村的科長可以輕易貪一億。號稱「鋼鐵長城」的解放軍，愈高級愈大貪，一直到總參、總後勤的鯨貪;
六、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你死我活，「唱紅打黑」背後原來是太子黨之間的爾虞我詐。官二代富二代精英無心戀戰口喊愛國卻千方百計移錢移民。
虛實之間充滿自信
負面因素成為主流，完全蓋過所有正面消息，是這個階段的特點。此階段的正面消息包括GDP超過日本，以及軍備、太空科技等方面的成就等，但這些已經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以致2012年「神9」航天員訪港，只有安排好的左校學生、左派工商會名人和一些特府官員去歡迎，境況大不如2003年「神5」楊利偉的那次。一葉知秋，這也是為什麼前一階段大陸人浸淫於「強國」的真實與虛幻之間而充滿自信，這一階段則出現統治階級有懼於幾個教授「呲必中國」、雖去其位滅其聲猶不可稍安。
京奧之成為分水嶺，非因京奧本身，只不過是一個機緣巧合。不過，發展中國家主辦奧運，又的確往往是一個分水嶺。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標誌着日本經濟起飛、成為發達國;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漢城2005年改稱首爾)，不僅把南韓帶進民主時代，還促進了其後的經濟發展。但是，對大陸而言，京奧的分水嶺意義卻不幸是負面的。
進入第二階段之後，大陸出現了一些奇特變化，主要是在國民心理方面的。由於有前一階段的驕人成就，再加上西方特別是美國於2007年開始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和延續多年的衰退和慢增長，幾乎都要靠大陸的經濟「吊命」，大陸上上下下的「強國意識」因而泛濫了。然而，這個強國意識有一滯後效應，形成於前一階段的實質基礎上，進入後一階段之後依然旺盛卻難以宣之於口而須匿藏於內心，與漸現的困境(「新常態」)形成強烈的矛盾;這種既高傲又不安的不平衡心態，偶爾爆發便異常激烈。
第二階段發展到今天，形勢愈來愈不利。去年大陸央行幾輪量寬的效果都煙消雲散，而且消失得愈來愈快;定向寬鬆不濟事，於是惟有推出去年底至今的幾度降准降息、全面寬鬆，但11、12月的經濟數據卻愈來愈差。1月的更差，進出口同時下跌：出口額同比下降3.3%，而反映國內生產與消費的進口額，同比更大幅下降19.9%;大宗商品如鋼材、原油等，在國際價格插水的情況之下卻連數量以噸計也下跌了。
今年的境況異常不妙，可拿上海為例。上海去年初訂下的地方GDP增幅目標是7.5%，實際結果剛剛公佈，是全年增長7%;不過，上海卻聲明今年不再訂增長目標。這是一個奇怪的做法。至今天，全國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當中，二十六個已公佈去年業績;除了上海，其他所有地區都已訂出明年GDP增長目標—無一例外都下調0.3個百分點(北京)到3個百分點(山西)不等;後者是十分大幅的下調!為什麼上海不訂指針、不公佈下調多少呢?答案很簡單。北京從去年實際的7.3%下調到7%還可以，但如果上海從去年的實際7%再下調，就「見6」。上海是大陸經濟的龍頭大哥，「見6」怎麼好說?
其實6%在國際上是了不起的，但大陸的國情特別，6%不僅有實際問題，影響社會穩定，還有面子問題，既因為無法再有「中國速度」，也恐怕今年會給印度追上。八九六四之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幾乎就繫於「中國速度」，如今連這個也危危乎了，北京及其支持者怎能不「憂國憂民」?
外軟內硬路線改變
正是因為這些第二階段轉變愈來愈急愈不利，所以北京領導自去年起改變了對外對內的政策路線。對外，忽然變得溫和了。先是去年提早撤退與越南對峙的中海油981鑽井平台，然後不提(幾乎)「說好了的」南海防空識別區，跟着便同意與日本解凍雙邊關係，暫緩與印度邊界對峙，習近平接受美國邀請作國事訪問，對美國再度售武台灣只由官方發言人在回答記者發問時作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抗議」，等等。
對內卻完全相反，忽然變得強硬，一手打貪兼移除政敵並乘機安插自己人，另一手就是搞「亞文革」製造白色恐怖：收緊言論尺度、嚴限網絡行為、加強思想管制、上綱上線點名攻擊個人，等等。無他，形勢愈發不利，中共愈知道這一回「輸不起」。
在香港，2012年安排梁振英當特首，首先是前一階段的「強國意識」滯後效應的結果，認為可以不必繼續買賬和善對待港人、可提早「解放」香港(儘快實現把香港「澳門化」)。然後就是被迫面對第二階段的客觀情況，包括不少港人前一階段對大陸的「美麗誤會」急速消失而產生前所未有的強大反共離心傾向，知道自己沒多少的軟實力在香港行不通，於是決定採取強硬路線，如同在大陸一樣。強硬路線的具體表現有兩個，一是讓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警告港大學生刊物《學苑》，一是讓《文匯報》等港陸喉媒向港大法律學院進行罕有的圍剿。
大陸的一股「亞文革」左風，便是這樣產生、刮到香港來的。董建華的一句話這回沒錯：大陸衰、香港衰。然而港人無辜受辱，自然更多人反共、更強烈離心，在心態上漸漸與台、蒙、疆、藏等處於帝國邊陲上的民族看齊，同病相憐故也。這個變化，在兩年前還是不可想像的。
來源：香港《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