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寶：「操！」
我：「你從哪裏學的？」
寶寶：「是爸爸的那些好朋友說的！」
我：「哪些好朋友？」
寶寶：「和我們一起住賓館，睡在我們房間兩邊的那兩個爸爸的好朋友。」
我沉默了片刻。好吧，我最後說道：「下次爸爸的朋友再說那個詞的話，就告訴他們：有小孩子在的時候不應該說粗口。」
快七歲的女兒又繼續玩她的了。
我沒有告訴她爸爸的那些「朋友」實際上是被派來盯着爸爸的便衣警察——國保。他們不讓爸爸帶她到外面去見朋友。我也沒有告訴她自從她在媽媽肚子裏的時候，這些「朋友」就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沒有辦法跟她解釋為什么爸爸媽媽如此相愛，現在卻得分開。
自從她和我搬到香港住後，這兩年的節假日裏，她是在中國不同城市的賓館裏和她爸爸一起度過的。對於她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了。爸爸的「朋友們」來來去去，有時來看一下就走了，有時完全控制了節假日的時間表。她爸爸別無選擇：如果他不接受這些「朋友」的存在，他就無法看到自己女兒的成長。他就不能讓她騎在自己的肩膀上；就無法跟上她學習基礎英語的速度；就不能笑她用廣東話講的有趣的故事；就不能在她問「為什么爸爸不能拿到來香港的證件」時回答她。
幾乎每次節假日結束時，爸爸的「朋友們」通常都會無視不要跟她太熟的禁令，會擁抱她，會給她照照片，會送她禮物。一些禮物她很珍視，比如她對那個小毛絨熊愛不釋手；有一些禮物媽媽不得不沒收，比如一雙粉紅色的兒童高跟鞋，大堆大堆的巧克力。
溫馨，快樂，我女兒在她爸爸給她睡前講故事時進入夢鄉：西遊記、神奇的校車、長襪子皮皮……每次她會在一家酒店裏大約住十來個夜晚。與此同時，我與生活在那所城市的親友們聯繫，願上天保佑，萬一發生了什麼事的話，他們能立即把她帶回我這邊。同時，我通過手機看照片、聽語音留言來留意女兒的感受。我竭盡所能讓她在這個稚嫩的年紀不會陷入憤怒或是被拉入政治當中，讓她能有一個最基本的快樂的童年。當今年七月她爸爸被暴力襲擊後，我不得不要求他不要透露他們假日相聚的確切行程和地點。胡佳堅守着這一約定。
對於胡佳所承受的，政治打壓僅僅是危險的開始。自2004年以來，除了被關進監獄外，他一直遭到國安的監視。他受到威脅、暴力騷擾、軟禁、綁架，跟蹤。2014年5月底，秘密警察來到胡佳的父母家，告訴說他們的兒子很快就會被抓起來了。當他76歲的母親懇求去看看胡佳，給他送端午節的粽子時，他們拒絕了，說「都已經安排好了，現在想見已經太晚了」。我們一遍遍地打電話，想儘量減輕一點他正在感受的不安，那時他被軟禁在家，獨自關在他的房間裏。
我承諾過：即便我們不在一起，我仍然會是他合法的妻子；若他再次被關進監獄，我會打點所有法律上的程序，他的朋友們會呼籲釋放他，我會照顧他的父母親和我們的孩子。我們明白：他隨時都可能被捕，我們能做的就是做好準備。
現在他處於煎熬之中，某些情況比監獄裏更為嚴峻。每天，他必須為自己能夠走出家門而抗爭。有時，鬥爭換來了他能夠在便衣警察的陪同下到外面走一走。有時，這些限制激怒了他，他會用肢體抗爭。但是，最終他所能做的就是回到我們在北京的BOBO自由城公寓，接受這種完全無助的現狀，儘量不要耗儘自己。
但是更大的直接危險來自公眾：那些無力幫忙的旁觀者、像同謀一樣無所事事的看客，或是瘋狂的人們。7月16日這天，在靠近北京朝陽區草房地鐵站，兩位匿名者襲擊了胡佳。無數的死亡威脅接踵而來。他向警方報告了他收到威脅信息的五個不同電話號碼，但是，國安人員在對胡佳施加嚴厲限制的時候，當有人往胡佳的汽車上潑紅漆，當胡佳父母的門把手上被掛了一個插有一把匕首的人體模型，當陌生人給胡佳的住家拍照並給他發送死亡威脅，說在給他掘墳墓時，國安人員沒有動一根手指頭。我一直受到騷擾，在Skype上，在微信上，在FaceTime上，以及用短訊、語音郵件、彩信及深夜的電話來威脅我。即使是我父母，也在半夜接到過威脅電話。我不知道這些陌生人是如何獲知我們的電話號碼的，為什麼從不同社交媒體賬戶上發出的信息說着一模一樣的話，仿佛經過了協調。即使在香港，我也不覺得安全。
對胡佳的直接危險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來自政府機構對普通百姓隱藏的危險像瘟疫一樣籠罩着每一個人，把他們變成施加殘酷政治壓迫不知情的幫凶。
最近，關於胡佳非法戀情的謠言在網上蔓延。許多記者和網上評論員都不願意花時間來查一下究竟是誰在散佈這些言論。他們都不核實一下這些用「知情者報」這些模糊用語所做的明顯扭曲事實的陳述。他們甚至不試圖了解一下被秘密警察長期隔離和限制的活動人士會過着怎樣的生活。他們用挑逗性的語言來吸引公眾的注意，用明顯誤導、甚至故意篡改的圖片來傳播惡意中傷的謠言（比如用一張胡佳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照片來冒充艷照）。這些報告將一名遭受殘酷政治壓迫受害者的經歷變得很聳動，使得他的角色更為複雜多樣。
在被軟禁的間歇期，胡佳遭到一天24小時不間斷的監控，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十年了。在中國，醜聞比比皆是，踐踏人權的行徑如此普遍，以致沒有單一的事件可以被稱作「最殘酷的」。引起民憤的事情越來越多。當活動人士幾十人幾十人地被關進監獄時，他們變成了不過是統計數字，他們的名字不大可能留在公眾的腦海里。隨着越來越多的活動人士死亡，媒體和公眾對於針對活動人士的生命威脅變得無動於衷。社會陷入了麻木狀態。道德標準開始下滑。
在秘密警察內部，負責非法處理胡佳案件的人總是在不同級別中輪換，沒有一個人對這種局面負責。一些人扮演好警察，其他人扮演壞警察，他們共同的目標都是「維穩」。我所見到的顯示：「維穩」的裝置，從中央政府一路下來到派出所，都在變異：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新興產業。當在最上面的那些人放任下級，讓他們可以採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來「維穩」時，他們就會逐漸無法控制行使權力的具體做法。當對意識形態的擔憂變成了中國的頭等大事，警察會感到他們是在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做；但是在當前的體制下，追求「社會穩定」已經成了空談，參與政治迫害的秘密警察已經失去了其工作的意義。他們的殘暴可能源自不同的原因：無法理解上司所下的命令，個人的敵意，或是害怕失去工作。但是後果對任何一個人都是有害的：既不利於當局，也不利於社會。同時，「維穩」的受害者們變得越來越容易被傷害。
在2007年胡佳被捕後，北京國保的頭頭告訴我們：「我們諮詢過醫生，得出的結論是你們可以開窗透新鮮空氣和陽光。沒必要下樓。」有了這些話，他剝奪了我和兩個月大的女兒走出我們家去散散步的基本權利。之後，我發了很多關於我女兒的噩夢，基本都是這個。
一次又一次，我夢到我們被軟禁在BOBO自由城的公寓裏，當我終於能夠打開大門下樓時，那些警察踏過我，進了公寓。我女兒不見了，我找不到她。
在過去的兩年裏，在網上，有人在網上利用家庭成員的名義發帖，聲稱要對我女兒進行性騷擾。陌生人把紙花圈、紙iPhone手機、紙棺材遞送到胡佳手中，甚至還有一條信息說我們的女兒將會「第一個死去」。現在我的噩夢已經變成了這個。
我夢到：我站在烈日下，一輛輛車從我身邊飛馳而過，我正在尋找我的女兒，但是我哪裏也找不到她。我慌了，哭喊着找她，我跑來跑去，就像瘋了，但她不見了。在夢裏，我歇斯底里的到處跑，直到睜開雙眼。
2007年當我懷孕的時候，即使是在軟禁之中，即使一直遭到監控，當時我想，我將要得到一種幸福的家庭生活。當2011年胡佳被從監獄裏放出來時，我們的生活變成了另一種監獄，我們的行動受到阻礙。但是，那時我相信我能夠過着內心自由的生活。現在我有了一個更理性的認識。在內心深處，我知道危險在向我們靠攏。去年7月25日胡佳40歲的生日時，他帶着女兒到深圳與滕彪和其他一些朋友進行慶祝。二十人遭到當地國安人員的拘捕。那時，我正在芝加哥，我有幾個小時聯繫不上女兒。我嚇壞了。從芝加哥一回來，我就起草了一份遺囑，做了安排，如果發生了某種可怕的事——車禍、又一次被捕，或者更糟糕的事——剝奪我們照顧女兒的權利，她仍然能過着一個相對快樂的童年。我讓朋友和親戚們不要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我女兒的照片和信息。我懇求在媒體的熟人，再也不要透露她的全名。我一直在寫，而且我正在看心理創傷治療師。我盡最大的努力讓女兒明白，無論發生了什麼，她永遠都擁有爸爸媽媽的愛——並不是我們不愛她，而是我們別無選擇。
我知道我必須面對的風險，以及我站起來發聲必須付出的代價。我也深深的理解，為什麼有如此多遭受過可怕創傷和迫害的人選擇保持沉默。
（本文譯自中國著名異議人士胡佳的夫人曾金燕於2014年9月19日發表在《中參館》上的文章，題為：爸爸的那些「朋友」實際上是便衣警察。譯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