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向左轉：中國高層與底層的奇特契合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47期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8日
    
    2014年是中國政治向左急轉的一年，連「憲政」都被批成「是敵對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價值觀滲透」。意識形態專家邢賁思在《求是》上撰文宣佈，歷經十年、投入巨額資金人力的「意識形態三峽工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已經建成。黨媒用語與左派、五毛用語幾乎一致轉成深紅，說明中國50後一代政治高層與80後一代底層青年，在「左」這一點上達成奇特契合。前者是中國的政治舵手，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後者人數眾多，聲稱嚮往社會主義。這樣的領袖與群眾相結合，究竟會將中國導向何處？
    
    荒謬世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共享同一意識形態
    
    人人網是中國大專院校的校際網，《人人網左派青年的共識》是在校大學生研究生當中的左派青年表達政治立場的宣言。他們對國內矛盾如此表述：「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上下矛盾，而非內外矛盾」，這種矛盾與改革初期已經不同，「是社會性質根本變革後，有權獲利的階層和普通無權人民的根本對立，是政治經濟地位的徹底對立。」對國際關係的認識，他們認為，「總的說來，我們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二流帝國主義國家，所謂內外矛盾的實質就是，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與既成世界格局的矛盾。」
    
    使用以上語言系統來表達政治主張，是中國青年所受教育導致，因為在中國大學裏，他們只能學到這套思維與話語。公允地說，上述這份「共識」出自「中左」，比毛左要理性得多，也沒有新左那種向權力獻媚的色彩。
    
    中宣部與左派青年雖然共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但用語卻完全不同。對國內矛盾，黨宣系統表述為，因為「社會分配不公引發的矛盾，政府正在加大解決力度」，對國際關係則表述為「要警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扼制中國，妄圖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陰謀」之類。黨宣系統根本不承認中國有什麼「上下矛盾」（即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天天宣傳人民政府心繫人民，一切都為了人民。
    
    在對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上，中宣部比這些青年更清楚，即馬工程之類無非是馴化人的頭腦，讓教育對象認同中共政治的合法性。所謂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由一連串駭人聽聞的事件組成，比如土改、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其真相至今都還是不許觸及的禁區。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宣傳於中共而言，只是用來騙人的一塊招牌。這種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共享一種意識形態的狀態，為後者帶來的最大難處就是，被壓迫者要麼認同它，要麼就批判它，揭穿它。但中國的左派青年並非精研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專家，其中大部分人甚至不清楚本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帶給中國人民的磨難，更不清楚百年共運帶給人類的巨大災害，根本不具有揭穿的能力。少部分毛左則極力篡改歷史，閉眼胡說。於是就出現了目前的荒謬狀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共舉一面社會主義大旗，各說各話，算「一社各表」吧。
    
    這一點，人人網的左翼青年好像還算明白，所以宣示：「我們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認真傾聽人民的呼聲，以創造性的理論回應人民的關切，而非要求人民遷就自己，甚至要求人民服從自己的指揮節奏。」
    
    左派的視角盲點：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但這種雙方共享同一種意識形態的狀態還是帶來了許多混淆。破土工作室曾發表一篇《APEC期間建築工人所為何事：當汪暉老師遇上維權農民工》，記述了新左著名代表人物汪暉與北京工地的建築工人的一次座談會，參加者來自四川、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十餘名在京建築工人，勞動法律師、工會幹部和勞工社會工作者，語言與思維明顯有左派色彩。從內容來看，這次座談充分反映了座談者自身都未意識到的混亂。
    
    比如在豐臺區法院審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時，從工人所述可以明顯看出，是政府失職，因為審理、賠償執行都是需要國家（司法）力量介入的，但工人卻將此歸結於涉事單位的拒絕支付，並稱「行政和司法都難以解決我們的問題，我想我們應該要建立我們建築業農民工自己的組織來維護我們的權益。」又如工地涉黑問題，企業不按約定付給工人工資，並動用黑社會力量驅趕工人，他們也沒意識到，這種狀態是政府失職，「我想政府、媒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我們工人想自己成立一個工人自己能夠互幫互助、能為工人伸張正義的組織。」仿佛允許成立工會了，這些需要國家力量介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其中有段話又是濫用市場概念，錯得離譜：「如果全社會都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那麼自然相關職能部門和工會組織也就成為市場所配置的資源了」。「相關職能部門」即政府顯然不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產物，政治學闡述政府的起源指出，人們出於安全的需要，將自己的權利讓渡一部分給政府，比如交納稅收供養政府，以交換政府的保護。工會的產生同樣也不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產物，而是工人的政治權利得到保證的結果，與之相對應的組織是企業。這裏涉及的關係是國家-組織-個人三重關係。如果政府不作為或者惡意作為，人們又不能向政府問責並通過選舉活動定期更換政府，任何群體組織的政治權利都得不到保證。而排斥三權分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不提供任何保證個人權利的制度資源，也不提供任何獨立社會組織活動的社會平台。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點是批判性有餘建設性極差。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有如一面鏡子，讓資本主義從中看到了自己的醜惡一面，不斷改善自己。各種爭取權利的運動應運而生，比如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到1948年以後再引進人權理念。在寸積銖累的不斷進步中，終於形成了現代民主政府與公民社會。這種社會最大的特點是政治上實現三權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確個人權利與責任的個人自由基礎之上。這種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為主，公民對政府及其公共服務有批評的權利與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管道，可以通過選舉定期更換政府。而按照馬克思理論建立起來的前蘇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恰好以剝奪公民的政治權利為其制度基礎。在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下，若工人以為自組工會就能解決一切，實在是自欺欺人。莫說自組工會這種行動向來被當局視為顛覆之舉，就算真成立了，沒有一個公正履行政府服務職能的政府，工會也難以解決任何問題。
    
    「馬工程」造就的青年將決定中國未來
    
    中國左派有極左（毛左）、中左、新左之分，正在按其傾向集結，烏有之鄉、工人論壇都是他們的陣地。烏有之鄉算是極左代表。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確實是權貴與資本相結合產生之惡，但根源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這一制度為權錢結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中國左派卻刻意迴避了制度之惡，將一切歸結於資本，尤其是西方資本與民營資本，偏袒國有壟斷企業，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根基。往好里說，這是中國左派那種特殊稟賦即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維作祟；往壞里說，則是毛左面對強權所表現的一種精明算計過後的怯懦。烏有之鄉上黎陽的文章《上海外灘踩踏事故與「公知」的亂世「自由」》，就是毛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巔峰之作。
    
    在中共意識形態三峽工程的作用下，國家造就了一代左傾青年。這代青年也將造就未來的中國。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德國社會劇烈變遷導致傳統社會瓦解，價值觀劇烈變化，城市裏滿是解放的、孤獨的、無根的年輕人。這些青年最後都成了左翼青年運動的中堅，也成了希特拉政權的社會基礎。中國現在的情況也與德國那時相近，由於社會向上流動管道嚴重梗阻，不少受過教育的青年卻面臨失業的困擾，他們在尋找出路。習近平出於管控輿論的需要，為這些底層青年提供了五毛這一龐大的就業機會，並樹立了周小平、花千芳這類毫無良知、以取媚政府為唯一目的之行業榜樣，五毛職業已經成為底層失業知識青年的甘露。處於最底層的五毛與政治上層本屬於利益對立的雙方，卻善於用壓迫者那一套思維來思考自己的生存處境，視真正保證人民利益的西方民主制度為寇讎。
    
    可以說，中國政治高層的向左急轉，與底層青年長期被培育出來的左傾，在一個最需要清醒思考的時點奇特相遇，是中國的不幸；因為這兩種力量相遇之後，只會憑藉權力與人數的優勢，將中國帶入一個新極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