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11月1日在全國人大新聞發佈會上透露，周永康案還沒有進入司法程序，但關於周案的相關消息卻不斷被披露。11月2日，有媒體爆出，5月初落馬的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辦四川貪腐案期間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山西交通廳廳長段建國被查前，山西交通系統已有多人落馬。窩案背後，牽出試圖在中央紀委「撈人」的紀檢掮客。《財經》雜誌11月2日報道稱，對於山西省交通廳時任廳長段建國來說，2013年8月28日是忙碌的一天。
這天上午，段陪同交通部領導在晉北的大同檢查完工作，把領導送至晉蒙交界處後，驅車返回4小時車程遠的省城太原，中午接到省紀委的電話，讓他下午到某賓館協助調查。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在此前的幾個月，山西交通系統一片風聲鶴唳，段建國的下屬及前任紛紛被帶走接受調查。
當年4月，他曾經的副手、省交通廳原副廳長王志民最先被查，緊接着，業已退休的前任廳長王曉林、該廳綜合規劃處原調研員王蕾(已退休)、省路橋集團常務副董事長賈建民被帶走。此外，被帶走調查的還有省交通運輸局局長李華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紀委書記馮朝輝、忻阜高速建管處處長馮建剛。
一個非同尋常的細節是，王志民、王曉林等人都是被中央紀委調查。
王志民、王曉林和王蕾等前任與舊部被查後，作為山西交通系統「一把手」的段建國，曾寄望於一名在紀檢系統擁有深闊人脈的掮客打探情況。此人正是剛被段建國委任省高管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職務的馮朝輝。但此時的馮朝輝早已進入紀檢部門調查視野，在上任三日後即被查，他在紀檢系統的「熟人、時任中紀委法規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也落馬。曹立新曾任中央紀委紀檢監察六室三處處長，分管領域包括山西。
而接近權威信源的人士確認，與曹同期被查處的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辦四川系列貪腐案期間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曾有媒體評價稱，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間，不僅在實現了人生的重大飛躍，而且離任前還完成了重要的人事佈局，在該省的最高權力機構——四川省委常委會，留下了三個舉足輕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然而，三者皆在習近平上任後的反腐風暴中，相繼落馬。
馮朝輝也成為導致段建國被查的因由之一。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曉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賄、玩忽職守、巨額財產來路不明案，進入庭審，目前一審尚未判決。段建國案仍在審查起訴階段。
山西交通窩案的爆發，案情交錯縱橫，問題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領域，與曾交由民營企業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長臨高速兩條高速公路相關。
據紀檢階段的官方通報，前述四人被「雙規」雖各有因由，但存在一個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職守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這兩條高速公路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在2004年王曉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許給民營企業修建，項目卻延宕多年都未能開工，由接任的段建國將路權收回，交由交通廳所屬國企建設。而為了順利清退前任業主，將不可避免產生違約賠償金。
據悉，前述「玩忽職守」的指控指向一筆一兩千萬元人民幣(1美元約合6.1元人民幣)的資金，這筆資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業主、民營企業山西中海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海投資)的賬戶，該公司實際控制人王德生夫婦隨即被控制，並牽出王志民等人。
馮朝輝的貴人
1993年開工、1996年建成通車的太(原)舊(關)高速，全長140.7公里，是山西第一條高速公路。2012年，山西的高速公路長度已超過5,000公里。只是在這20年間，發展的速度並不均衡，而有着明顯的時間界限。從1993年至2008年間，山西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約2,000公里;在段建國2008年上任之後的3年多時間內，山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遞增，於2012年突破5,000公里，在全國排名第四。
狂飆突進背後，是一個經濟貧困的資源大省緩解煤運壓力，以及構建公路經濟帶的初心。
太行、呂梁等山脈交錯，使得三晉大地峰巒疊嶂、溝壑縱橫，超過70%的面積為山地丘陵。對於築路，無論資金要求與技術難度都較普通省份要高。
太原市小店區的武宿立交橋中間，有一座太舊高速公路建設紀念碑，褐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着時任省委書記胡富國所題「太舊烈士永垂不朽」。為了修建全國第一條山區高速公路，八名築路工人將生命交付於此。
這遠非三晉父老付出的全部。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體制下，5萬人的苦幹，僅用三年就讓這條「出太行」的高速路完工。除了技術因素，資金亦是難題。太舊高速的投資概算為29.34億元，而當時山西省財政收入不過60億元。巨大的資金缺口，曾一度導致工程在1993年奠基後無法順利施工。從1994年起，山西省動員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几個月內籌集2.3億元。包括2.3億元捐款在內，山西省最終自籌資金15億元，加上交通部撥款與銀行貸款，最終解決了資金問題。
在這場堪稱壯烈的築路大會戰中，籍籍無名的當地青年馮朝輝躬逢其盛。熟悉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人士說，太舊高速的兩端分別是太原的武宿與陽泉的舊關，公路建設指揮部設在陽泉，馮朝輝由當時供職的陽泉礦務局系統借調到太舊高速工作，項目完工後又回到了原單位，但他自此與交通系統結緣。
據新華社調查，馮朝輝是陽泉市郊區楊家莊鄉黑土岩村原支部書記之子，真實學歷初中。1990年8月，馮父通過身份、年齡造假，為不到20歲的馮朝輝辦理了陽泉固莊煤礦合同制招工手續和農轉非戶口。不過他並未在該煤礦上班，僅藉此轉換了城市戶口和工人身份。
手續造假和「掛靠單位」，成為馮朝輝日後獲取官職的通用模式。但其每一步的「成功」並非幸得，而是以「手眼通天」的深闊人脈為憑恃。馮朝輝的其中一位「貴人」，即是相交十餘年的老友曹立新。
2000年3月29日下午6時左右，陽泉市第二看守所迎來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在看守所的代號是「0號」。除所長外，所內無人知道他就是曾經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個多月前對李真執行「雙規」措施後，由中央紀委六室牽頭的「2•23專案組」將他在石家莊短暫關押了一個月。之後，為了保密和保障其安全，將他異地關押在與河北交界的山西陽泉。
在2013年以來的兩次機構調整之前，中央紀委原來分為八個紀檢監察室，前四室對應中央部委，後四室對應地方省份，其中六室對應華北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曹立新即是參與查辦李真案的辦案人員之一。據悉，李真被關押在陽泉二看長達兩年，曹立新在陽泉期間，馮朝輝有意逢迎，於觥籌交錯間，給予曹單調的辦案生活些許慰藉。
無論對於馮氏個人的騰達，還是日後交通系統窩案，這段交情都是關鍵伏筆。
王曉林社會引資
在馮朝輝設法攀附曹立新期間，日後將馮調入交通系統的省交通廳廳長王曉林，此時才剛剛上任，他正在為資金髮愁。
全省人民勒緊褲帶建完太舊高速後，2000年9月，山西又開工修建貫通全省南北的大同至運城高速。省政府希望，以大運高速為軸，修建高速公路網絡。時任省長劉振華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託此路構建大運高速公路經濟帶。
截至1999年，全省公路基金歷史欠賬56.4億元，而全長666公里的大運高速總投資是222億元。王曉林手裏僅有的家底，是業已通行收費的太舊高速，但僅靠收費也無法在短期內籌集到天量的修路資金，於是他想到了把路「賣」掉。
太舊路經過評估，資產總值35億元，通行費收入增長勢頭看好。王曉林將太舊路拆分成兩個兄弟公司，用一個效益較好的公司去收購另一個公司。此方案得到工行山西省分行的認可，工行提供了20億元項目貸款，通過併購從太舊路置換出20億元資本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補助和從亞洲開發銀行、國開行爭取到的貸款，得以落實全部建設資金。
2003年10月，大運高速建成通車，這個「不花財政一分錢」建成項目的案例，成為山西高速公路項目融資史上的經典之作。
但大運高速之後還有太長、長晉高速待建，需要更多的資金。經濟學專業出身的王曉林，想到了引入社會資金，兩個引資渠道分別是對外轉讓已建成公路的經營權與BOT模式。
以BOT模式承建忻阜高速和長臨高速的社會投資者，即在此背景之下入場。所謂BOT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是指政府部門就基礎設施項目與企業簽訂特許權協議，授權企業承擔該項目的投融資、建設和維護，在協議規定的特許期限內，企業向設施使用者收費以獲取合理回報，並在特許權到期後無償或有償移交給政府的融資建設模式。
拿下忻阜高速的中海投資，其實際控制人王德生行伍出身，先是在某軍區後勤部服役並升任處長，1993年至2000年任武警部隊總部後勤部上校、大校，在山東中海公司擔任一年多的總經理後，2002年6月在太原註冊中海投資。
註冊資金為1億元的中海投資，註冊之時其實是國有控股，由中國第十三冶金建設公司持股66%、濟南一建集團總公司持股25%、山東中海有限公司持股9%，王德生僅是董事長，並非直接股東。但此後幾年，他通過受讓股權控制了該公司。
在一次接受採訪中，王德生介紹，自己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廳的大力支持，於2003年洽談運作忻阜高速項目，取得了省政府的授權，與省交通廳簽訂了BOT合同，因此成為項目業主。
長臨高速的前業主是山西中商交在線有限公司(下稱中商交在線)，股東包括北京盈科智聯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04年5月，得到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交通廳正式授權後，山西長臨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長臨高速公司)組建。該公司在拿到省政府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後，陷入了漫長的跑手續之中，其官網資料顯示，直至2010年3月，國土部才通過了該項目的用地評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