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奪權和執政缺少合法性，中共在黨內也從來沒有形成選擇領導人的機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傳統上，上一任黨魁挑選接班人的標準並非是治國治黨之才，而是不會否定自己最重大最有爭議的政治遺產──罪行。
江澤民在任期間犯下重大侵犯人權罪行──迫害法輪功，這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然而，江的接班人已經被鄧小平隔代指定了，他無法通過挑選自己的接班人來保證迫害政策的延續和罪行不被清算。作為替代安排，他為中共設計了新的統治模式，將政治局常委從七人增加到九人，以便把足夠的「自己人」塞進去，在常委中保持多數。同時，常委對自己分管的領域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控制權。這種設計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方面在決策層的人數上保證了迫害法輪功政策的延續；另一方面則是極權統治的分權最終導致分裂。
政治局常委中各管一方的做法，使得主管政法委的羅干和繼任的周永康可以在政策延續不變的情況下，完全不受其他人干涉的隨心所欲的強化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政法委這個在上世紀90年代處於「被邊緣化」的機構，通過對法輪功的迫害，膨脹成為中共中央各部委權力最大的機構。
不受制約的權力有無限擴張的趨勢，中央政法委需要尋找新的受害者和擴權並擴充經費的藉口。於是，針對更廣大人群的維穩概念和系統應運而生，武警部隊不斷擴大，使中國由目前的政法委控制的局勢，隨時可以變成警察執掌的軍事國家。
儘管早在1991年就有了維穩的說法和部份相應的部門，作為一種統治方式和系統政策並重組了完整的組織機構卻是在奧運前形成的。這是中共在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的運作和經驗基礎上擴展完成的，由於初建時中共中央維穩領導小組及其維穩辦在人員編制上和中央政法委及「610」辦公室的高度重疊，外界曾誤解為同一機構。這樣，中央政法委及其安全系統終於在短短的幾年中擴張成為第二個中央，維穩經費在2011年首次超過軍費以後，2012年預算維穩經費增加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千億元，再次超過國防開支的六千三百億，並不從胡溫領導。
一個為了保持維穩集團利益的周永康，一個決心問鼎最高權力的薄熙來，兩人在江澤民的安排中苟合，結成中共建政以來對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最大挑戰的聯盟，這個聯盟始於對迫害法輪功的罪行被清算的恐懼而造成中共統治以來高層最嚴重的分裂。
這一切都是黑箱作業。當薄熙來事件爆發以後，外界才第一次看清中共內部份裂和中共統治危機的嚴重性早已遠遠超出人們能夠想像的程度。中共自掘墳墓的過程清楚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節選自《真實的江澤民》第四章；作者：《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