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換屆」會議落幕僅一年多，新一代領導層就迅速扭轉了過去十年來最高層軟弱渙散、領導力不足的格局，初步樹立了政治威信。尤其是習近平從一個最高領導人的「名分擁有者」，在較短時間裏，被尊為中共新的領導核心，並在中國政治中烙下了個人的鮮明印記。
在中國轉型發展過程矛盾和風險頻現、中共面臨前所未有執政危機的重要關頭，如何突破困境，收攏民心，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穩定經濟發展形勢，持續改善民生，打造強有力的執政黨，夯實繼續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基礎，延續中共執政不倒翁的神話，並將名分上的政治權威，有效轉化為運作實際權力的能力，始終牢牢導控中國政局發展方向，是最高領導人的優先戰略課題。為此，習近平主導燒了「四把火」。
第一把火：改革
習近平接棒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排除各種爭議，協調各種利益，力促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了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等全面改革內容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通過燒改革之火，中共是要回答在轉型瓶頸期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在多年矛盾聚集、改革停頓導致人心浮動的情況下，呼應中國社會主流思潮的期盼，表明要進一步以改革的方式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強烈意志。這份多年來所未見的綱領性的改革文件，初步慰藉了在新興中產階級、民營資本家、社會精英階層、知識分子和大部分公職人員心中久已泛濫的思變心理，鼓舞了一部分人，並使另一部分人從絕望轉向觀望，從而阻遏了改革派及其同情者的離心傾向，增強了新一代領導層的凝聚力。
第二把火：反腐
十八大前夕爆發的薄熙來案和它幕後的複雜背景，既對中共的權力交接和執政地位造成了威脅，又為習近平大張旗鼓地整治貪腐和權力洗牌，掃清了障礙，提供了契機。十八大後，圍繞在周元根(編按：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原名)身邊的政商帝國逐漸浮出水面，在打大老虎的旗幟下，從四川繫到中石油系、政法委系，大小老虎接踵倒台;2014年伊始，反腐矛頭又開始悄悄轉向「老老虎」所盤踞的特殊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重申嚴明黨紀;以明確各級紀委和監察機構職能、建立巡視制度、上收紀委系統人事任免權等措施為途徑，深化反腐敗體系機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政黨中心模式為顯著特點的「黨委領導下的反腐敗工作紀委負責制」。
新一輪反腐具有明顯的政治鬥爭底色，截至目前落馬和僅限於「你懂的」範疇的大小「老虎」，多數都與十八大前夕政爭主角的權力活動範圍有關。毫無疑問，這一輪反腐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向普通民眾展示反腐成果和決心，安撫其不滿情緒，收攏漸失的民心，提高執政黨的民意支持率，樹立最高領導人鐵腕反腐的清明形象;同時也清除政治利益集團的殘餘勢力，消除新政權的隱患，並為元老政治敲響喪鐘，以利於最高領導人全面掌控最高領導權。
第三把火：搶佔意識形態陣地
最近，習近平在中歐學院的演講中表明心跡。他說，中國設想並嘗試過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政治制度，「結果都行不通」。雖然屢經失誤乃至嚴重曲折，但中國最後選擇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習近平顯然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結了中國政治歷史發展的任何其他可能性。可惜，他未能充分論證的是，通過暴力奪權而非公民選擇，以一種政治形態取代另一種政治形態，並斷言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政治形態成功，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據和正當性。
一年多來，從憲政主義之爭，到宣講「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核心價值體系、「三自信」等政治理念，到高校「七不講」、網絡「七條底線」等公共政策導向，到外交工作將爭取外國政府尊重和不干涉中共選擇的制度和道路作為首要之務，再到《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整治網絡大V、打擊新公民運動、謹慎高調地紀念毛澤東等具體事件，都是以習近平的上述主張為基調的。
對傳統意識形態的強調，一方面是由於中共視其為保持自身長期執政地位、建構執政合法性正義話語體系的根本保證，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毛左一派在中國的影響力根深蒂固，而在其背後的政治勢力亦是盤根錯節。因此，籠絡社會主義原教旨主義者，抑制普世價值派的增長空間，並在潛在的反對派成長為現實的挑戰力量之前，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成為新領導層的現實政治選擇。
第四把火：外交
外交領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向毛澤東主義的某種回歸，大國意識更加強烈，民族主義更加鮮明，維護政治穩定更加自覺，在堅持和平外交政策基本面的基礎上，調適「韜光養晦」戰略，在處理涉及中國政治和領土核心利益的對外關係時，趨於積極、主動和強硬。
中國對日本、菲律賓等國的強硬立場，讓「愛國賊」揚眉吐氣，它所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情，對日益面對合法性危機的中共來說，顯而易見是習近平所熱衷描述的「正能量」。
如果說，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燒「四把火」，意在造「勢」取「勢」，彰顯其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開闢自己的道路，改善執政形象，樹立執政權威，然對於一個政權的領導者來說，光有「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良性發展的「勢」和堅韌強大的「力」有機結合起來，方能成事。因此，在「四把火」之外，着力改造權力運行體系，是習近平主導實施的另一項重要「改革」。
「一梁四柱」的新權力運行架構
他欲搭建的新權力運行架構，簡言之就是「一梁四柱」。所謂「一梁」，是中共總書記再度成為領導核心，穩定和強化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最高權力體制;所謂「四柱」，分別為改造後的權力監督和反腐機構(即垂直領導的中紀委和監察系統)、中央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四根支柱組成的權力運行體系，事實上均由習近平擔任最高負責人(中紀委在中央政治局和總書記的領導下，負責權力監督和反腐敗具體事務的執行)，它們分別承擔了中國最高權力監督和腐敗懲戒機關、新一輪改革頂層設計、政策制訂和監督實施機關、國家內政國防安全政策制訂、實施和監督機關以及中國意識形態指導機關的實際職能，幾乎囊括了政治權力的所有關鍵方面。正因如此，不僅習近平本人是中共自鄧小平以來最有實際權力的最高領導人，而且新一屆領導層也是最有實際政治權威的中央政權的「經理人」團隊。
輿論曾關注，2014年「兩會」是否會將在國家政府體系中，建立獨立的國家反腐敗機構、國家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上議程，以取得全國人大的合法性授權。結果顯示，當局無意放棄執政黨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超然地位，將其置於可控和外部監督之下。因此，習領導下的若干小組或委員會，未來在行使權力時，除了主觀上的自我限制和寬泛的民意敬畏外，將會毫無顧忌和制約。這是與習近平在執政之初聲言尊重和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嚴格實行法治的基本精神是相違背的。
綜合研判中共改革的方向或其所力圖構造的國家發展模式，是威權主義政治體制、政府導控的半自由市場經濟、一極多元的文化體系、去政治化的人民社會、政治決定論的強力外交主義的混合物。
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特徵是，在國家政府權力架構中，黨憲一體，執政黨和它的最高領導人是憲法的制訂者、代表者和監護者，政黨處於國家權力核心，而總書記處於政黨權力的核心，集精神領袖、權力操盤手和最高監督者多角色於一身，且不受國家法律和政治體制之約束。政府導控的半自由市場經濟的特徵是，國有控股為體，市場經濟為用，政府導控為保障，在不危及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一極多元的文化體系，是因為多元化是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改變不了根本規律的情況下，以政治的強制力維護和保障中共意識形態的一極統治地位。
去政治化的人民社會，人民固然是政治的術語之一，但人民社會卻企圖剝離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和意義，使人成為權力的被動驅使者，成為沒有私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的「稻草人」。政治決定論的強力外交主義，旨在為確保權力提供外交支持，凡屬危害自身政治體制的外部危險，都是不惜舉國家之力強力應對的對象。
「四把火」的延燒，「一梁四柱」權力架構的建構，促其達成了直接的政治目標：中共新領導層站穩腳跟，基本排除了困擾政局多時的元老政治的影響，有效掌握了權柄，習近平作為領導核心個性色彩愈益凸顯，個人權威基本確立。不過，令人持疑的是，在黨外和黨內分權與制衡體制均顯薄弱的情形下，黨權和國權如何區分，黨權和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如何監督和制約?歷史上改革成功者寥寥可數，皆在於無法調和其內在矛盾性，中共新一輪改革如何克服自身的彷徨和私心，順着歷史河流的合乎規律的流向，達成其使命?
「習近平號」中國帆船儼然已鼓滿了風帆，向着未知之域駛去。然而，不僅其自身漏洞百出，而且前方驚濤駭浪雲集、險礁暗灘密佈，它還能擁有從前的好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