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的第一次機構改革，鄧小平稱之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講話。他批評當時黨和國家組織機構臃腫，「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贊同」。1982年機構改革至今，中國政府又進行了5次機構改革。學界認為，在後續幾次改革中，改革的重心已不再是簡單的裁減冗員，更多的是顯示了政府工作職能的轉化。
國務院工作部門多達百個
用鄧小平的話說，1982年如果不搞機構改革，「(政府)確實到了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並沒有改變，由此導致政府機構設置疊床架屋，人員冗餘的問題登上了建國以來的頂峰。
資料顯示，到1981年，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門有100個，其中部委機構52個，直屬機構43個，辦公機構5個。而在100個工作部門中，經濟管理部門即達71個。
這些部門職責重疊，職責難分，工作效率自然難以保證。而且，一些幹部的思想和知識水平滿足不了時代的要求，已經成了改革路上的絆腳石，這就是鄧小平批評的「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
機構臃腫的另一個原因是，到1982年，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活動已進行三年。根據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決定，對過去審查幹部工作中遺留下來的問題要進行認真處理，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要儘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後回到了工作崗位，因為沒有那麼多的領導職位，只能通過臨時增加副職等辦法來解決。
此外，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建問題專家高新民介紹，在改革開放初期，「文革」所導致的「派管幹部」現象仍大規模存在，這不但與中共一貫主張的「黨管幹部」原則相違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時期要求的幹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於改革開放的進展。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龔維斌看來，改革開放要發展經濟，必須獲得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體制改革，首要的是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推行改革要求老幹部「作貢獻」
這次機構改革能否順利推行，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做好老幹部們的工作。
中央黨校教授、黨史專家謝春濤認為，人事和機構改革從舊有的幹部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一些老幹部對革命的理解就是終身革命，但其思想認識和知識結構是否符合改革開放的需要，卻要因人而異」。
而且，也有部分領導幹部擔心機構精簡會導致自己以及子女待遇無法保證。這些人可能成為機構改革的阻力。
因此，如何理順老幹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層極為關注的問題。
鄧小平在1982年1月13日的講話中，甚至用「老幹部最光榮最神聖的職責」、「對黨的最後一次歷史性貢獻」，「對每個人黨性的一次嚴重考驗」來要求老幹部支持這次機構改革。
國務院參事室的歷史日誌也顯示，1982年3月9日，國務院參事全體會議就曾座談建立老幹部退休、離休和顧問制度的決定。
雖然爭議難以完全避免，但總體說來，老幹部順應了這次改革。
1982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時說：「從一個月的實踐看，這項工作(指機構改革)進行得很順利，可以行得通。我們能夠順利地進行體制改革工作。」一個多月後，在會見巴西外長格雷羅時，鄧小平再次表揚了老幹部：「精簡機構，就是『拆廟搬菩薩』。從這兩個月的情況看，我們的老幹部顧大局，是經得起考驗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級的兩級顧問委員會，以便老幹部們發揮餘熱。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正是鄧小平。
首當其衝「砍掉」11個副總理
1982年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機構改革正式進入軌道。
這場改革自上而下進行。首當其衝的，是國務院。改革後，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例如，電力工業部和水利部合併設立水利電力部，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和糧食部合併，設立商業部。
改革還明確了各級各部的職數、年齡和文化結構要求。國務院各部委正副職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
國務院的工作人員總編制縮減了1/3左右，編制從5.1萬人減為3萬人，部委級領導平均年齡由64歲降到60歲。
當時國務院副總理由13人減為2人。根據1982年5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的決議，萬里、姚依林繼任國務院副總理。本次會議還決定增設「國務委員」一職，其政治待遇相當於「副總理」。當時出任國務委員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區政府工作部門從50-60個減為30-40個;城市政府機構從50-60個減為45個左右;人員編制方面，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機關人員從18萬人減為12萬餘人。市縣機關工作人員約減20%，局級領導的平均年齡則由58歲降到54歲。
1982年的機構改革歷時3年，除了精簡機構外，「還為幹部『四化』開了路」，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龔維斌說。
所謂幹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此「四化」的標準由陳雲首先提出，鄧小平隨即表示支持，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此事。
1982年1月13日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指出：「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亡黨亡國。」
雖然「四化」在1983年7月的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才獲得正式確認，但1982年的機構改革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幹部「四化」標準下的改革。尤其是對年齡和文化結構的要求，比較直白地體現了「年輕化、知識化」。這被認為是對領導幹部終身制的一種修正。
「其實，黨中央在建國初期，就有對領導幹部年齡等方面的硬性要求，但是一直沒實施而已。」一位行政學專家說。
鄧小平在改革過程中多次要求嚴格領導幹部的年齡標準和任期限制。他本人也被視作身體力行的典型。
上述行政學專家認為，對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終結，幹部隊伍「四化」建設的推動，是1982年機構改革最顯著的兩大亮點。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高新民亦認為，現在的中央高層，正是在1980年代初的幹部「四化」大潮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中國政壇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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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新京報/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的第一次機構改革，鄧小平稱之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講話。他批評當時黨和國家組織機構臃腫，「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贊同」。1982年機構改革至今，中國政府又進行了5次機構改革。學界認為，在後續幾次改革中，改革的重心已不再是簡單的裁減冗員，更多的是顯示了政府工作職能的轉化。
國務院工作部門多達百個
用鄧小平的話說，1982年如果不搞機構改革，「(政府)確實到了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並沒有改變，由此導致政府機構設置疊床架屋，人員冗餘的問題登上了建國以來的頂峰。
資料顯示，到1981年，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門有100個，其中部委機構52個，直屬機構43個，辦公機構5個。而在100個工作部門中，經濟管理部門即達71個。
這些部門職責重疊，職責難分，工作效率自然難以保證。而且，一些幹部的思想和知識水平滿足不了時代的要求，已經成了改革路上的絆腳石，這就是鄧小平批評的「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
機構臃腫的另一個原因是，到1982年，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活動已進行三年。根據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決定，對過去審查幹部工作中遺留下來的問題要進行認真處理，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要儘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後回到了工作崗位，因為沒有那麼多的領導職位，只能通過臨時增加副職等辦法來解決。
此外，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建問題專家高新民介紹，在改革開放初期，「文革」所導致的「派管幹部」現象仍大規模存在，這不但與中共一貫主張的「黨管幹部」原則相違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時期要求的幹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於改革開放的進展。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龔維斌看來，改革開放要發展經濟，必須獲得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體制改革，首要的是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推行改革要求老幹部「作貢獻」
這次機構改革能否順利推行，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做好老幹部們的工作。
中央黨校教授、黨史專家謝春濤認為，人事和機構改革從舊有的幹部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一些老幹部對革命的理解就是終身革命，但其思想認識和知識結構是否符合改革開放的需要，卻要因人而異」。
而且，也有部分領導幹部擔心機構精簡會導致自己以及子女待遇無法保證。這些人可能成為機構改革的阻力。
因此，如何理順老幹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層極為關注的問題。
鄧小平在1982年1月13日的講話中，甚至用「老幹部最光榮最神聖的職責」、「對黨的最後一次歷史性貢獻」，「對每個人黨性的一次嚴重考驗」來要求老幹部支持這次機構改革。
國務院參事室的歷史日誌也顯示，1982年3月9日，國務院參事全體會議就曾座談建立老幹部退休、離休和顧問制度的決定。
雖然爭議難以完全避免，但總體說來，老幹部順應了這次改革。
1982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時說：「從一個月的實踐看，這項工作(指機構改革)進行得很順利，可以行得通。我們能夠順利地進行體制改革工作。」一個多月後，在會見巴西外長格雷羅時，鄧小平再次表揚了老幹部：「精簡機構，就是『拆廟搬菩薩』。從這兩個月的情況看，我們的老幹部顧大局，是經得起考驗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級的兩級顧問委員會，以便老幹部們發揮餘熱。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正是鄧小平。
首當其衝「砍掉」11個副總理
1982年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機構改革正式進入軌道。
這場改革自上而下進行。首當其衝的，是國務院。改革後，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例如，電力工業部和水利部合併設立水利電力部，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和糧食部合併，設立商業部。
改革還明確了各級各部的職數、年齡和文化結構要求。國務院各部委正副職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
國務院的工作人員總編制縮減了1/3左右，編制從5.1萬人減為3萬人，部委級領導平均年齡由64歲降到60歲。
當時國務院副總理由13人減為2人。根據1982年5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的決議，萬里、姚依林繼任國務院副總理。本次會議還決定增設「國務委員」一職，其政治待遇相當於「副總理」。當時出任國務委員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區政府工作部門從50-60個減為30-40個;城市政府機構從50-60個減為45個左右;人員編制方面，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機關人員從18萬人減為12萬餘人。市縣機關工作人員約減20%，局級領導的平均年齡則由58歲降到54歲。
1982年的機構改革歷時3年，除了精簡機構外，「還為幹部『四化』開了路」，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龔維斌說。
所謂幹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此「四化」的標準由陳雲首先提出，鄧小平隨即表示支持，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此事。
1982年1月13日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指出：「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亡黨亡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