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五天的暴跌，距離我判斷的全球經濟風向標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800點，已經只有一步之遙，6月17日已經跌至858點。這個充分表明：中國的實體經濟遠未有想像的好，金融市場的繁榮只是貨幣泛濫的結果。這和2008年不同，2008年是中國第一次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機，出口企業全部停擺，但那時貨幣沒有當下如此泛濫，因此，還有救助的餘地。這一次是中國遭遇第二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遠比2008年更為嚴重，而當下中國已經失去能夠應對的力量，因為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廢紙貨幣，完全失去任何功能。
我曾經分析過，這一輪道瓊斯指數不可能會突破17000點，在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跌破800點後，道瓊斯指數將會爆發狂飆突進式的暴跌，下跌的幅度不會小於20%，以此引爆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歐洲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將會成為此輪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印度因為去年泡沫破滅，本次不會受到重大創傷，而中國死守泡沫將會受到毀滅性打擊。
我們儘管不知道，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跌破800點後的三個月到六個月之間，中國究竟會發生什麼，對此，我只是做出我的分析：
大的環境決定，未來三年，中國的世界工廠會崩潰，所謂中國生產歐美消費模式會徹底解體(詳見我的《中國通脹世界通縮》)。美元流動性決定美元在貶值周期紛紛流向世界，世界因此而通脹，美國國內M2不高因此通脹幾乎沒有;中國印鈔主要流向了國內對世界影響不大，中國國內M2狂飆通脹嚴重。所以不要拿中國和美國比，美元和人民幣沒有可比性。人民幣升值難以持續，央行是既怕升值也怕貶值，人民幣升值，外貿加速衰退倒閉失業來臨，人民幣貶值，美元出逃資本外流，泡沫破滅。人民幣的長期貶值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具有前瞻性，本次大跌說明：
一是中國的明斯基時刻——明斯基Hyman Minsky(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時刻，即資產價值崩潰時刻。他的觀點主要是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槓杆比率上升，進而從內部滋生爆發金融危機和陷入漫長去槓杆化周期的風險。經濟好的時候，投資者傾向於承擔更多風險，隨着經濟向好的時間不斷推移，投資者承受的風險水平越大，直到超過收支不平衡點而崩潰。這種投機資產促使放貸人儘快回收借出去的款項。「就像引導到資產價值崩潰時刻」。
二是荷蘭病暴發——依靠廉價的資源突然暴富的城市全部患上嚴重的「荷蘭病」。荷蘭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國特別是指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20世紀50年代，已是製成品出口主要國家的荷蘭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業，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可是，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卻嚴重打擊了荷蘭的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削弱了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製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的困擾，國際上稱之為「荷蘭病」。最典型的就是鄂爾多斯，中國類似這樣的城市有69個全部面臨「荷蘭病」爆發，房價泡沫全部在2014年一樣像鄂爾多斯一樣破滅。剛才的微博：舊債難化，新債疊加，鄂爾多斯市正面臨着嚴重的政府債務壓力。去年過年前，為了給公務員發放工資，東勝區政府還曾向伊泰集團再次伸手借款15億元。「面對政府不是一次的的借款壓力，伊泰集團甚至打算把企業總部搬到准格爾旗。」2014年這種現象到處都是。這是2014年房價泡沫破滅的軌跡，這一年中國房價泡沫的破滅由點擴展到線。這兩條線泡沫破滅後，必然擴大到面，但這是2015年的事。
三是中國式的特里芬兩難——特里芬兩難是針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問題產生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立在美國一國的經濟基礎上的，以美元一國貨幣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和支付貨幣，如果美國國際收支保持順差，那麼國際儲備資產就不能滿足國際貿易發展的需要，就會發生美元供不應求的短缺現象——美元荒;但如果美國的國際收支長期保持逆差，那麼國際儲備資產就會發生過剩現象，造成美元泛濫——美元災，進而導致美元危機，並危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特里芬兩難決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垮台的必然性。「特里芬兩難」，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教授發現並提出來的「悖論」。而中國式的特里芬兩難是人民幣匯率和國內政治經濟穩定不可兼得，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在邏輯上是一樣的，央行其實也知道，人民幣只要跌破6.30元將會一瀉千里蔚為壯觀，所以，不惜動員三大銀行不斷拋空美元維護匯率，但這絕對不可持續。我已經發現很危險。
未來三到六個月，是中國經濟的危機爆發的熱點時期，這是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告訴我們的，是不可改變的。不排除一線城市房價在此時間段量價齊跌，甚至斷崖式暴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