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盃足球賽正在北美洲進行十六強戰，然而擁有巨大人口的中國卻連參加小組賽的機會都沒有。即便本屆世界盃首度將參賽隊伍從32隊大幅擴編至48隊，中國所屬的「亞洲足球總會」（AFC）更獲得史無前例的9個參賽名額，中國依舊與世界盃無緣。《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副總編輯帕爾默（James Palmer）指出，當約旦、烏茲別克都能代表亞洲殺進會內賽，中國球迷想必不是滋味。
但，為什麼中國踢不好足球呢？
習近平「三大願望」成空
有趣的是，足球一直是習近平非常重視的體育項目，當他完成了反腐打貪、完成了中國製造2025、甚至撐過了川普的關稅大戰，唯獨足球這項運動十幾年來始終裹足不前。中國上次踢進世界盃會內賽已是2002年的往事，當時在小組賽階段更以「零進球」的難堪紀錄慘遭淘汰。
早在接掌國家主席前，習近平就曾公開表達對中國足球的三個願望：一是闖進世界盃、二是舉辦世界盃、三是獲得世界盃冠軍。
15年過去了，儘管北京當局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發起多輪反腐行動，高調提出2050年要將中國打造為「世界一流足球強國」的國家戰略，但中國距離足球的三大目標卻顯得更加遙遠。這場「砸大錢卻辦不好事」的奇特現象，長期令國際體壇感到困惑。帕爾默指出，足球在中國極受球迷關注，中國超級聯賽的入座率也曾名列世界前茅；相較於男足的委靡，外號「鋼鐵玫瑰」的中國女足自1991年以來，幾乎沒有缺席過任何一屆世界盃（2011年除外）。
中國足球不振之謎
外界對於中國足球的現況曾給出多種解釋，包括中國學生的巨大升學壓力、基層青訓機會的匱乏，以及體育官僚根深蒂固的貪腐與濫權。帕爾默強調，值得關注的恐怕不只是這些問題本身，而是中國政府「解決問題的無能」。此外，中國職業聯賽市場龐大且資金充裕，也形成了一種反淘汰機制——優渥的本土薪資足以留住有才華的球員，讓他們失去前往歐洲等高水平聯賽挑戰的動力。
目前中國國家隊沒有任何一名球員在海外俱樂部效力，對比之下，實力相對較弱、且包含多支加拿大球隊的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LS），在今年世界盃美國隊的陣容中僅佔8個名額，其餘多數主力皆在歐洲更高強度的聯賽洗禮。帕爾默指出，許多中國球員在青少年時期雖有旅外經歷，但到了成年後卻極少留洋，最後全被困在一個「球隊解散、教練無能、球團欠薪、花錢買上場機會」的崩壞體制中。
此外，中國也無法複製如卡達等國的「歸化模式」（透過賦予大量外籍球員公民身份來快速提升實力）。中國足球圈長期存在着嚴重的種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對非華裔球員極不友善，也讓歸化政策窒礙難行。
「習近平效應」的詛咒
對於中國體制內無法根治的貪腐毒瘤，帕爾默認為也是中國足球不振的關鍵因素。今年1月，中共官方全面懲處假球案，對73名球員及官員祭出終身禁賽令，前國家隊總教練、前英超球星李鐵赫然在列。帕爾默指出，這批落馬的官員多半是在上一波反腐清洗後才乘勢上台。早在習近平就任前，中國足球也曾爆發大規模假球案，經過長年調查，多名高官被判刑、聯賽冠軍頭銜遭剝奪，隨後的體制改革顯然徹底失敗。
帕爾默指出：「諷刺的是，習近平對足球的狂熱，反而可能助長了腐敗。」這套「中國式國家級災難」，在中國許多領域屢試不爽，從解放軍的火箭軍的弊案，到國家出資扶植半導體產業的「國家大基金」，只要某個領域被列為「國家級戰略重點」，排山倒海而來的資金就會創造出巨大的貪腐誘因，但在集權體制下，根本沒有任何具備足夠獨立性與能力的制度化機構，去揭發與制止這些揮霍與濫權。
舉國體制攻不破足球高牆
這種舉國體制更是歷任外籍「洋教頭」的噩夢。帕爾默分析，前來重整中國男足的外籍總教練，無一不發現自己處處受制於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以及一個「由中共官員掌握最終決定權」的錯綜體育體制，外籍教練根本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主權。對比之下，韓國在2002年世界盃前，給了荷蘭籍總教練希丁克（Guus Hiddink）對國家隊選才、戰略和訓練的「絕對權力」。希丁克當時大刀闊斧打破了韓國「長幼尊卑」的體制藩籬，最後奇蹟般殺入那年的世界盃四強。
至於中國在2008年北京奧運採取的「舉國體制」為何能成功，足球卻不行？帕爾默認為，將年輕運動員送去練射擊或跳水，涉及的既有體制利益衝突較少，耗費的資金也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個人運動項目只需要選拔出少數幾位能奪金的頂尖菁英即可；但要建立起強大的足球文化，需要的是一個既深且廣、具備良性競爭基礎的龐大人才庫。
對於許多絕望的中國球迷，將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過去兩年爆發式成長的基層「村超」（即中國近年興起的鄉村業餘足球聯賽）。理論上，在14億的龐大人口中，必然藏有尚未被發掘的未來之星。但帕爾默也給出了他的悲觀預測：根據歷史經驗，任何來自民間基層的成功果實，最終都難逃被官僚強行收編的命運，最後無可避免地被拖入長期毒害中國足球的體制泥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