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1月9日，被指為黑社會提供保護傘的青島市原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隊副支隊長單果濰在受審期間，在網絡中發表《萬言書》稱，「我莫須有地被迫害誣告成了聶磊黑社會的『保護傘』」。單果濰案其實是綿延4年以上的針對聶磊系列案的青島打黑「打傘」(黑社會保護傘)運動的餘波。至此，該市已有一正三副四位局長涉案，市公安局2007年的領導班子成員落馬者近半。由此呈現的各種亂象，也揭開了中國基層公安系統的堪稱「惡劣」的生態環境。
青島黑社會老大聶磊案是在2010年因偶然事件引發，當時正值「政法沙皇」周永康主持全國政法工作、薄熙來在重慶打黑如火如荼之時，因而有遙相響應之勢，且說明了「打黑」的必要之處。不過青島與重慶的「打黑」過程均需仔細審視。另外，山東青島的聶磊、四川的劉漢、山西的張新明，崛起於上世紀90年代的三位與官場深度結合的「黑社會老大」的集中出現，也折射出中國基層官場生態的惡劣程度，預示着中共對基層官場進行自我整頓難稱樂觀的前景。
「地頭蛇」聶磊滲透青島公安
近日有關聶磊系列案的新聞信息非常多，其中很多都是舊聞再炒，或是一些被官方證實的坊間傳聞。這是因為，該案起於2010年，已經持續4年之久。很多人都已經忽略掉一件事，這是周永康主持政法工作時期的一項「政績」，只是案發時機有些突然。據媒體披露，2010年3月27日凌晨，在一家五星級酒店頤中皇冠假日酒店三樓霧之花夜總會發生一場嚴重的暴力打砸事件，事起於聶磊手下組織的4名「小姐」去此地賣淫而與保安發生爭執所致。不巧的是，當時前來青島參加國家賽事的15個國家或地區的70餘名跳水運動員正在此地下榻，使之成為一個國際新聞事件。
當年6月23日，公安部下發B級通緝令，捉拿聶磊。後者於2月後於北京落網，他可能是認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自己的「小聰明」沒有得逞。同時，青島市展開了一場大規模高烈度的打黑「打傘」運動，時至4年多後的今日仍未完全平息。在當地公安系統，除了正廳級的原市公安局局長王永利外，還有市公安局副局長王延球、楊加平、姜集喜，市內各區分局局長於國銘、馮越欣、單果濰、胡良才，以及其麾下胡冬傑、王林良、韓進傑、王東、楊玉亭等等涉案落馬。
這些人事動盪完全集中在青島市公安系統，這也反映了當地公安系統真實的生態環境。已在受審的單果濰所透露出的一些「內幕」雖然尚未得到證實，但是外界認為較具可信度，是窺探基層公安執法狀況的一個切入口。單果濰曾是聶磊專案組指揮者之一，他表示，開始組織的20多人的專案組3天時間就被聶磊團伙瓦解了。在抓捕其骨幹分子任昊時，曾經4次抓捕無果，「情報的泄露全部來自警界內部」。
單果濰事後被控受賄罪、貪污罪，以及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三項罪名。如果他不是自己所稱的聶磊安置的「內鬼」，那麼被滲透的應當另有他人。單果濰在《萬言書》中說，「我莫須有地被迫害誣告成了聶磊黑社會的『保護傘』」。「辦案人員分為四個班運轉，採取車輪戰術，不讓我睡覺休息，把我銬在約束椅上，用打背銬等多種手段，變相體罰，目的是逼我承認保護傘問題。我一再聲明是被黑社會迫害，他們便折磨我，不讓我睡覺，聲稱這就是熬大鷹，並一再威脅態度不好就抓家人。」
就此來看，基層公安系統至少普遍存在兩個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與社會利益的非法勾連，十八大後的四川、山西也出現了這種情況;二是執法過程存在嚴重違法情況，青島與重慶的打黑都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多維新聞此前曾有文章《公安執法舊病難去去周永康化仍未完成》指出，十八大前後至今，重慶、四川與山西公安系統已經各自經歷過一場劇烈的人事動盪，但是其發生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或是因周永康薄熙來事發，或是因中央對政治生態的不滿。那麼，這也就意味着還有其他一些存在相似情況的地區。外界難以相信，像王永利、單果濰之類的長期違法的執法人員能夠從此「改邪歸正」，其中一些正是得益於不法勢力相助才得以升遷。
黑社會「三巨頭」呼風喚雨20年
聶磊與涉周永康案的四川「黑金商人」劉漢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一，二人都是白手起家;其二，二人的起步的時間點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其三，二人都曾涉足過隨時勢而興的房地產、賭博遊戲機廳等業務;其四，二人均打通了官場執法系統。當然，還有一點是兩人都堪稱地方一霸，「黑社會老大」式的人物，憑藉違法行為而生，身上都有命案。除聶磊與劉漢外，還有山西「黑金商人」、被稱為「山西賭王」、「山西地下組織部長」的張新明，後者也是起身於上世紀90年代，與官場關係緊密，媒體稱其「涉黑、唆使殺人、騙貸、洗錢、巨額賭博、行賄、偷稅」，甚至操縱司法買官賣官。
劉漢組織四川黑社會
顯然，對於聶磊、劉漢、張新明三人的分析可見，他們所代表的是一個群體，是一種現象。雖然這些人都是僅限於地方的「地頭蛇」，比之上層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等人仿佛螢火之光，但是其對官場的全面滲透的程度更深，其犯罪情節更粗暴惡劣，更令廣大普通民眾畏懼憤怒。也更是這些官場與社會層面惡性力量的相互勾結，使中國的底層社會生態變得污濁不堪。民眾隨後也會將對這種環境的不滿憤怒情緒轉移到執政者身上，使其遭遇深重的執政危機。
事實上，這種情勢的產生有其必然性。改革開放初期的十年，中國社會和市場尚且處於萌芽狀態，在90年代迎來大爆發式發展。在社會缺少法治和秩序，官場綱紀鬆弛的背景下，底層的發展就會呈現出兩面性，有良性的一面，也有惡性的一面。顯然在短期內，後者的暴利特性使其具有了更強的競爭優勢，而且與官場權力的結合不可避免。現今很多企業家在當年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都有僭越法治或者鑽過法律漏洞的「原罪」。
在20多年的時間裏，有的原本循規蹈矩、默默無聞、依法辦事的小人物、小企業逐漸成長、發展、壯大;有的及時轉型「洗白」，成為行業翹楚、社會精英、文化名人;也有的「一條道走到黑」，將自己的黑惡勢力滋生蔓延，在地方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結成勢力網、利益集團、地方「小王國」，並有繼續向上衝擊的態勢。其中劉漢的發展勢頭最令人驚懼，因為他搭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便車」，不僅有染指高層之勢，且已有涉足海外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