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上位以來，「新政」凸顯。內政方面，反貪腐直指徐才厚、周永康這樣的「大老虎」，博得國人陣陣喝彩；外交方面，重構聯俄制美大格局，在東海、南海爭議中頻頻示強，也頗令國人擊節。有些自由派的朋友如吳稼祥者甘為習的「新政」背書，一口斷定習是要真改革，而把習的那些「左話」視為「假動作」。更多的朋友興奮於「中國的崛起」，似乎偉大祖國可以就此一雪百年恥辱，甚至將引領未來世界。
真是如此麼？
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習的強力反貪腐與十八大以來的意識形態「左轉」究竟是何關係？二是對「崛起」的界定：是誰在「崛起」？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在「崛起」，還是中國作為「黨國」在「崛起」？
先來看前者。不少人看不明白習既打貪官，又打自由知識分子，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其實站在習的立場，這個很容易理解：作為「紅二代」掌門人，習的抱負是實現「黨國中興」，不能再像前任那樣「不作為」，任由黨的肌體癌變下去，既如此，下重拳強力反貪腐勢在必行。有沒有高層權爭因素？有，但不全是。習有比單純權爭更高遠的志向。但既然根本目的是為了「紅色江山萬年長」，反貪腐就不可能採用自由派所希望的憲政辦法來進行，也就是，通過新聞公開、司法獨立、公民監督、建立反對黨等制度性機制制約執政黨，因為這些東西一旦放開，黨的執政地位就危險了。這就是習「新政」同時痛打貪官和自由派的秘密所在，二者方向雖然不同，卻是為了同一目標，那就是鞏固黨的統治。
由此，第二個問題也不難回答了。究竟誰在「崛起」？我以為，與其說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在「崛起」，不如說是中國作為「黨國」在「崛起」。有人問：這兩者難道還能分開麼？現實中當然分不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外就代表中國。但中國政府執行的外交政策究竟以民族國家為重，還是以黨國政體為重，邏輯上卻不難判斷、析分。黨國骨子裏總是視「西方」為敵人，因為它清楚黨國政體在美歐眼裏是另類；「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只是外交辭令，反守為攻、在世界第二（很快會成為世界第一）的基礎上擴充紅色帝國才是真。為此，黨國甚至不惜明里暗裏地與俄國連在一起對抗美歐，力圖上演一出21世紀的新「三國演義」。然而，稍通歷史的都知道，恰恰是俄國在近代以來對中國野心最甚，掠奪領土最多，而美國則是對中國幫助最多的國家。試問：黨國的聯俄制美大外交對中國的民族國家利益究竟有利還是有害？黨國要人和御用學者們難道真的不懂歷史麼？
顯然，這種政策，只有站在黨國政體的立場上才能解釋得通，因為它的第一要務是「反顛覆」、「反滲透」。為了抵制「西方」的「滲透」，把自己做大做強，哪怕聯合俄國這樣如狼似虎的「盟友」。而如果真的以中國民族國家利益為第一要務，官府本來沒有必要一定以「西方」為假想敵（附帶說一句，民主化後的中國作為民族國家，也會與同樣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和歐洲各國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但這些矛盾沒有和社會政治制度問題相纏繞，會具有簡單得多的性質），也沒有必要處處袒護普京和俄羅斯（我們幾乎可以天天從CCTV之類傳媒上看到此類袒護的拙劣表演），只有用黨國政體綁架民族國家，以黨國利益支配乃至取代民族國家利益，才能制定出這樣的外交政策。
更加深入地分析這兩個問題，不是本文的任務，它需要一本書的體量。這裏只想指出：既然「習近平新政」意在鞏固黨權，這已經決定了反貪腐逃不出中國皇權時代反腐敗的既有邏輯，它不會有真的結果。至於「紅色帝國」的「崛起」，可能紅火一時，但也免不了最終衰落的命運。畢竟邪不壓正。這不但意味着體現弱肉強食法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早已過時，而且意味着已經有如此豐厚的普世人權、憲政民主之積澱的當代文明準則不會被改寫。
（2014年8月14日，於新澤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