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百名右派圖》
一、一個被拋棄了的間諜和他的一家
我最近收到一本13CM×9CM的電腦打印後用訂書機訂成的小冊子，叫《新世記高齡老友見面會名錄》，其實是曾經在雲南省彌勒縣東風農場勞改過的右派分子們2003年10月25日一次聚會《簽到簿》的副本。拿着這份只有8頁的小冊子，心裏卻是沉甸甸的。因為這份《名錄》與較早收到的《1988年難友名錄》上記載的489名健在者相比，十五年間已不見了322人。這322人中，除了因交通、身體等因素不能到會外，相信大多數已經逝世。現在，我把幾個不同版本的《名錄》，經校勘、比對而匯總成《雲南省彌勒縣東風勞改農場右派分子名單》，並將之公佈於後。青年學者、思想家冉雲飛先生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叫「右派地理群」;這是冉雲飛對「五七學」的又一新貢獻。雲南省到底有多少像元謀新民農場、彌勒東風農場、開遠臥龍谷農場這樣的勞改農場?全「「「新中國」」」又到底有多少像甘肅省夾邊溝農場、安徽省白茅嶺農場、四川省415築路支隊這樣的「右派焚化爐」、「右派屠場」呢?至今還都是黨國的絕密。在右派老人不斷老化、不斷死亡的情況下，搶救記憶、搶救史料，當是有心於反右運動研究者的當務之急;這個任務的艱巨在於，不但要與時間賽跑，更要與中共當局的「強迫遺忘」相抗衡。
同所有的不幸者一樣，《雲南省彌勒縣東風勞改農場右派分子名單》中每一個右派分子也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但是，許多故事卻隨着死者的離去而淹沒了。在這裏，要特別感謝汪作民先生。汪先生也是1957陰謀受害者，是在東風勞改農場受過罪的倖存者。他在1990至1991年間，自費走遍大江南北、巴山滇水，會見了57名當年的難友，記下了他們的故事。現在這57名難友中也有不少死去了，但他們的故事卻有幸被保存在汪先生的《農場春秋》之中。這死者之中有一個叫高寧遠的一家兩代的故事，很能說明中共一夥的殘暴無情、滅絕人性。
1957年，高寧遠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東風農場勞改，二十二年之後才得到糾正;為了什麼呢?僅僅因為他父親在1949年讓陳毅親自秘密派遣到台北去臥底，去為「解放台灣」作準備，但沒有讓妻子、兒子隨行，實際上是扣留作人質的意思。開始的一年，華東軍政委員會還寄錢接濟過他母子的生活，以後就不管了;從此母子二人成了「潛逃台灣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備受岐視，真是有苦說不出。高寧遠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分到雲南省廣播電台當記者，打成右派分子之後，自己去勞改，媽媽也沒有了工作，廣播電台的房子也不讓他媽媽住了。1960年，高媽媽給當時是副總理兼外長的陳毅寫信，但也沒解決高的右派問題;1969年，高媽媽得了癌症，沒有人管她，只好跟兒子到勞改農場去「養病」，終於在1970年死去。1979年，「糾正」後的高寧遠到雲南大學當老師，前幾年也死了。
高寧遠在死之前的1989年托到台灣去過的人，找到當時《新生報》總編輯，據介紹，他爸因為是共特在五十年代被抓了，應判死刑，但經朋友多方活動改判8年徒刑，刑滿釋放後死去;後事是一對當中學教師的朋友代辦的，高寧遠至死也沒去過台灣，也不知道他爸埋在哪裏;這完全是一個人為的悲劇，是陳毅及其中共集團造的孽。共產黨就是這樣黑，這樣絕情;它對真正的死對頭可能還寬容一點(例如，毛澤東對尼克森就非常客氣，甚至連尼克森的女兒、女婿都沾光;共產黨把張靈甫將軍的絕筆刻在山東省孟良崮當年陳毅部隊打死張靈甫的地方)，但對忠心耿耿的同志(如彭德懷、高崗、周恩來)、對肝膽相照的朋友(如黃炎培、章伯鈞)，甚至對自己曾衷心擁戴過的領袖(如陳獨秀、江青、胡耀邦、趙紫陽)則絕對心毒手辣。所以，跟共產黨跑是決沒有好下場的;現在還在台灣、香港、美國為共產黨賣命的中共特務應該三思，應以你們老前輩的下場為戒。
陳毅在文革中被批鬥時，傳達過毛澤東「陳毅是個好同志」的最高指示，後來成了一段逸事美談，還真迷惑了很多愚夫愚婦。現在仍然有不少中外人士都在那裏歌頌、緬懷陳毅;什麼儒將呀、愛民如子呀、豪邁呀，不一而足。例如當過右派分子的張伯駒，他給陳毅寫了一副輓聯，非常有文彩、非常有感情，連毛澤東看了都稱讚不已，聯云：「仗劍以雲作干城，忠心不易，軍聲在淮海，遺愛在江南，萬庶盡銜哀，回望大好河山，永離赤縣;揮戈挽日接尊俎，豪氣猶在，無愧於平生，有功於天下，九泉應含笑，佇看重新世界，遍樹紅旗。」張伯駒不但常陪陳毅下棋，還是詩詞唱和的「好朋友」。但在張伯駒被扣上右派帽子後，陳毅明知「一個把自己畢生收藏的珍貴文物都獻給國家的人，怎麼會反黨呢?」也只作壁上觀，未能置一詞而解「好朋友」之困卮。(摘自《浮世萬象》)
二、陳毅是個好同志嗎：漠視別人的生命、對同志心毒手辣
其實，陳毅決不是什麼好東西。隨手還可以舉幾個例子：
1、1966年五月份，文革初起，我們學校的院長兼中共黨委書記柳運光被揭發說過：「陳毅不用小汽車送小孩上學，我也不用小汽車送小孩上學。」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的關於陳毅的負面資訊。
2、1954年，一次陳毅到吳祖光家裏，要吳祖光和鳳霞陪他去齊白石那裏，提出要老人畫一幅畫，齊白石當時畫了一幅螃蟹給他，那幅畫是三尺，吳祖光代陳毅付了三十元。辭別齊白石出來時，陳毅說：「還要給錢的啊?」吳祖光幾十年後還記得他的四川口音。由此可見，山溝里的馬列主義者與都市文明距離多麼遙遠。
3、授元帥軍銜儀式上，與賀龍兩個人在毛面前敬禮正步走了一個來回，肉麻當有趣;文革中積極參加造神，吹捧毛、林，為毛的詩詞寫註譯;雖然這樣，仍不免被整死。從到延安後便緊跟、百般逢迎毛澤東的賀龍，也在文革中被毛整死，豈是巧合?!
4、1937年，陳毅與胡蘭畦訂了終身之約，不過由於項英要求堅持地下工作，兩人暫時分手。上海抗戰時，胡蘭畦組織戰地女子服務團，參加十九集團軍羅卓英部到滬西戰場作鼓動工作。後撤退到西南，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少將指導員，是中國第一個女少將。後來到江西辦孤兒院、農場，抗戰後在李濟深集團工作。1948年，遠赴中原策動張軫部起義。1949年，胡蘭畦給當了上海市長的陳毅寫信，以前曾多次給胡蘭畦佈置任務的潘漢年這時代表組織來找他：「有人對你有看法，認為你社會關係太複雜。」又說：(陳毅)「人家已經有妻有子，還找幹嗎?」以後每次運動都免不了受審查，1957年因為去看望已成頭號右派分子的章伯鈞(因為章坐國民政府牢時，她就去看望過)，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時年57;下放農村，勞動二十年。
5、當時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市三五反鬥爭運動的陳毅後來說，「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何濟翔：《滬上法治夢》);死了這麼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據說愛民如子、愛和資本家交朋友的陳毅市長可有惻隱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沒有!陳毅市長不但不同情、不設法阻止，反而幸災樂禍;你聽他走進辦公室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何等輕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開心。這樣，剛剛為「抗美援朝」捐獻過飛機大炮、剛剛上馬路遊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只好繼續當「空降部隊」了。
6、對潘漢年的絕情。陳毅和潘漢年長期在新四軍、中共華東局長期共事，豈有不了解潘漢年歷史、行蹤的道理?可是，1955年3月，潘漢年聽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要求高級幹部要主動交代本人歷史後，又看到會議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些問題，觸發了他1943年奉命會見汪精衛舊事。4月，潘漢年向他的上司陳毅匯報此事，陳毅便翻臉不認人，既不為潘漢年說情也不為他辯護，眼看他在北京飯店被捕，從此陷入寃獄，冤沉大海。
7、在外交部搞文革，心毒手辣：抓了三個牛鬼蛇神，一是李昌，僅僅因為他母親是四川最大的地主惡霸;一是宦鄉，從他家抄出的美金，成了他裏通外國、做間諜的證據;一是浦壽昌，留美博士，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說，整這三個人不但事後看是整錯了，當時看也不符合大方向，大方向是整當權派嘛;陳毅的目的明顯是犧牲小人物以保護自己。
其實，陳毅本身吃過毛氏共產黨的虧，在江西匪區殺AB團中不但有喪妻之痛、而且差點也成了毛澤東刀下之鬼。然而陳毅陷匪已深，又不肯自拔;數十年忠心耿耿，為毛作倀，在顛覆國民政府的暴亂中大殺中國人，最終不免為毛作弄、拋棄，鬱郁而死。
在《雲南省彌勒縣東風勞改農場右派分子名單》中，也有很多被引蛇出洞而跌入毛澤東陷阱的老革命、老黨員、老軍人。例如右派分子吳清卓，是1939年入八路軍、1940年入中共，1957年為共軍十三軍政治部副主任、上校銜;中共雲南省委對外聯絡部「組長」盧毅，1947年在越南參加印度支那共產黨，1948年潛回中國為毛澤東打江山，1958年與妻子謝克冰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等等。同樣，彌勒縣東風勞改農場也是群體消滅右派分子的所在，許多人在這裏被打死、累死、凍死、逼死、餓死、折磨死。
三、不能再容忍共產黨繼續殘害老百姓了
不算井岡山、延安時期的殺人，僅從中共建政的土改、剿匪，到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歷次運動及三年人禍中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至今沒有公佈;在人命不值錢的偉大祖國里，沒有人會關心這個數字;不把人(這「人」不包括無產階級革命家本人及其親屬子女，他們不但是人，而且命還特別矜貴;比如鄧朴方在北京大學摔傷了，鄧小平就把聶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當人的偉光正的黨媽媽，也不會去理睬這個數字。
2002年，當我在華盛頓看到韓戰紀念碑，看到美國人把死者的名字一個個地刻在黑色大理石上，我極感震撼：對生命的尊重、對人的尊重，可以作到如此細緻、如此莊嚴。
美國人紀念「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受害人，則是每一年把他們的名字念一遍;鄧恩•瓊斯是一位律師，她是「九一一」事件的最後一名、也就是第2,974名受害者。
以色列紀念1933年到1945年大屠殺中約600萬猶太死難者的是一座在耶路撒冷的亞德韋希姆大屠殺紀念館，建築總面積達4,000平方米;以色列人從1955年以來的五十年余中，一直在收集死難者的名單，很多倖存者和受害者的親戚朋友參與了這項歷史性的工作。至今已收集到300萬受害者的姓名、年齡和簡歷、死亡日期、家庭住址、親人情況、聯繫方式，部分受害者還有照片。
上海作家劉永忠先生是到那裏去過的少數中國人之一，因為中共政府是不讓老百姓去那裏的，共產黨不讓中國人去的地方還有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紀念館。在紀念館的一間展廳中，四周都是書架，上面密密地放滿了一本本精裝的、都很厚檔案名冊，從地下一直延伸到的屋頂，裏面記錄着300多萬被殺害的猶太人的資料：每一個死難者的姓名、年齡、死亡記錄、家庭住址、親人情況、聯繫方式。劉永忠流淚了，猶太人以無比的勇氣復國，又以無比的代價尋找和記錄下每個死難者!因為每個生命都是無辜的!對每個家庭而言，每個生命都是父母、愛人、子女和兄妹，都意味完整、幸福和歡樂，他們本該有尊嚴地活着，卻因為政治災難而過早地以非人的方式離開了人世，離開了自己的親人!此館中央有一個圓形的黑色水潭，上方懸掛着數不清的死難者照片，一張張臉俯視着，同時倒印在水裏，反射出粼粼的冷光。仿佛約600萬遇害的猶太人向每個參觀者呼喊：不要忘記他們!不要忘記血的教訓!
紀念館還紀念「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他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五次被關進集中營，在戰爭中失去了89名親人。這位活了96歲的老人用了60年時間收集資料與檔案，將1,100多名納粹逃犯繩之以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納粹蓋世太保猶太部主管、一手策劃了希特拉「最後解決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民間有無數的西蒙，特別是以色列特工摩薩德，對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分子一個都不放過。亞德韋希姆大屠殺紀念館讓人知道：「沒有正義，就沒有自由」，「在這世界上還沒有殺了人可以不負責的事。」(劉文忠：《新海國圖志》)
俄國社會與政治史國家檔案館公佈了1936年1月1日至1938年7月1日止，蘇聯當局共逮捕1,420,711人，其中包括8,539名華人。
日本人也是嚴謹不苟，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慰靈碑內放着被害者的名冊，到今年原子彈爆炸紀念日為止，廣島慰靈碑里錄下的死亡者是253,008名，長崎的是143,124名，數字精確到個位，而且還有每個人的名字。(《大河報》等)
只有中國，從總書記到老百姓，都是「差不多先生」。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正面石壁上刻着「遇難者300,000」。日本人問，怎麼不多一個不少一個?這些數字是怎麼出來的?被屠殺的又是哪些人?這個明顯作假的數字不但在欺騙日本人，也在愚弄中國人，更在羞辱死難者。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只忙於不斷地掠奪、不斷地殺人、不斷地製造謊話，哪裏會去計較中國人被日本人殺了多少。因為他們殺中國人比日本人更起勁、更殘酷、更惡毒，死在他們手上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個三十萬。
四、中共幫日本人報仇
六十年代初，東京大審判中唯一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呼籲中國史學界加強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然而，中共御用文人說他煽動對日本人民的民族仇恨和報復。1957年，還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共倒是為由於梅汝璈的堅持而被送上絞刑架的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戰爭首犯報了仇。
嚴峻的史實被刻意掩蓋了，然而又被虛構了。1995年在莫斯科舉行二戰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活動，江澤民宣稱中國在二戰中傷亡三千五百萬人，比1947年國民政府統計的傷亡數一千七百餘萬多出了二千二百多萬，以此壓倒世界公認的死亡二千萬人的蘇聯。中共以為二戰中中國軍民的傷亡數字愈大，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就愈大，「領導」抗戰的中共也就愈偉大。(互聯網)
中共玩弄數字的本領世界第一，誇大或縮小，隨心所欲。土改、鎮反、反胡風、反右、四清、文革、六四等運動中，到底害死多少人?要麼諱莫如深地密封檔案，要麼語矢口抵賴，要麼大大縮小。如袁木在六四屠城後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