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帝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繫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還較為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
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慾」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巨任務，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
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鑑》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
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應該說，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給後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於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
最後再來看宋朝的經濟，當時佔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歲入400萬兩。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後人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裏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里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極少。
那麼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財迷皇帝明神宗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佔70%。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都要伴隨着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循環。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軍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裏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慶曆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僱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蹟。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也頗有些現代味道。
這樣做的結果是，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滸傳」中可以看到，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林沖買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齋志異」中也可以看到，「百金」在當時就已經是一戶中人之產了。在中學課本里，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製的鞋子。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竟然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
如果說那些描述還不夠具體的話，還可以看一下下面這些事實：
宋朝時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紙幣和銀行信用。
宋朝時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術是宋代發明，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始大量應用;火藥和火器在宋代開始大規模使用;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現了工匠傳統和哲學傳統合流的跡象(「夢溪筆談」)，在西方，這是近代科學大發展的先聲。
宋朝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
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餘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32萬貫。
北宋慶曆年間，年商稅收入達1975萬貫，宋朝商稅甚輕，住稅3%，行稅2%。
南宋紹興末年，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稅，也就是說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稅貨物即達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人均進出口額當在1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貫或更多。
在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同時，宋朝的政局總的來說也比較清明。既沒有宦官和外戚專權，后妃干政，也沒有地方勢力的割據。在「不以言論殺人」的傳統下，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那些因為「忤旨」或者被打擊排斥的人們，最多也就是流放嶺南，真的沒有人因此被處死。
可以大膽的說，宋朝實際上正處於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如果說，中國歷史上真的曾經有過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時機的話，那麼一定是「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世界。
可是，這剛剛萌生的嫩芽，這一切，都被北方刮來的寒風吹得無影無蹤!
蒙古人的破壞力是極其驚人的。金全盛時有戶768萬，元滅金時僅得戶87萬，短短28年間在籍戶數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有戶1267萬，元滅宋時得戶937萬，也陡減26%，這還沒有包括此後元軍與南宋殘餘勢力作戰3年的殺戮。這減少的上千萬戶，幾千萬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還是死在蒙古騎兵的屠刀之下。堅決不肯同化，試圖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來統治中國的蒙古貴族立刻就使宋朝社會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邁進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後，雖然漢族起義者又奪回了國家政權，但朱元璋卻錯誤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將中國社會重新送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中去。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英國人的戰艦開進珠江口。
當然，如果宋元戰爭是另一個結局的話，中國就真的能發展到資本主義。
所以，宋朝時的中國社會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史中最繁榮，發達，最有希望的一段。然而，正如人們所熟知的，這希望早就隨着那輪血紅的殘陽一起隕落到崖山背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