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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榕憶鄧朴方摔傷後細節 連送幾家醫院都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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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革」歲月》作者:鄧榕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鄧楠從北大打來的電話。她說:「哥哥摔了。學校要把他送回家!」說到這兒,她已泣不成聲。她說她儘快回家來和我商量。接完電話後,我們在家的人如五雷轟頂,極度震撼而坐立不安,因為什麼也不清楚,只有焦急地等待着二姐回來。

鄧楠回來後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不願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我父親的問題很不理解。」他寫道:「造反派非要我講,我不能講,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無路可走了……」朴方摔傷後,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們把朴方送到一家醫院,醫生一聽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兒子,竟然拒絕治療。此後一連送了幾家醫院都不收。真是一個慘無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賤如草芥。後來聽說聶元梓急了,硬讓與她同一派的北醫三院收下了事。

北醫三院雖然收了人,但只讓朴方躺在走廊上,連急診室都不讓進。一夜之後,眼見病情危重,醫院決定給朴方做脊椎穿刺,但需要家屬簽字。北大造反派到關押鄧楠的地方,將朴方的情況告訴了鄧楠。聽到哥哥摔傷和脊椎骨折,鄧楠一下子都蒙了。跟着造反派來到醫院,在急診室里,她看到了哥哥。原本好好的一個人,如今卻躺在這裏,脊椎骨折,發着高燒,生命垂危。鄧楠整個大腦一片空白,她流着眼淚,拿起沉重的筆,簽了字。造反派連話也不讓說,馬上又把她帶走了。

在非人的摧殘、審訊和虐待下,朴方的決心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慮都已過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猶豫,毫無懼怕,非常鎮定地做出了選擇。

他非常冷靜地走向了自己的選擇。摔下來後,朴方昏迷了過去。他記得曾經一度醒來,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間便又昏迷。再次甦醒時,他已身在醫院。看着周圍人的冷冷目光,看着頭頂上不停晃動着的輸液瓶,一切都那樣的恍惚,那樣的不真實。就這樣,在北醫三院的急診室里,朴方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發了三天三夜的高燒。

不知是上蒼的刻意安排,還是逃脫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樣的頑強,竟然可以戰勝死神。朴方的性命保住了。生與死,是人世間永恆的話題。生與死,是一場惡戰,更是一場搏鬥。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人之於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時候,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心中沒有激動,沒有悲傷,沒有思索,也沒有悔恨。造反派的吼叫,醫生的問話,都像風吹過耳,聽而不聞。

朴方剛摔的時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壓縮性骨折,下肢雖不能動,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覺。按任何醫療程序講,在這種情況下都應馬上施行手術,進行清創減壓,否則脊椎內的出血會向上逆行,凝結後會加重截癱病情。如果當時哪怕有一絲一毫的人道主義,如果能夠及時進行手術,朴方是不會致殘如此的。但在那個年代,在那種政治氣氛下,對朴方這樣的「反革命黑幫子女」,對「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送醫院沒讓人死已經算是「寬大」處理了,根本不可能給予什麼治療。就這樣,朴方的截癱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變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說,造成了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大小便功能喪失,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

大約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鄧楠,說現在危險期已過,他們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鄧楠聽見學校說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連傷心帶着急,立即堅決地反對說:「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裏面商量一下。」獲得造反派准許之後,鄧楠趕快坐公共汽車回家來見我們。

奶奶、鄧楠和我,坐在方壺齋那不見陽光的小屋裏,眼淚不住地往下流。鄧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這樣把看護的責任推給我們,更不能讓他們把一個連危險期都還沒有渡過的病人送回家來。如果真送回家來,僅憑我們幾個人和年老的奶奶,怎麼照看他,怎麼給他看病?不行,我們得想辦法,我們得去找人,去找中辦!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門,說我們要找中辦的領導,沒人理我們。我們說要找平時給我們送生活費的那個工作人員,也不給我們找。沒人理睬,怎麼辦?我們找到一個公用電話,絞盡腦汁地回想原來記得的中辦有關單位的電話號碼。我們一個一個地撥,一個一個地打,打了一個遍。接電話的,有的說這事不歸他們管,有的說你們找北大去,有的二話不說就掛斷了電話。最後憑着記憶,我們撥通了中辦警衛局值班室的電話。和其他人一樣,他們也說不管。我們急了,就在電話中狠狠地說:「人是你們弄成這個樣子的,我們孩子之間沒有看護的義務,我們父母還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們父母那裏!如果你們敢把人送回家,我們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門口。我們要對所有的人說,這是鄧小平的兒子,讓他們弄成這樣啦,你們大家看看吧!你們只要敢把人送回來,我們就敢這樣做!」

放下電話後,我們仍然情緒激動,甚至激動得手都顫抖。站在中南海外,望着那斑駁剝落的高高紅牆,我們兩人覺得那樣的孤單,那樣的無助。這個時候,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這漠漠人世上,有誰能夠幫助我們啊?

從此,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這樣的時候,在我們真正困難的時候,沒有人能夠幫助你,也不會有人幫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北大把人送回家來,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們鬥!

我們絕不妥協的堅決態度,終於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誰最後作出了決定,北大的造反派放棄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轉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醫院。

在校醫院裏,仍然沒有給予朴方任何治療。一開始,造反派還派人看着。一周後,他們不想管了,就把鄧楠叫去,說現在他們沒有看護的義務了,要讓我們家的人自己看護,命令她把弟弟飛飛叫來看護朴方。鄧楠和我一商量,一致認為不能讓飛飛去。飛飛才十七歲,脾氣又倔,萬一和造反派衝突起來,會被打死的。我們決定由我們兩人去校醫院,輪流看護哥哥。

由此,我到北大,和二姐鄧楠一起看護傷殘的哥哥。那時朴方尿路經常感染,一感染就發高燒,一燒就燒到四十度以上,還經常伴有高燒寒顫,燒得抽搐。由於朴方是胸椎骨折,不能起身,連坐都不行,需要不停地給他翻身,否則很容易長褥瘡。截癱病人,只要一長褥瘡,就很不容易治好。我們姐妹二人沒有一點醫療常識,只能進行最一般的生活護理,對哥哥的病,看在眼裏,急在心裏,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也不放過哥哥和姐姐,經常來病床邊批判他們,讓他們交待,讓他們揭發。哥哥躺在病床上,兩眼直直地瞪着,任憑造反派吶喊辱罵,一句話不說。過年過節的時候,大家都在慶祝,醫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頓餃子,唯獨哥哥,因為是鄧小平的「狗崽子」,因為是「反革命」,連吃餃子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飯時才能走出校醫院,走出那個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戶外,不管是晴空萬里,還是陰雲密佈,我都會挺直了腰,仰起頭來,看一看那浩渺無垠的天空。有時,我還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雜亂而濃密的綠蔭掩蔽下,踏着落葉鋪滿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緊緊地靠着湖邊坐着,看着那水波不興的湖面,看着水中隱隱綽綽倒映着的綠樹藍天,讓整個心靈浸透在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的喧囂統統拋在腦後,全心享受這片刻的靜謐。

我們憎恨造反派,我們厭惡周圍的政治狂潮,我們無意也無力抗爭什麼,我們僅僅是想尋求心靈上的寧靜,僅僅是想躲藏迴避。但是,在那個瘋狂的歲月,哪裏有寧靜可尋可覓,哪裏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蒼天之下,人的命運顯得這樣渺小,這樣微不足道。我們受盡心靈上的磨難,自覺時運不濟,但在那個年代,命運像我們一樣悲慘,甚至比我們的命運更加悲慘的,實在太多了,多得數不勝數。舉國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義狂濤的無情衝擊下,被打倒監禁的大有人在,被迫害致殘致死的大有人在,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個沒有秩序、沒有公理、沒有人道、甚至沒有人性的瘋狂歲月。今天,我們之所以回首往事並將這所有的一切詳細記述下來,只有一個願望:願所有經歷過這個歲月的人銘記這一人間悲劇;願所有沒有經歷過這個歲月的人知曉這一人間悲劇;願蒼天有知,永遠不要讓這一人間悲劇再度重演。

就這樣,夏天過去了,秋天又來了。深秋的北京,寒風日勁,天漸漸地冷了。

10月中下旬,召開了前面提到過的八屆十二中全會。

對於全會,我們全家人都很關心。不是關心制定了什麼新的革命路線,也不是關心進行了什麼新的人事變動,我們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此次會議會不會對父親作政治結論。這次如作結論,就是最終定性。是好是壞,對於父親本人,對於我們全家,都有極其重要的關係。

十二中全會後,鄧小平沒有被開除黨籍。北大造反派的勁頭好像一下子少了一半兒,對鄧小平兒女的興趣也就沒那麼大了。他們漸漸很少來校醫院,而後根本就不來了。只有剛剛進校的軍宣隊和工宣隊偶爾來視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為一個被造反派「冷落」的角落。我們竟然還可以在沒人的時候,偷着看《紅樓夢》,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本來,日子就這樣漸漸地過去,漸漸地平靜下來。卻不料,一場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又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我們家只有我和飛飛在中學,屬於要「上山下鄉」的範疇。1968年12月,飛飛隨他所在的師大一附中的同學,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隊。飛飛最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醫院問哥哥:「學校讓我們下鄉,怎麼辦,去不去?」哥哥聽說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隊,心裏很傷心。他想了想,說:「去下鄉,不知以後會怎麼樣,也許別人能回來,你回不來。不去下鄉,政治上會留下個包袱,說你不響應上山下鄉號召,以後可能更不好辦。」聽了此話,飛飛說:「那我就去。」

飛飛決定走了,眼看行期在即。他才十七歲,去這麼遠的地方,我們實在不放心。行前,我們為他收拾行裝。現買的兩個大箱子並排放在地上,一個帆布的,一個木頭的,我們什麼都往裏裝。棉被棉衣棉鞋,帽子褲子襪子,他愛做無線電,連同錘子砧子,能裝的都往裏裝。鄧楠特別會收拾東西,而且什麼都想讓飛飛帶去。她把箱子塞得滿得不能再滿了還在不停地塞,恨不得連自己的心都一起塞進去。她還寫了一張條子,詳細說明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生怕飛飛到山西後找不到東西。臨走前,飛飛去美院看望關在牛棚的大姐。大姐傷心地看着弟弟,她不能給弟弟收拾東西,不能去火車站給弟弟送行,甚至不知今生今世還能不能再見到自己的這個小弟弟。她哭了,她受不了這又一次的生離死別。

走的那天,北京火車站的一號站台上,擠滿了要走的學生和送行的人群。在一列長長的插隊學生專列旁,到處可以看到拉着就不肯鬆開的手,到處可以聽到說不完講不盡的囑咐叮嚀,到處可以看到閃動在眼中和流淌在面頰上的淚水。依依不捨和擔憂之情彌散在人們的心頭。一聲汽笛長鳴,車輪發出隆隆巨響,滿載插隊學生的火車專列開動了。一瞬間,車上車下,車裏車外,人們同時爆發出放聲的大哭。這震天的哭聲,掩蓋了火車的轟鳴。

我和二姐來送弟弟,我們看着火車駛出站台,看着火車越走越遠,一直消失在看不見的遠方,才戀戀不捨地離開了車站。我們誰也沒說話,許久之後仍止不住淚水的流淌。哥哥癱瘓在校醫院,姐姐被關在牛棚,弟弟遠走他鄉,父母被監禁音訊全無,在偌大一個天地之間,我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孤獨和淒涼。

弟弟走後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隨着所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去陝北延安地區插隊。在向西行駛的火車上,我度過了十九歲的生日。我們那個在北京方壺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時從學校回來一下,就只剩下七十歲的奶奶,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費,一個人艱難度日。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鄧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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