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朱厚澤的遺言振聾發聵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
我首先給大家念一下，幾分鐘以前在李銳同志那兒，他寫的一首詩，是給亡友胡績偉準備編的紀念文集的：
春秋午時辦新聞，
獨立自由思想人，
海瑞精神六不怕，
幸留史記是傳真。
幸虧留下來一些史記給世界傳下真理、真實、真實的歷史。我說李老你寫的不是胡績偉一個人，是寫的百歲民主派的這些老人，都是用50年或者60年時間，在黨內搞宣傳、搞其它工作，但是你們都是有獨立自由思想的人，你們有海瑞精神「六不怕」，最後留下一些史記——今天有朱玫拿來的《朱厚澤文存》，胡績偉最近出了《自選集八卷（上、下）》，（上）裏面把《論胡趙新政啟示錄》21篇文章也放進去了，今天還有其它文章發給我們。我想大家都應該做這樣一個工作，這一批百歲老人，「兩頭真」，當年，毛澤東剛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他們到延安去參加共產黨；到了21世紀，他們在反思，自己60多年共產黨內生活，留下來的思想，留下來的講話，留下來的文集，我覺得是非常寶貴的財產。我希望他們的親人把他們這些寶貴的精神遺產留下來。李慎之兒女們把李慎之100多萬字「檢討揭發材料」也出了書，送給李銳的時候，李銳說：「哎呀，他寫了這麽多檢討！我們這些老人寫檢討的時間可能比寫民主憲政的時間可能還要多。」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他們的悲劇。把它們記錄下來整理出來，也非常必要。
我跟朱厚澤接觸中，我覺得有兩個印象特別深，一個是第一次接觸他，一個是最後接觸他。最後接觸他的時候，有一次他開玩笑說：「你給胡績偉寫訪談錄，你為什麽不寫朱厚澤訪談錄？」我說那我就給你寫吧。
後來我拿筆記本去他家，我說，你說要寫訪談錄，他說我沒說過，笑笑。我說，你要現在不寫的話，你記憶里時間、地點、人物、情節會溷亂的。你就亂了，記不住。他說，我現在就是這樣。我說，你現在講、我記錄下來，我可以去找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核對準確，再晚了，我也「80後」了，也沒時間跑了，也跑不清楚了。他說，我準備跟你講，你先看這本書，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的《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98塊錢他自己買的。還有一本是北京大學潘維編的《中國道路》，你看完先寫出來批判他的文章，然後你跟我講，我聽完你的，再講我的觀點。
我很認真的把這兩本很厚的書看完了，然後寫了一個草稿，沒有打字給了他，他聽了我講的，但非常遺憾，他沒有給我講他對這兩本書的看法。但是跟我講了他主要的觀點，我寫出來刊登在香港《動向》上面。
他認為，20世紀世界出現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危機，這時候蘇聯的經濟發展很快，因此世界上左派都擁護蘇聯，都學蘇聯的模式，中國也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包括現在演的電影《尋路》。到了30年代，到了中共六大以後，還要走城市起義的道路，最後都失敗了，最後毛澤東走的農民起義道路勝利了。他說：「這個蘇聯道路、蘇聯模式給世界帶來的是災難，現在21世紀資本主義又出現危機了，現在中國的經濟又是快速發展，世界又在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自己宣傳中國模式，而且現在中國對外面宣傳、培訓、教育，讓世界走中國道路。」中國科學院最近專門辦了一個非洲國家總統顧問的學習班，講中國模式。
朱厚澤在生命最後的時候，在北京醫院見鄭仲兵以後，說：「姚監復你再留下來。」他穿着病號服，馬上就要動手術，嗓子啞着，還要跟我說：「我跟你說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會不會在21世紀給世界帶來災難？中國會不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這個問題我跟好多人講了，不以為是，也不願意看我提供的這兩本書，你倒聽了我說的話，看了這兩本書，要組織人好好研究批判這個，否則中國會成為21世紀邪惡勢力。」
這是他最後給我講的話。
對他的品德、思想，我完全同意鄭仲兵同志對他的估價。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一個完人，一個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人。但是他太天真，對政治鬥爭的複雜性他不懂。
我第一次見他，是他從中宣部到農村發展中心杜潤生這裏當副主任，來了以後他就要出差，要到東北去調查農業，要找一個人陪他，說找一個局級、副局級研究員，找了別人都有事，就讓我去了。他一共帶了六個局級幹部到長春，是中組部跟農研室挑選的，後來都是副省級的幹部。住在長春以前關東軍司令部改造的招待所裏面。高狄晚上就來看他，說：「厚澤同志，根據你的經歷和教訓，中央讓我到北京當文化部長，我不能幹，思想意識領域的鬥爭太複雜。」他跟朱厚澤這樣講。但後來他還是來了，後來到《人民日報》還是很左的。他走了以後，朱厚澤對我說，現在時間還早，你到我屋坐坐，談談農研中心的情況。我就跟他講了一個人，我覺得是個很特殊的人物，就是紀登奎，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