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香港有影響的紙媒曾披露：作為改革頂層設計集體重要成員的王滬寧，被指「改革思路與習的想法不一致」。現在，這一傳聞得到證實而且非止限於王滬寧一人，因為習近平基本上否定了現存的智庫體系。
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第五次中央深改組會議、習稱要提高改革設計方案質量後，十月二十七日又稱：「隨着形勢的發展，智庫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尤其缺乏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外界對此評論說，習近平已經明確感到了深化改革的「腦部不適」，或者說習在重大政治決策方面深受「腦病」之困擾。
社科院將被邊緣化
自今年一月二十三日以來，中央深改組已經召開了六次會議，其中第一次與第二次之間相隔二十五天，而第五次與第六次之間相隔二十八天，遠比第四次與第五次之間的四十二天要短。此次創下間隔時間「第二短」，說明深改任務非常之繁重。從會議審議的四大意見重要文件看，深改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取代了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職能。張德江的權力進一步被弱化，儘管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時張是第一副組長。
四大意見包括協商民主、上海自貿區、新型智庫、科研設施利用諸事項。涉及智庫一項，習的說法有些「過於直白」，北京一位資深政情觀察人士指「社科院必將被邊緣化」，儘管社科院自己標榜「真正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信得過、用得上、離不開的思想庫和智囊團」。習近平在第六次深改組對現存智庫的否定，表明離社科院越遠越好。
作為左棍蝟集之地，社科院已成為繼薄熙來時代重慶之後的第二個「准政變基地」;其所謂「信得過、用得上、離不開」本質是想從思想與戰略設計層面左右黨權核心。
國經中心嚴重利益化
社科院從二○○四年就提出做中國最大最好智庫的目標，歷時十年多，不僅目標未實現，還深度捲入了黨權高層鬥爭。在周永康打造的維穩系與文宣系的聯合平台上，社科院借着學術名頭積極參與各種思想鎮壓活動。期間，搬出了美國一份《全球智庫影響力研究》報告當說辭，順勢自封「亞洲最頂尖智庫第一名」，以及「非美國最頂尖智庫第二十五名」。還有，把所謂「學術代表人物」進中南海講課視為一大成績。但此類講課不知是質量不夠還是聽課者素質太低，收效不甚了了。弄到今日田地，習近平「腦病」發作，直白地說「智庫建設跟不上」。
時在二○○九年，社科院剛宣佈獲美國封為「亞洲第一智庫」，兩個月後就有新的智庫機構，是為前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曾培炎領銜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該中心一登台，勢頭就超過了社科院，按其自己對外發佈消息說，「一時有『中國最高級別智庫』之稱」。為配合巨大權力背景的新智庫造勢，兩個月前還吹捧社科院在美進榜的雜誌轉了調門，含沙射影地攻擊社科院的專家只會「揣摩上意」。然而，五年過去了，被簡稱為國經中心(CCIEE)的智庫亦未在國家戰略方面拿出任何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僅限於它自己定位四大經濟方向(研究、交流、合作、諮詢)。
國經中心從一開始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架子，執行副理事長多達七名，副理事長十位。知情者諷刺曰：「好像婦聯，不嫌副職多。」此有半官半民名頭的智庫領導成員中前官員不在少，如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等。在職官員有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國開行董事長陳元等。此種人事構成大益於弄經費，在學術活動名義下揮霍更是無風險，遇到過問就打民辦名頭，遇到收錢就打官辦名頭。據知情者所說，「國經中心其實就是『院外集團』，心不在學術而在官場」。當時的媒體高調報道說明了另一個問題，似乎官學兩跨的所謂智囊們無心學術而樂做傳媒明星。報道說「幾乎任何一位都是當下媒體所追逐的關鍵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