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里，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邱立本：震出中國新聞報道新格局

邱立本：《亞洲周刊》主編。1950年生於香港，祖籍廣東開平。1972年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後赴美留學，獲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經濟學碩士，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亞美歷史研究員，香港大學兼職教授。歷任台北《中國時報》國際新聞編譯，紐約《星島日報》、《北美日報》，三藩市《遠東時報》，洛杉磯《美洲中國時報》，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紐約《中報》記者、編輯、總編等職務。1990年返回香港，任《亞洲周刊》主筆。1993年出任《亞洲周刊》總編輯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報月刊》總編輯。

邱=邱立本

李=李梓新

李：《亞洲周刊》這次地震事件中報道的主線是什麼呢？

邱：地震在廢墟中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其代表就是它的民間性，超越過去官方動員的方式，通過很多公民社會的組織，比如NGO、志願者，包括其他臨時的組織，來號召人民的一種激情。包括很多在客廳、辦公室看電視而不斷流眼淚的人，當眼淚流到一定程度他們就拍案而起，不能光在遙遠的地方流眼淚，需要用自己的能力來解救受難的同胞。很多人自發地臨時組織參與救災。他們來到五湖四海，從各地奔赴四川災區。有人通過網絡、手機等進行聯繫，這也是一種新的民間的自由組合，是過去沒有的。但是萬眾一心，在臨時的情況下，包括80後的年輕人、包括退伍軍人等團結起來共同抗震。這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現象，我覺得在中國歷史上可以大記特記。所以，在廢墟中站起一個新的公民社會是我們這次報道的重點。

李：報道的安排是什麼樣，分成幾步把這樣的主題展示出來的呢？

邱：公民社會的前提是信息開放，從震災爆發之後，媒體生態就出現了一個突破。溫家寶在五個小時之內感到現場，這個過程都是網絡上通過博客等形式公開，央視作為一個指標，也連續近200小時直播，也打破了中國電視直播史的記錄。因為整個信息結構決定老百姓認知的結構，也決定了行動的結構。所以在這樣過程中間公民社會的建立和信息開放自由密不可分。而且我們也在第一期報道中談到，全面的信息開放是救災的最佳武器。如果沒有信息開放的話，百姓沒有知情權，不知道怎樣去應對。這是我們第一期的重點。第二期是講這次事件對中國人心的影響。我們先講信息自由、開放，再講公民社會的影響；接下來講媒體的博弈。連續三期有關災難的報道有一致的連貫性。

我覺得這個事件也是一個里程碑了：信息開放、建立公民社會以及採訪的博弈。所謂博弈就是指媒體和政府部門間的關係互動。

李：《亞洲周刊》在這次事件中的反應如何？什麼時候派出第一批記者？

邱：我們反應比較晚，兩點半發生震災以後，我直到當天晚上六點鐘才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但是當時同事都已經下班了，所以我們沒有把辦法晚上出發，於是第二天早上的時候訂了機票。他們最初已經看到成都很難降落，於是定了重慶的票，結果後來又看到成都的航班好像還可以出發，於是又改換成去成都的票。結果還是無法起飛，於是一直到當天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才坐上去重慶的飛機，然後午夜左右到了重慶，從重慶坐夜車到成都，所以到了成都已經是凌晨三四點，第二天去災區採訪。他們只有幾個小時就要發稿，所以我們第一批隊伍從香港出發經歷了一段比較痛苦的過程。我們還有記者在南京，但是從南京去成都也是等了很久，也是禮拜三才到的災區。所以我們在這次事件中反應是比較慢的，我們失去了最開始的黃金四小時的好時機，所以後來等到事發比較久了就比較難進入災區了。

李：您講到第一批到達的記者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要發稿，是為了趕18號那期，後來稿子印出來了嗎？

邱：禮拜一發生的地震，我們是禮拜三晚上印出來的。

李：出發時候您有沒有給他們一些指導，或者佈置方針計策？

邱：我們有一些行前教育：第一就是要發掘真相：傷亡真相、為什麼造成那麼大傷亡還有整個救援的情況，這是我們關注的三個方面。我們第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看到信息開放的勢頭，所以我們定調就是信息開放，但是我們也開始注意到了校舍變成了墳墓，我們在前12小時中已經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內容，大量的小孩都已經死掉，這個是很痛苦的。我們要查出誰是背後隱形的兇手。

李：您這次派的報道團隊的人數如何？

邱：當天我們是五個記者出發，另外還有兩個「游擊隊」的大陸記者給我們發過來一些災區的情況，但是因為篇幅所限，並沒有用太多的大陸記者的文章。總共有7個人投入我們這次的報道，五個正規軍、兩個游擊隊。

李：派記者的時候，您有什麼選派標準？

邱：一個是保證他們能夠吃苦耐勞，我們這次去的女記者有三個。但是因為我們兩個來自大陸的同事一直是報道的主力，但是他們兩個當時都在國外，所以這次沒有派主力，而是給了年輕人更多的機會。一半是八零後的。有少數比較資深的，由他們來帶幾個年輕人。

李：有沒有考慮記者的科學知識？

邱：所以記者之前都沒有太多的地震方面的知識，但是在短時間中快速學習，這也是記者的一個潛力。

李：他們去了之後您怎麼和他們聯繫？

邱：手機、短訊、msn，基本上聯繫還是比較正常的，尤其是成都。

李：他們在採訪的時候有沒有需要記者證？

邱：有時候是有阻攔的，但是一當他們把《亞洲周刊》的記者證拿出來都很順利地被放行了。因為我們還算是境外媒體，他們對境外媒體是非常友好的。這也是第一次在國內採訪讓我們有一種被特殊優待的感覺。

李：第一批去的記者在那邊呆了多少天？

邱：他們呆了有十幾天的樣子，到第四天的時候第二批就被派去了，但是第一批的人也沒有撤下來，還繼續留在前線。他們呆了兩個多禮拜才回來。

李：對年輕記者，您怎樣保證他們心理不受特別大的衝擊？

邱：我們有討論。因為年輕記者第一次看到這次慘烈的場面心理也受到了很大的震盪，我們在網上討論，有時候是五六個人，就在msn上網聊，來分享我們的觀點。這就相當於一個集體的心理治療。我們希望記者們能夠把心中血液的紅色化為筆下的藍色，寫出黑色的悲劇。李：雜誌社有沒有提供一種特別的保險？

邱：我們給每一名記者都提供了意外傷亡保險。

李：《亞洲周刊》在之前關注大陸的突發性事件方面介入的多嗎？我是指直接派記者到現場。

邱：我們很重視現場感，要第一手的資料。我們通常有兩種渠道：一個是自己派香港記者過去；另一個是通過大陸媒體同仁，及時發揮報道。包括山西的黑煤窯事件，我們都因為自己的報道而拿獎，這都是我們的「游擊隊」立的奇功。

李：大陸媒體這次有所放開，您在指導這次報道的時候有沒有考慮要怎樣保持《亞洲周刊》一貫對於大陸事務報道方面的優勢？

邱：我們的優勢就是尋找真相、揭示真理。我們比較重要的特點就是強調全球華人的視野，這個不但包括NGO、民間組織等一些全球組織的力量，它們還匯集了國內，還有香港、台灣、東南亞、北美等方方面面的力量，這些都是在我們視野之內的。

李：《亞洲周刊》在報道過程上面也有一些很獨特的照片，比如家長拿着小孩的遺照，這在大陸媒體中不大出現。

邱：我們在報道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新聞禁區，我們也不會管大陸都登了什麼照片。

李：在報道的前期，您會不會感到一些壓力，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平台操作，大陸媒體相對開放一些，而且在國內。相對來講他們有一些比較有利的資源？

邱：我不但沒有壓力，反而有一種專業的亢奮。因為我們可以使勁渾身解數和媒體同仁去競爭，因為在一次大的新聞戰役中，我們可以與中國優秀的媒體工作者並肩作戰，這都使我們感到非常驕傲。

李：也就是說，您樂於見到大陸媒體的開放。

邱：對，長期以來我們在呼籲一個更加開放、自由、與全球專業化接軌的媒體生態，這次事件就帶來了，使我們有興奮感。

李：這次的地震報道是否可以說《亞洲周刊》對大陸事務報道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邱：我們以前也有過大規模報道，但是這次比較獨特的兩點一是大規模，還有一點是長期多角度的報道，我們連續三期對這次的地震事件進行報道和追蹤。

李：在香港媒體當中，是否可以說《亞洲周刊》的報道在深度、廣度上面都是獨樹一幟的？

邱：這個肯定是這樣的，我們雖然不一定在報道的數量上勝過其他香港媒體，有些報紙每天的報道也都非常詳細。但是《亞洲周刊》憑藉我們一貫對於中國大陸的關注和了解，在事件報道上體現了我們自己獨特的思考。比如說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中就發現了校舍倒塌的問題背後隱藏着豆腐渣工程的建築問題；並且一開始我們就提出了信息開放的重要性。我們從事發開始的48小時內就提出了這些議題。

另外一個與其他報社來講我們的一個特殊就是我們綜合全球華人乃至兩岸三地的角度，我們專門有一個欄目就是「慈濟」，他們怎樣來做慈善的，怎樣在當地成為穩定人心的力量，我們都有比較詳細的報道。李：您覺得這次報道在香港以及華人社會中的影響怎樣？是否直接幫助到籌集善款或者扮演了社會號召的功能。

邱：我覺得這次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它體現了患難見真情。香港的百姓和媒體都感覺到了和大陸命運結合在一起，是過去沒有體會過的感覺。你會感覺由於這次中國大陸沒有鎮壓、隱蔽媒體的報道，反而激起香港人的一種同胞之情、血濃於水：街頭的很多人都慷慨解囊；醫院裏也有很多人主動請纓去第一現場；還有整個媒體的調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如果說前一陣子聖火傳遞等還對中國大陸有一種批判的意味，但是這次還都是肯定的態度。

李：《亞洲周刊》這次是否也很好地幫助海內外的華人了解國內災情的情況？是否也很好地團結了海內外的華人？因為海外的華人圈中可能沒有這麼好的人才和媒體，所以他們了解起國內的情況會有些困難。

邱：肯定的，因為《亞洲周刊》本來就是海內外華人的橋樑。所以這次大家都很重視我們的報道。我們除了紀實性的報道之外，還有一些討論，關於地震引起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這些討論也引起了海內外華人的重視。

李：直觀來講，刊物的發行量有沒有提高？

邱：發行量這幾期都非常不錯。

李：您是否也希望刊物發出的聲音也被大陸受眾看到？

邱：這是肯定的，我們的刊物也被很多大陸媒體所關注，還有很多人可以通過香港「自由行」來閱讀我們的雜誌。我們也儘量能夠讓大陸聽到我們的聲音，比如通過電郵的方式。

李：對於這次的報道，您還滿意嗎？

邱：對於大家的表現我還是滿意的，總的來講表現都不錯。我唯一不滿的就是自己的判斷失誤，沒有在事發的前四五個小時、最黃金的時間段把記者派出去，這一點對於之後的報道都有一些影響。當時我沒有看到事態的嚴重，因為我們當天開了很多會，我還是糾結在這些會議中，以為這次地震也就是一般般的突發事件。我的反應不夠快，導致記者沒有在震後當天趕到現場，多少影響了我們第一期的報道。還好大家用信息開放、校舍倒塌為切入點組織了之後的稿件。我們比日報是晚了一天，但是我們用我們的深度和廣度進行彌補。

李：《亞洲周刊》將會對後續的地震報道是怎樣的一個定位？

邱：我們就希望在今後的地震報道中看到一個信息更自由的中國，更有軟實力的中國。《亞洲周刊》一直也致力於推動一個具有軟實力的中國的目標，中國在這次地震中所展示出來的軟實力和我們雜誌的目標不謀而合。

李：您認為這次地震對於以後《亞洲周刊》的報道形態會不會有變化和影響？

邱：媒體工作者展現了他們專業的水準，大陸媒體與香港、台灣媒體並肩作戰，展現一個完整的圖像。四川被震成一張破碎的臉，但是通過它能夠展現中國很正面的形象。

李：您認為這次事件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影響會持續嗎？

邱：我想用鳳凰衛視的總編輯呂寧思的一句話，門開了，很難會全部關起來。門敞開的滋味是一種甜美的滋味，讓所有參與人都肯定，所以我覺得肯定有一種深刻的、難以磨滅的烙印。

李：比如中國媒體的開放不斷深化，那麼《亞洲周刊》的方針是否會因此進行調整？

邱：我們的方針不會調整，只是我們加速和中國媒體的融合。報道中國的新聞不再像解開一個黑匣子，也不再是一個猜謎遊戲，並不會使我們不斷追求的目標有所改變。四川大地震震出了中國新聞報道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