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時代周報》駐華記者Angela Köckritz來說，一切就這樣突然發生了。先是助手張淼被拘留，緊接着她自己遭受巨大壓力。最終她決定逃離中國。
德國之聲：您的助手張淼從被逮捕到現在已經過去3個多月了。現在您才決定把整個過程用文字形式詳細地記錄下來。為什麼您等到現在才這樣做?
Angela Köckritz:實際上我們一直是按照中國人要求的那樣去做的。我們給了他們時間在背後進行協商。但是這什麼也沒換來。所以現在我們決定把整個事件公佈於眾。
德國之聲：您的助手張淼是在從香港返回北京後被捕的。她和您一起在香港報道了"佔中"運動。現在中共官方對張淼的具體指控是什麼呢?
Angela Köckritz:煽動騷亂。最開始他們告訴我，張淼捲入了一場村民紛爭。他們說，她辱罵警察、推搡警察。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讓人生疑。官方到底對張淼做出怎樣的指控，我們到現在都不清楚。我們從來沒看到證據。"煽動騷亂"這樣的罪名常常被官方用在打壓政治異己的場合。這種罪名定罪的外延可以很廣泛。
德國之聲：目前張淼的情況怎麼樣?您最後一次聯繫到她是什麼時候?
Angela Köckritz:張淼的律師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去年12月25日。我們最後聽到關於她的消息是說就目前所處的情況來看她還算過得去。據說她身心都受到折磨。不過具體她受到哪些折磨，這個我沒法準確地說。我們沒有可靠的信息了解到張淼現在究竟怎麼樣。
德國之聲：您也被中國的安全機構叫去審問了很多次。您能講述一下具體情況嗎?
Angela Köckritz:我一共被問詢了4次。在這之後我就離開了中國。如果我不走，可能還會被叫去談話。這種問詢每次都持續數個小時。最長的一次持續了4個半小時。每一次都是新的面孔在審訊我。最開始遇到的是一些經驗不太豐富的調查員，到了最後就是經驗豐富的調查員了。他們用了很多花招，一直嘗試攻破你的心理極限，目的就是讓你緊張、害怕、在談話中出錯。他們在問詢的過程中威脅我說我可能得不到下一年的工作簽證。不過他們沒有再威脅我有可能要承擔其它什麼負面的後果。但是再往後，他們暗示我，我是個間諜，我組織了香港的民主運動。
德國之聲：有沒有哪件事讓您印象尤為深刻?
Angela Köckritz:有兩件事我永遠也不會忘掉。在第三次審問當中，有個調查員特別喜歡用騎馬做比喻。他跟我說，在騎手和馬之間最重要的在於騎手必須在短時間之內迅速贏得馬的信任。然後他問我是不是信任他。我回答說，我不是針對您個人，但是我的回答是"不"。然後他說，我的助手承認，是我組織了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我說，我不相信他說的話。
對我來說只有三種可能：要麼是張淼被逼迫這麼說的，要麼就是張淼撒謊，再或者張淼從來沒說過這樣的話。然後那位調查員又說，沒準還有第四種可能。緊接着他衝着我大喊起來："你撒謊!你撒謊!你撒謊!"
第二個讓我永遠忘不了的事是，德國大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對我說，我可能最好應該去給自己找一個律師。因為如果我被捕了，大使館除了抗議什麼也做不了。當時我想，恐怕我儘快離開中國是最好的打算。
德國之聲：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請外國記者去談話，這種事好像已經習以為常了。不過對您採取這種程度的壓力，這似乎達到了一種新高度。您所經歷的可以說是首例嗎?
Angela Köckritz:對我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經歷。所以我也特意詢問了一些很有經驗的外國記者，也包括外國駐華記者協會的成員。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爆發之後，有一些駐華記者受到傳喚，他們被告知工作簽證不會被延長了。同行中大部分人都因為採訪調查工作和地方公安機關有過摩擦。但是達到我這次所經歷的這種程度的事，以前還從未發生過。沒人能想起來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
德國之聲：您的助手現在仍然被拘押着，您怎樣來對待處理這件事?
Angela Köckritz:這所有的一切剛剛發生的時候，我試着克制着自己內心的情感。那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不管怎樣要把張淼弄出來。這種想法牢牢地控制住我的大腦和感情。在我寫下整段經歷的時候，我覺得心痛無比，因為隨着對事件的回憶很多感情一下子爆發出來。寫作往往都會有這樣的經歷。所以這一篇文章可能也是到現在為止對我來說最難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難寫也是因為我和張淼是非常好的朋友。
德國之聲：您現在已經回到德國。在職業上您有什麼打算?
Angela Köckritz:這個我現在還不太清楚。我想先寫完手頭的一本書。然後再考慮其它的。
德國之聲：您能想像以後重新回到中國工作嗎?
Angela Köckritz:當然了!我和鄧小平一樣。我會回來的。
Angela Köckritz作為《時代周刊》駐華記者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