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與黃蕙蘭(網絡圖片)
天資聰穎
顧維鈞的父親顧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銀行總裁。早年於光緒末年，由家鄉江蘇嘉定來到上海，當了上海道尹袁觀瀾的師爺。顧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為生活計，只得到上海來作小吏。顧維鈞從小聰穎過人，4歲時入私塾讀書。12歲跟了父親來上海讀書。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學。
當時同在袁觀瀾幕府的，還有一人，叫張衡山。此人的文字修養不及顧晴川，但他有一種罕見的本領，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門中的大小官員，不少人他都看過，據說十分靈驗。那時袁觀瀾之子袁履登和顧維鈞同在育才讀書，兩人很要好，課後常一起在衙門裏玩。張衡山說，這兩個孩子都非等閒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將來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衡山就常常買些點心給他們吃，但內心真正喜愛的只有顧維鈞，對於袁道尹的兒子，不過敷衍而已。
1905年，16歲的顧維鈞赴美國留學，入紐約州庫克學院學英語，第二年便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攻政治和文學，4年間獲文學學士和政治學碩士兩個學位，繼而獲法學博士學位。在留美期間，先後擔任了《哥倫比亞月刊》經理和紐約中國留學生會會長。
立志報國，求學海外
顧維鈞生在鴉片戰爭後，此時的中國正一步步陷入列強的侵略包圍之中，而上海又是一個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顧維鈞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也因此從小就有着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着黃包車，急着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顧維鈞很憤怒，於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說：「Are you a 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並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剪辮易服，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選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顧維鈞在學校成績非常優秀，曾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刊《瞭望者》的主編，這對於一名留學生是非常難得的。在校的學習，為顧維鈞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接到邀請，回國效力
顧維鈞在美留學期間，有一次，後來成為他岳父的唐紹儀作為清朝政府的特使訪問美國，在大使館裏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馬上就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當袁世凱執政，他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時，他立刻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那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學位的答辯，他的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章，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信件就寄到了紐約。
學業尚未完成，令顧維鈞感到為難，他準備拒絕來自北京的邀請。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不同意他的選擇。約翰穆爾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眼下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於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說：約翰穆爾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1904年，顧維鈞赴美留學時，還是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而8年後他回到中國時，已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攜女殿堂
1912年，顧維鈞在哥倫比亞獲法學博士學位後歸國，顧維鈞回國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張衡山介紹，北上去見唐紹儀。唐紹儀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留美博士的資格，在唐手下當了一個外交部三等秘書。他少年翩翩，公餘出入於達官貴人的娛樂場所北京飯店舞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邂逅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玥。唐寶玥沒有出過洋，對外洋嚮往已久，所以她平時非留學生不交。顧維鈞的英俊，更打動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後，二人形影不離。有了這層關係，顧維鈞開始步步高升，簡直像乘直升飛機一樣。每提出一項要求，唐寶玥就死纏着唐紹儀，不怕她老子不答應。顧在北京兩年，官已至外交部情報司長了。遠在上海的張衡山高興得很，以為得此乘龍快婿，證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於是函電顧維鈞回上海舉行婚禮。顧置之不復，後來張衡山終於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臉都氣黃了，並寫了一封信給唐紹儀痛責顧維鈞，請唐將顧送回上海。唐紹儀閱信後，勃然大怒，當即把顧叫來訓斥了一頓，令他立即返滬。顧雖然不願離開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責備和親友的勸導，只得收拾行李，預備南下。事情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親面前道：「孩兒若不能和維鈞結合，一定削髮為尼!」一定要父親出面干預此事。其時，唐紹儀已晉升為國務總理，總覺得不該憑着自己的權勢，去強奪人家的女婿，沒有答應。唐小姐仍不罷休，為了示威與恐嚇，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雲庵，並叫人通知她父親說：已擇期落髮，唐紹儀仍未理睬。女公子見此計不成，再生一計，她又回到城裏，使人通知她父親，說再不答應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舊時北京娼妓集中區)去做生意，並且掛上現任國務總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這一記悶棍，果然把唐紹儀打昏了。他立刻請回了自己的女兒，宣佈「無條件投降」。
投身外交，嶄露頭角
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德法俄相繼投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也使日本獲得了擴大在華勢力的天時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11月，日軍佔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德戰事結束後，日本並沒有如先前所說的從中國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顧維鈞也正是在這時，第一次正式接觸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
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把中日交涉的有關內容泄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感到此時的中國需要外來的支持。於是，他沒有徵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於是，其它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對日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於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透露消息。這一做法最終證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於顧維鈞有着留學美國的背景，了解美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
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1916年11月，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顧維鈞在這裏說：「袁世凱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國處於混亂中，北京必須弄到一筆錢以維持行政開支。財政總長陳錦濤博士急於舉借外債，以獲得財政支援。」中美成立了第四筆貸款，即11月16日美國芝加哥大陸商業信託儲蓄銀行同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在華盛頓簽訂的五百萬美元借款，名義上作為發展交通和實業之用，實際上是維持北京政府行政開支的緊急需要。這家銀行還得到了再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優先權。此協議不帶任何附加條件。
家庭不幸，愛妻去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當人們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時，顧維鈞卻正在為愛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顧維鈞的妻子唐寶玥是唐紹儀之女，二人感情甚篤。然而，在1918年有一場疫病席捲全球，今天被稱作西班牙流感。唐寶玥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兒一女。此時，顧維鈞接到了擔任全權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顧維鈞因為家事，一度想謝絕任命，但最終，他還是決定為國出使。起程前，顧維鈞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這讓顧維鈞對即將開幕的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內憂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1歲。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雖只有兩個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着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雄辯巴黎，聲名遠揚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意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意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
妙語應答，立場堅定
顧維鈞巴黎聲明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後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China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斷然拒簽，名留史冊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裏，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匯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着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着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着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1922年2月4日，顧維鈞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附約》，其中規定：日軍撤出山東省，膠州灣德國租借地和青島海關的主權歸還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儘管這個條約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決議，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國收回了山東主權和膠濟鐵路利權。
1924年1月，任孫寶琦內閣外交總長。1924年5月31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和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也叫《中蘇協定》。主要內容：一、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四、蘇聯取消帝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五、中東鐵路同意由中國贖回。六、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外蒙古有完全的主權。
外交角力顧維鈞主持廢除中比條約
1926年11月，顧維鈞發表終止中國與比利時條約宣言。1926年上半年。中國和比利時的條約到下半年就要到期了。1926年《中比通商條約》已滿60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比利時駐華公使，表明中國政府決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條約。比利時政府沒有辦法拒絕簽訂一個新的條約。他希望在新條約簽訂之前，舊條約繼續有效，希望來拖延新條約的簽訂。繼續享有舊條約。比利時政府顯然並無談判締結一個新條約的誠意。中比修約陷入僵局。
這時候顧維鈞是擔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他認為不能讓比利時這樣無限制的拖延下去。如果在舊條約廢除之前，你還要享有新條約，那麼可以，我們定一個期限。比如說三個月六個月，不簽訂的話，你原有的特權就全部作廢。
但是比利時拒不接受中國的提議，宣佈終止談判，將爭議提交海牙國際法庭。面對中比修約的僵局，顧維鈞認為中國不能屈服於比利時的無理立場，除終止中比舊約外，別無選擇。北京政府就在1926年的10月份，在顧維鈞的主持下，自主地宣佈了終止中比條約的聲明。
北京政府毫不退讓的立場迫使比利時政府重新回到談判桌，但是北洋政府時局動盪，中比談判斷斷續續。直到1931年1月15日，比利時才正式將天津租界交還中國。
擺平《中比條約》是中國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締約國強硬反對主動出擊，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清末民初幾十年，凡是中外談判交涉的爭執，總是中國吃虧收場。但是以巴黎和會開始，以顧維鈞為代表的一批職業外交官步步艱辛地轉守為攻，極力爭取民族利益。這批職業外交官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在軍閥混戰、派系紛爭的特殊政局下，外交家在國內外威望崇高，超然於各政治派別，往往能被各路諸侯所接受。
1942年12月，顧維鈞參與中英新約談判，對條約簽訂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1月11日，中國和英國在重慶簽訂《中英新約》。新約宣佈廢除英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採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後來都在三藩市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1945年4-6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三藩市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並代理代表團長。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1945年12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
三度婚事，難逃悲劇
1920年，經歷了巴黎和會的顧維鈞在外交界的聲譽與日俱增。此時，顧維鈞正任國聯(一戰後成立的一個類似於聯合國的組織)理事。經人介紹，在紐約與慕名前來的號稱「亞洲糖業大王」的華僑黃仲涵的女兒黃蕙蘭相識，很快就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黃某為英倫華僑第一巨富，死時積財500萬鎊。他只有一個女兒，長得並不漂亮，可是華美的衣着、貴重的首飾，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動心。她嫁過人，前夫是英國的一位爵士，結婚不久便死了。高貴的門第，關不住春色，她仍舊出入於豪華的交際場所。早在唐紹儀未死之前，她對顧維鈞已是種下了相思，據說日夜祈禱着唐某早亡。乃知天從人願，她便狂熱地追起顧維鈞來。那時顧還年輕，雖羨慕她的豪富，但不滿於她的容貌，那黃小姐卻不耐再等，生怕顧維鈞為旁人奪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練而坦白地對顧說：「我的金錢力量，可以保證你事業的成功，我們來開始合作吧。」
顧維鈞對這個女人，仍舊有點猶豫，當時雖未拒絕，亦未慨然應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倫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為他卦占這門婚姻的後果。卦占結果，認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顧意始決，二人在倫敦結婚，時人稱為「一鎊緣」。兩人於同年10月11日在倫敦結婚。婚禮後的次日，國聯行政會議在日內瓦召開，顧維鈞作為國聯理事必須參加，因此，他們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內瓦的火車上度過的。顧維鈞付出一鎊算命錢，卻收進了500萬鎊隨嫁錢。依賴金錢的力量，回國之後，很快地升任外交總長。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顧則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時失敗者，顧予以接濟，來個「燒冷灶」，如失敗者重新上台，顧當然可以更紅起來了。不數年顧要組閣，事前有人問章士釗說：「顧少川(顧維鈞字)要組閣，你看可能成為事實嗎?」章士釗很痛快地答：「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僅一個國務總理!」未幾，顧少川果然組閣，金錢能保護人，章士釗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後，顧維鈞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他逃到國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從此過隱居生活了。但他官癮未過足，就叫他夫人回國活動。起初，宋子文夫婦不睬她。據說，後來顧夫人乃以重禮敲門，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獲得宋氏夫婦的歡心。不久，顧維鈞回國，從部長到大使，又一次成為中國政界的紅人。
黃蕙蘭女士精通幾國語言，婚後跟隨丈夫顧維鈞活躍於國際政壇上，處處都能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國駐外使節的夫人中，黃蕙蘭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黃蕙蘭生有二子顧裕昌和顧福昌。
顧維鈞和黃蕙蘭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餘年，直到他1956年從駐美大使銜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於夫妻之間性格上的差異，而勞燕分飛。對於他們夫妻之間的這段姻緣，在黃蕙蘭女士著的《沒有不散的宴席》一書中有較詳細的記述。顧維鈞與黃蕙蘭女士分手後，住在紐約。
顧維鈞與黃蕙蘭
堅守底線，捍衛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後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台美之間圍繞《共同防禦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准的最後階段。此時人民解放軍對在台灣當局控制下的大陳諸島發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台美批准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台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顧維鈞作為台灣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共同防禦條約》的兩個全權代表之一(另一名為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自始至終參與了台灣與美國間關於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的。但由於其資深的經歷、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面表達台灣方面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台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說明。在會談陷入僵持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面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雖然由於長期職業外交官經歷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的習慣，在台灣發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防範由沿海島嶼問題導致「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台美之間最後達成關於沿海島嶼的協議設定了一個底線。
嚴氏理家，顧氏最愛
顧先生的最後一位夫人是嚴幼韻女士。嚴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閨秀，早年為復旦大學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際場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楊光泩是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博士，留美時，也曾任《中國留學生月刊》的主編，只不過比顧維鈞先生晚10年。回國後曾擔任過清華大學的教授，不久進入外交界。那時的楊光泩與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接觸較多，彼此交誼頗深。因此，夫人嚴幼韻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認識顧維鈞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楊光泩出任駐菲律賓總領事。不久，日軍佔領了馬尼拉，楊光泩先生以身殉職。嚴幼韻女士與楊結婚後生有三個女孩。嚴幼韻女士小顧維鈞20歲。婚後，嚴夫人對顧先生關愛有加。在顧先生看來，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歡的是嚴幼韻女士。嚴幼韻與楊光泩的三個孩子後來自然也成了顧維鈞先生的三個繼女，他們早年喪父，顧維鈞視他們為己出，三個女兒對顧先生如同親生的父親一般。長女楊蕾孟，資深編輯，曾任美國著名的雙日出版社的總編，並親自編輯出版了不少有影響的書，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回憶記錄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楊雪蘭是有成就的企業家，現任美國通用公司的副總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資生產的別克轎車項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楊葸恩，在房產開發中成績卓越。
嚴幼韻是位善於理家、精於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顧、嚴作為繼父、繼母，對雙方各自子女來探拜，一律歡迎，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對故舊親朋的造訪，殷勤款待，禮數周致。婚後的嚴幼韻把主要精力傾注在照顧丈夫的生活瑣屑上。為他備大量的中英文報紙;同他聊天，讓他身心愉悅;陪他散步，讓他恬靜怡然;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樂。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顧維鈞視它為「統戰」。他打牌從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輸。有人表示禮貌，讓他當贏家，他絕不接受，總把錢塞在輸家的手中。
嚴幼韻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習慣，考慮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時不吃東西，怕影響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時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溫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床邊，溫馨地督促，呵護有加，百分百地充當了「好管家、好護士、好秘書」的角色。顧維鈞在九十六歲高齡時，還完成一萬一千頁的口述回憶錄，歷時十七年，是與嚴幼韻的精心照護息息相關的。晚年過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顏悅色，心滿意足」的生活。大兒子顧德昌感動地說：「如果不是她(指嚴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顧維鈞晚年在談到長壽秘訣時，總結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顧維鈞退休後先打算做三件事：療養度假，以消除長期緊張工作帶來的疲勞;寫作和研究;開設事務所，提供法律諮詢，解決生計問題。
他尚未着手做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競選一個新的職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顧維鈞早年學習國際法，對此頗有興趣，精力和履歷都足以勝任。經過一番競選，獲得任命，於是走馬上任到了荷蘭，一干又是10年，1964年當選為副院長。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國家園。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別想吃家鄉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羅漢菜。只要有上海來客，他都要問去過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兒顧菊珍回國觀光，顧維鈞再三囑咐女兒一定要到家鄉看看，並將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義士侯峒曾、黃淳耀的墨跡帶回，獻給國家。
女兒回到美國後，把家鄉的所見所聞告訴了父親。顧維鈞激動不已，把畫冊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後來每逢思鄉心切，便要翻看畫冊。他還給家鄉寫了一封信，感謝家鄉對他的關心厚愛。
晚年的顧維鈞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沒有入美國籍，這是由於他一直心繫大陸。女兒顧菊珍對父親的這一份不絕如縷的故土深情看在眼裏。為了了卻父親的這份心願，顧菊珍每次回大陸時，都要代替父親回到嘉定故園去看看家鄉的親人，轉達父親對家鄉父老的深切問候以寬緩父親對故鄉的思念。
顧維鈞的退休生活過得非常有規律。他上午9時許起床，早餐時間約一小時，一面飲食，一面閱讀。每天看的英文報紙是《紐約時報》，中文報紙是台灣出版的《中央日報》。
每天下午，顧維鈞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雖住在紐約這個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園大道離著名的中央公園只有一箭之遙，那裏森林繁茂，綠草如茵，是鬧中取靜放鬆身心的絕佳去處。只是六七十年代紐約的治安狀況太差，他在散步時曾被搶劫三次。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總要帶些錢，說是不能讓搶劫者空手而歸。不過，被搶劫幾次後，出於安全的考慮，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還喜歡游泳。90多歲時，他還能游泳，並站在跳板上跳水。
顧維鈞晚年最經常的消遣是打麻將。嚴幼韻操心最多的也是為他作好安排。顧維鈞打麻將，思路敏捷，出牌極快。有人問他牌運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輸。這不是我的技術不如人，實因這是一種『統戰』，花樣繁多，有時我的精力不能顧到全局，因此牌運對我不甚客氣。」對於輸贏，他認為，「這原來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輸贏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畫畫。60年代末，顧維鈞專程赴香港拜師學習作國畫，並認真研讀畫譜。他的畫題材固定，大都是梅、蘭、竹、菊，頗得傳統文人畫的神韻，也是他處世立身之道的一種寫照。他也畫過工筆牡丹，那是贈送給夫人嚴幼韻的。
97歲那年，他興致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地圖，圖中央是家鄉高聳的古塔，下面寫「孔廟」兩字，又畫東西大街，西端寫「西門」兩字，那就是他美麗的家鄉，一個典型的江南古鎮。他說着，畫着，思緒如潮，不能自已。當前嘉定博物館中，保存着顧維鈞於1984年親筆書贈的杜甫詩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他退休後，應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參加「中國口述歷史計劃」而完成的長達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已成為歷史學家的案頭必備。
顧維鈞晚年的另一樂事，是看到兒女孫輩歡聚一堂。顧維鈞共有三子一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