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所謂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價格雙軌製造就的暴富群體
所謂價格雙軌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交換中，通行着政府定價和市場定價的兩種價格體系。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政府主導的低價格，和市場定價的較高價格，兩者相互存在且相互刺激。同時，也出現了有人不擇手段地把低價格的計劃商品，拿到市場上以高價格出售，兇猛地賺取差價發財。
現以1987年雲南省電銅為例。國家統一出廠價格為每噸5500元，雲南省制定的出廠價格為每噸6600元，最高出廠限價加價額為每噸9920元，最高銷售限價加價額為每噸10560元。這也就是說，某人有關係，從電銅工廠買出1噸電銅，轉手賣出去就可以賺錢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賣1萬噸，就賺3960萬元，1987年的3960萬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
二、國企初期改制不成功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以前，中國的國企改制經歷了包括擴大自主經營權、廠長負責制、承包經營責任制、加強內部管理等。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每改革一次，都會造成國家利益的某些損失、就會造成一次陣痛，都使一批人因此成為了暴發戶。
首先，擴大自主經營權，讓企業擁有了自主生產與經營權，包括超額生產權、超額生產的產品的定價權和銷售權。但同時也造成在社會產品極其匱乏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內的許多商品，就成為了市場上的搶手貨，廠長、銷售人員和市場裏的「倒爺」中一部分人就此暴富起來。
其次，國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由於政府機關與承包經營的國有企業在談判時，無一不處於信息不明、情況不熟、被企業煳弄的狀態，因而往往被「欺騙」，以至於出現了相對於未承包企業來說，承包基數過低、企業留利過高、企業「小金庫」過肥等普遍現象。其中，企業「小金庫」除了企業正常使用外，相當一部分便被企業負責人堂而皇之地拿去，從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第三，在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在公司實行經理負責制，這本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在中共所謂的集體負責制、黨的一元化領導、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管理下，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後，超額生產的產品的定價權和銷售權都捏造廠長、經理手中，於是，廠長、經理和營銷人員以及市場「倒爺」(二道販子或三道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起來。
三、產權改制過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著名學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結，中飽私囊而畸形發展。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重點國有企業更成為權貴們的囊中之物。這些國有企業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誕生並培育了中國特色的豪強資本家和權貴階層，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
首先是設置內部股。中國國企和集體企業的內部股，是按照企業內部職務高低而劃分為若干等級，每一等級可以劃入或認購多少不等的內部股份。其中，許多國企向主管部門及其領導贈送內部股，這已是一個不得違背的潛規則。待內部股一上市，股價飆升時他們便拋出，一批急劇暴富的富人也就冠冕堂皇地誕生了。
其次是管理層收購。所謂管理層收購，是指為「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救活公有制企業，由國企和集體企業管理層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權進行收購的改革方案與行動。在管理層收購中，管理層一般都沒有、也拿不出那麼多現錢，怎麼辦?方法是管理層用公企作抵押向銀行貸款。這樣一操作，公企也就悄無聲息地變成了管理層的企業。由次，管理層也就一夜之間成為了暴富人群。這也就是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
四、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天價薪酬造就的暴富者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管理層的薪酬，是由企業所有者即老闆決定的，在股份制企業中具體是由董事會、股東大會討論決定的。但是，在中國大陸，由於國資委的薪酬規定太籠統，又設有一個職能部門負責監督和考核，事實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層自己給自己定薪酬的中國特色現象。
據統計，中國現有大型央企155家，每一個央企高管按平均數20人計，則有3100人;每一個高管年薪以100萬元計，則高達31億元之多。事實上，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非國企員工月工資不過一兩千元，差距懸殊!
應該說明的是，上述計算的僅是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工資表上的薪酬，並沒有計算他們的職務消費，更沒有計算他們的灰色收入。據媒體揭露和學者研究，中國的國企賄賂他人和接受賄賂已司空見慣且相當嚴重。據《北京青年報》2008年7月12日發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發陝西省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陳雙全在職三年受賄1700萬元，其「經驗之談」是：「我受賄優先考慮國有企業，因為國企比較安全」。而且「國企普遍愛好做假帳，並且精通這方面的業務——『有辦法做』，因而接受其賄賂會『比較安全』」。陳雙全的坦白令人震驚!
五、資本市場制度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國的資本市場開發較晚，還很不成熟，從而成為暴富者群體孕育、滋生的溫床。正如吳敬璉先生所指出的，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頑疾並未根除，有權力的人可以大發橫財，而普通股民總是無辜地利益受損。由於受計劃經濟指標分配、執行信息公開不徹底的負面影響，中國資本市場建設和完善過程中沾染了大量原體制中的弊端，為有權有勢的官員們及「太子黨」、親朋好友暴富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和平台。他們此間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場不透明，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數王益案。據《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第22期報道，原國家開發行副行長王益，於2007年3月批示國家開發行河南分行，為鄭州提供25億元資金用於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中嶽嵩山、少林禪宗、武術聖地為核心的旅遊文化產業發展。但25億元資金只用了2億元，其他23億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從中收取4000萬元高額「財務顧問費」，用於購買太平洋證券的原始股份。
其次是非市場化手段。例如較長時間採用上市的配額制，一些省市區為了爭取配額，不得不採取送內部股大禮、向握有實權的官員行賄受賄等手段，賄賂有關部門的官員，甚至行賄上市評估專家、證監會發審委專家組成員。這樣一來，有關部門的官員和上市評審、發審專家組成員，開一次會、行使一次權力，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上萬、上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巨額收入，這不是暴富又是什麼?!
三是股東同股不同價。例如，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設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東(一部分為自然人，就是某些官員和「內部人「)穩獲暴利，而流通股股東卻不得不承擔股市下跌甚至暴跌的損失。再如近年的大小非解禁，使擁有大小非的股東轉眼間獲得超額利潤，以至於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東以及上市公司，並不管時下市場是否低迷而一個勁地要解禁套現。
四是內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轟動一時的廣發證券原總裁董正青，通過泄露內幕信息、內幕交易案顯示，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直接主導廣發證券借殼上市的職務便利，多次將廣發證券借殼延邊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碼：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給其弟董德偉，並指使董德偉買入再賣出延邊公路股票，共盈利人民幣1億多元。
五是所謂「股權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東和富豪超低價買的股票和老百姓高價買的股票，拿到市場上按照同等價格進行買賣。當初老百姓花高價買的是流通權，買的是國家對老百姓的承諾。但是，隨着股市發展的現實要求，證券監管機構公然蠻不講理地違背承諾，宣佈解除對低價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而又不顧及股民巨大的價格落差。這樣一來，原本窄小的羊圈裏忽然被放進了一群膘肥體壯的狼，超過流通股數量兩倍多的低價股如同決堤洪水般洶湧拋售，中國股民的金融資產如同長江大河般滾滾流入極少數富豪的腰包。這樣的所謂「股權分置改革」，無疑像江洋大盜一樣是對中國小股民進行一場明火執仗地公開搶劫和掠奪。
六、基本建設投資招投標過程中造就的暴富群體
較長時間以來，包括城市建設、交通、能源、環保等基本建設領域，一直是產生暴富群體的最佳搖籃和最好平台。雖然我們在基本建設中較早推行了投資招標投標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標投標中，找到了為自己謀利的機會與平台，伴隨着內定中標人、層層轉包的把戲，也就出現了兩個產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屢見不鮮;二是一些人迅速腐敗、落馬，暴富者群體應運而生。
七、官商勾結大發土地財而造就的暴富群體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最稀缺的資源，也是社會上許多人瞄上的、可以鑽空子而迅速發財暴富的資源。按照中國憲法，土地所有權分為國有和農民集體所有兩種。能夠讓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國有土地和通過政府徵用的農民集體土地。
1982年頒佈的《憲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的條款，房屋下面的土地從此變成為了國家財產，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而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拍賣和城市開發拆遷，激發和培育了老百姓的產權意識，矛盾才逐漸暴露出來。政府成為這兩項「文革」遺產的受益者和拍賣莊家，各種官商勾結的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八、貪官暴富
2010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該報告披露：地廳級以上官員已形成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30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0～90倍。
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帳戶22000億人民幣。至2010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5200億元，其中縣、團、處級以上官員(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的個人儲蓄高於40000億元。
目前，中國的以權謀私貪官暴富者，已經發展到「千萬元」級了。中共黨員官員的腐敗行為，直接從暗處走到前台，明着進行。媒體曾報道金華市安監局斂財，蓋公章、辦培訓班、年審、處理事故等都成了他們發財的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