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醫生逃離公立醫院。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醫院就有20名醫生辭職，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曾一年內有10名醫生辭職。
醫院越大，醫生和患者就越邊緣。特需醫療大行其道，要趕走公費醫療者，醫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輕醫生不僅要忍受超常的勞動和低報酬，連開藥也要開上級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樣，於鶯在醫院洗完澡，換上急診科的藍色制服，開始了她在協和醫院的最後一個夜班。
查房前，她在辦公室跟同事輕鬆地聊天，但一旁的電話仍然響個不停，有向她請教的一線醫生，也有向她告別的同事。這個被譽為「急診科女超人」的女醫生長達12年的公立醫院生涯在次日就結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萬粉絲公開了決定----離開協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評判體系玩了。」她說，「我玩不過。」
事實上，在過去兩年多里，和於鶯一樣感覺心力難支的同行還有更多。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醫院就有20名醫生辭職，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曾一年內有10名醫生辭職。2012年，協和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和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的「出走」成為震動醫療界的大事。
2013年這股潮流繼續發酵。1月，自稱在「公立醫院體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同樣選擇了「上岸」。5個月後，於鶯加入了這一行列。同時，她還獲悉這樣一個事實：更多同行正在考慮這個問題。
「炮灰」
於鶯所在的「急診科」在協和左側小巷的盡頭，但如今，這裏已無法名符其實----不僅僅是緊急醫療之用，還被迫成為門診的延伸。「航母式的『醫聯體』讓一些大型醫院成為航母。」於鶯說，「這最終會讓一線大夫尤其是急診科醫生成為炮灰。」
北京協和醫院是北京乃至中國最著名的醫院，它位於這個城市的市中心，與天安門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僅門診就接待的三百多萬病患將這裏擠成中國「看病難」的重災區。
一項健康調查顯示，98%的三甲醫院醫生抱怨他們每天接診的是在地方醫院就可以解決的小病。而於鶯所在的急診室，由於不限號，則成為公立醫院「巨無霸」效應最直觀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協和醫院急診科如往常一樣擁擠忙亂。掛號大廳里，因腦血栓而失語的老太太在持續哭叫，一旁是虛弱的病人扶着牆對着垃圾桶在嘔吐;候診區內，輸液的病人蜷縮着;搶救室外的家屬等候區則被街邊小吃的油膩味填滿，家屬帶着被子和行李沿牆坐成一排。
在急診室，醫生要承受更多的誤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過幾次門診都顯示沒事，轉急診後也查不出問題，患者向於鶯投訴：你們這樣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個照上微博?
還有一次，急診來了母子倆，要看痤瘡，於鶯說急診看不了痤瘡，那婦女開始破口大罵，還「問候」了於鶯的母親。
由於不堪重負，協和醫院在2011年完成了擴建，總面積由22萬平方米增至49萬平方米，手術床位增加870張。儘管擴建後的日均門診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號難求。
「公立醫院注重病人數量和住院量，而國際趨勢是病房在縮減。公立醫院處於壟斷地位，沒有壓力，他們把本該用於設備投入的錢更多花在擴張上，跟醫改『三甲醫院到社區』的方向背道而馳。」原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說。
超負荷的大型三甲醫院的另一面，卻是停滯不前的社區醫療，即使是在深圳這種發達的經濟特區，基層醫療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對其也「路近心遠」。
「現在社區基本沒有好的全科醫生，對全科醫生的培訓也都停留在層面形式。」朱岩對南方周末說。
趕不走的公費醫療者
於鶯小時候想當一名貨車司機，但後來當了醫生。她想像美劇《豪斯醫生》的主角一樣，醫術高超、嫉惡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醫院是真正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醫療完全剝離。」於鶯曾這麼認為，但她很快意識到現實的複雜。
協和醫院的官網顯示，在該院新增後總計1855張的床位中，急診科床位佔36張，兒科佔40張，而特需病房佔149張，是前者總和的近兩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