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2011年突發其想要出一本雜文集，李承鵬現在還只是作家和前足球評論員李承鵬。也會有很多人關注他，但那都是些當年的足球愛好者，以及喜歡看他書和博客的讀者。然而一念之差，今非昔比了。如今不管是喜歡、不喜歡，甚或討厭李承鵬的人，都在興味盎然地圍觀他和他的新書籤售，「這次會有刀子和全武行嗎」，「有紅衛兵和標語嗎」……
所以諸君，李承鵬是不是一個深孚眾望的作家見仁見智，但他恐怕是21世紀中國第一個內穿防刺衣(防彈衣的兄弟產品，專門防刀子)，攜一眾身懷絕技的保鏢出席新書籤售會的作家。光是這點已足夠有趣。
「我熱愛這個國家」
那本「闖禍」的書叫《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其實算不上真正意義的「新書」，只是結集出版了他過去寫的一些雜文，內容幾乎都曾在網上發佈過。然而書中多有針砭時弊的言論，加上李大眼一貫以來以犀利及黑色幽默著稱的文風，有人讀起來大感一抒胸臆，有人卻相當不爽，認為他偏激、居心叵測，有唱衰和抹黑中國社會之嫌。
故事的發展是以充滿戲劇化。
2013年1月1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出版。1月12日成都新書籤售會上，李承鵬被有關部門勒令「一句話都不許說」，成為有名的「默簽」事件;1月13日，北京中關村簽售，遭尹國明老拳襲擊及胡楊林扔菜刀;深圳簽售，上演拉標語和大辯論;長沙與廣州站分別因「『兩會』召開」及「臨時消防檢查」而取消……
短短一個月，李承鵬火了，以一種略帶悲情和壯烈的方式。
「沒有想到，怎麼可能想得到呢?」系列簽售事件發生後，關於「李大眼是不是在炒作」的追問甚囂塵上，高曉松、木子美等小名人紛紛圍觀質疑。木子美說，「李承鵬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炒作團隊」，還說，「以後關注李承鵬的人都不要再關注我」。對此，他並非不在意。我尚未問，他先表白：「我知道這本書會很暢銷，但絕沒想到它會引發一個文化事件。」
「以前我只是作家李承鵬，現在生生被整成了『李承鵬』。」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熱愛這個國家。」李承鵬沉吟道。在北京中關村，尹國明打他一拳，他出離憤怒，「那一瞬間感覺人要炸了，手在桌子上一按，立馬就躥了出去」。但是，當看到那個50多歲的男人被保安控制住，還一臉受傷的表情罵他「漢奸」時，他更憋屈。「他打了我，自己反而很受傷，這是為什麼?」他無法抑制地思考這個問題。
後來，他找到了一個令自己信服的答案：「很多攻擊我的人，他們和我只是在對真理的追求上產生了一些誤會。」
如果要為李承鵬在這個社會所處的位置做一個標註，他肯定是中產階層：有大宅，開寶馬，還不時捐錢做公益。然而不常為人知的是，站在半山腰回顧來時的路，他內心卻有一個艱辛的心路腳本，那當中並不全是風光，更多的是迷惘、怯懦、憋屈，甚至恐懼……
他不是個天生的憤青，今天的路恰恰曾是他20年前盡一切努力避免去走的。
無法張揚的青春
「外公在清朝晚年留學日本，是郭沫若的同窗，回國後在北師大及黃埔軍校任教。」李承鵬認為自己的文學天賦與此基因有關，他說自己中學時期作文即得獎無數，還在學校里辦了一份小報，曰《小泰晤士報》;寫詩，本子上抄滿泰戈爾，對舒婷傾羨不已。
17歲正當青春綻放之時，李承鵬一腳踏入四川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門檻，同時也跌入了迷惘的青春期。那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價值裂變和劇烈衝突的年代：每個人都接收了很多西方思想，同時社會又在警惕和勐烈反對全盤西化。一方面，風氣開放，大街的女孩開始穿短裙，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開始隨處可聞，而言論也極度自由，「有人崇拜薩特，有人追隨尼采，崔健、齊秦、王朔都是我們的偶像，人們甚至公開辯論執政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正規的大學教育仍然乏味至極，「以無產階級的文藝觀看待所有文學問題，與自己的想像格格不入，如同慢性自殺」。
「於是逃課啊，除了高爾泰的課，其他課從來不好好上。泡妞、打架鬥毆，什麼都干。」
「那時的叛逆是真叛逆。」李承鵬一再地說，眼神有點遠了，仿佛一下穿越到那些留長髮，穿鋼釘鞋、喇叭褲，抱着結他在女生面前裝酷的日子。「如果你沒有組建過搖滾樂隊，在學校里地位是很低的，根本泡不到妞。如果沒有為女生打過架，那簡直算不上男的!」
那時的李承鵬，內在就呈現出一股張揚的動力：朋克、嬉皮士、雅皮士、搖滾樂隊、為女孩子打架，凡是符合那個時期審美觀的事，他都做，藉以令青春得到張揚。
「個人英雄主義、騎士精神。」他說，在基礎性格形成階段，這是他的關鍵詞。
然而，他的自我真的盡興舒展了嗎?對於青春和理想來說，最痛苦的也許不是從頭到尾的壓抑，而是你以為自己自由，而準備綻放的瞬間，突然撞上了南牆。
17歲的秋天，他追到了一直心儀的女孩，卻在20多年後仍然懊惱「為何始終沒能把她騙上床」;正如21歲面臨畢業時他發現，思想在奔馳，現實卻把你的肉體扼緊。「學校包分配，很多同學被分到偏遠山區當鄉村教師，且不能不服從，還要咬破手指頭寫血書，說希望學校把我分配到最艱苦的藏區。」
對一個懵懂少年來說，面對這樣的價值衝突，內心無所適從。「迷惘、痛苦。」他說，臉上的表情有點扭曲。拿到畢業證那天，學生們抱頭痛哭，所有男生宿舍都在往外扔玻璃瓶，滿地都是玻璃渣子。
「我更像馬克·吐溫」
「劉德華你乖嘛。」吃飯時，一隻黑貓兒蹭在身邊，不停「咪咪」叫喚着討吃的，李承鵬溫柔地瞥了她一眼，還有隻黃貓嫵媚地伏在他腳邊，叫黃飛鴻。「我家的貓都是『名人』，曾經還有一隻叫周潤發。」
他隨意開着調侃名人的玩笑，對自己無比自信，「我對自己的文字能力非常有信心」，「2003年路金波給我打電話說，你一定要當作家，我會付你跟王朔一樣高的版稅，我說行啊，現在的主流作家我看很多都寫得不好」。于丹、郭敬明、余秋雨等暢銷作家，在他嘴裏動輒就成為被嘲諷的對象。
這一個月里，連串事件挾着強烈的民眾情緒，無疑將李承鵬迅速卷到巨浪之巔，甚至使「李大眼」3個字成為一個符號。很多人把他看成「公知」而不再僅是一個作家。對此，他既有對被標籤化、被裹挾的警惕，「人們期待我當魯迅，但我並沒有他那麼勇敢」;同時也有暗爽在涌動。他自比龍應台出版《野火集》，「相比魯迅，我更像馬克·吐溫。」
但這個心氣極高的人，此前一直未曾得到過與自我認同相匹配的外部評價。「別人都在說怎樣從失敗走向成功，我是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他自嘲。
大學畢業，他被分到四川省體委，工作內容令人憂傷，「就是跟着領導下鄉慰問，寫一些現在看來很穿越的消息稿，什麼《攀枝花農村體育紅紅火火，老太太田間大搖唿拉圈》，諸如此類」。那甚至還是走後門才得到的結果。
理想破滅，工作乏味到壓抑，而未曾盡情張揚的青春在體內暗流洶湧。彼時的李承鵬唯有尋找其他釋放體內激情的方式—探險。「當年法國人、日本人都在勘探我們長江、大渡河的源頭，中國自己也組建了好多支探險隊，跟他們PK。」他跟隨着探險隊，到金沙江漂流;騎着馬走訪碉樓，拜訪十字軍東征遺留的後人;開着車越野打黃羊;用上千米的紅綢子把盧定橋裹起來拍照;在大渡河邊拿吸管一桶桶地喝酒，「醉了就在河邊睡去，往往到第二天被狗舔醒，才發現身旁圍了一群氂牛，嚇得撒丫子就跑」。
「最記得去金沙江找源頭那次，日本人用碳素槳，我們用木槳。為了搶過他們，我們兩天兩夜沒睡覺，從丹巴縣往康定趕，破麵包車一頭栽到坑裏，司機把方向盤都掰彎了，頭破血流，然後把車一舉起來又繼續趕路。」
就這樣憋了4年，他終於憋不住，決意轉行。
但彼時的他也不曾有一往無前的勇氣。心底的恐懼、怯懦與個性舒展的需求針鋒相對。「『文革』時，外公被打成右派，命運非常悲慘，我媽怕我重蹈覆轍，從小就不准我干寫作這一行。」他遂想到了寫球，自認為在安全與愛好之間找到了一條中庸之路。「覺得足球是個遊戲，就是好玩嘛，完全沒有風險。」
然而事與願違，轉行沒多久，1996年他就因為批評假球黑哨，被勒令停職反省。是突變，又是必然。「之前憋了4年啊，你懂的。」他說。「一開始只是罵罵黑哨，後來越寫越深入，才發現在中國，不管是足球，還是電影、音樂，面臨的問題都一樣，就是體制問題。你會發現，巴西、西班牙、德國，他們領導足協的是民間組織，而我們都是司局級幹部;最後你還發現，地下莊家背後全都有官員的身影。」
這時他感到要說話了，按捺不住地要說話，這難道不是一個人生而有之的本能和權利?只是一個做文字的人，他需要用筆來說，說給更多的人聽。
爆炸吧，南牆
「我可以抽煙嗎?」李承鵬問，儘管是在自己家裏，他還是等我點頭，才點燃一根香煙。不記得是哪一年，他終於發現自己已不知不覺偏離了所謂「安全」的軌道。
一開始，前輩們批評他的球評寫得像小說，但最後，那些批評他的人卻都屁顛屁顛地來模仿他，甚至有人說他「創造了一種新的體育報道寫作方法」。
但因為總忍不住說些別人不說的話，十數年從業生涯中，他被有關部門「封殺」18次之多。誠如他後來向其他媒體剖白的那樣，「過去的我恐懼貧困，恐懼失業，恐懼沒有名聲，恐懼權力隨時會收繳我的權利。一個記者被剝奪了採訪權，其實是一件讓人很恐慌的事情，還有很深的恥辱感」。
後來，他受路金波鼓動轉行寫小說，處女作《你是我的敵人》賣出10萬本，《尋人啟事》兩個版本及《李可樂抗拆記》分別賣出30多萬本;2010年的《中國足球內幕》更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將他的知名度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銷量飆升到100萬本。
然而，儘管銷量成績斐然，作品卻一直不為文壇所認可。「說我的小說不是純文學，那什麼是純文學?」他感到無比荒誕，「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莫言的《豐乳肥臀》，是純文學嗎，金庸是純文學嗎?這是個偽概念!」
彼時他已經有了香車大宅，在很多人眼裏，這些都是成功的象徵。但對一個有英雄主義情結的人而言，他還想證明點什麼。
有人質疑從《中國足球內幕》時期的被追打，到如今被擲飛刀，李大眼向來擅演「苦情戲」，「無非為了炒作成名，多賣些書賺錢」。他有些激動：「我再庸俗，也不能讓聖潔成為永遠的囚徒。」他緊緊攥着他的自尊，說，「我蔑視象牙塔式的文學。」
「人生沿途有很多風景，很多是虛假的，但當你發現了一次真相，就再也回不了頭。」對李承鵬來說，最觸動心靈的真相發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里。當天晚上他連夜從成都驅車去北川，比很多記者更早出現在大地震現場。一路看到的，都是跟官方宣傳截然不同的景象。「不是宣傳的英雄，而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人付出最多。攝像機沒有到達的地方往往才是真相。」「我親眼看到4層樓的殘骸，裏頭幾乎沒有鋼筋，你明白那種震動嗎?」
「舉個例子，龍應台為什麼會成為台灣享有盛名的作家，因為她確實把握了時代的跳動。」他覺得自己的雜文集也承載了同樣的價值，只是尚未被文壇認可，是以不遺餘力推動其出版。「作家是這樣，他知道有一堵牆，但不知道牆在哪裏。所以要靠一波波的人去摸，去試探。」
至於李承鵬的書寫得到底好不好，那就真是見仁見智。但正如一篇短評所說，無論它是偏激還是痛快，「這樣的一本書，能以紙質版公開出版發行，本身就是具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不準備犧牲
不過，儘管早有承受壓力的準備，當簽售事件不斷發酵，李承鵬內心並不是沒有矛盾和恐懼。
2月1日晚10時，手機鈴聲響起，之後10多分鐘裏，他一直拿着話筒站在寬大的書桌前，身體繃得筆直。「平裝不能印，那就出精裝本嘛。」「沒有問題的，你們多慮了。」語調聽似歡快，神色卻是凝重。
簽售成為文化事件後，壓力與紅利並存。新書迅速在多處賣到斷貨，卻被告知「不得加印」。是偃旗息鼓，見好就收，還是繼續加印簽售下去?
「男人很難，尤其是我們這種帶有一些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就把自己煮在裏面了。」他已經看到，這其實是個危險的局面。身為作家，受讀者如此追捧，賣了這麼多書，肩上必須擔起一份對公眾期待的責任，他沒有選擇，已經停不下來。但假如被標籤完全裹挾，權當一回「鬥士」，前面等待着的，又何止是刀光劍影?
「千萬不要把我當成民主鬥士。」他擺手又搖頭。「你並沒有隨時犧牲掉自己的打算?」我問。他急忙回答：「恰恰相反，我在隨時打算着怎樣不把自己犧牲掉。」
「我的書里並沒有談民主憲政，更沒出現過政改。我不懂政治，我只擅長把文字玩出萬般婆娑。而且，我的自我審查也是很嚴格的，主動把所有敏感和尖銳的用詞都刪掉了。我沒有打算挑釁誰。」不待再問，他又連珠炮似地補充。
這10多天裏，他被瞬息萬變的事態追趕着，思考了很多。包括如何看待責任與標籤。
把思緒拉回到尹國明襲擊他的那個下午，出離憤怒的瞬間過後，他幾乎只用了一秒就突然明白過來，彼時需要做的不是出手把襲擊者打一頓，顯示自己的個性與體魄，而是坐在書店裏繼續把書籤完，給所有排了幾個小時隊的讀者以交待。「這才是一個作家的責任。」
「過去我一直拒絕標籤，反感標籤，如今發現沒有人真的能做到那麼灑脫。那麼多讀者買你的書，你就有了責任。人不能太惺惺作態，假裝絕不被綁架。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儘量保持清醒。」每當有公共事件發生，人們嚷嚷着「大眼為什麼還不寫」時，他會提醒自己，「我不是公知，我只是對自己的生活感興趣，做自己就好」。
想明白這些後，再回過頭去看尹國明，他的心態就平和了許多。前幾天，正在學散打的兒子知道父親在北京被襲擊，很是憤怒，不解地問：「爸爸，你為什麼不用高鞭腿打他呢?」李承鵬回答：「我們之間只是有一些誤解，而且爸爸也老了，只能出到中鞭腿了。」
「他不是到我家偷東西，也沒有造謠我是強姦犯，我們之間只是對我們有沒有大饑荒、有沒有漢奸這樣的觀點之爭。所以，為什麼要表演全武行呢，為什麼要表演秋菊呢，我為什麼不扮演一個更寬容的形象?」誰讓你已經是公眾人物!
思前想後，他不準備狀告襲擊者，正如他也時刻希望與體制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
最後，他甚至進入了一種荒誕式的想像：這樣一站站下去，可能就會出現一個盛況啊。一個作家，他每走一個城市，都會引來10幾個人的暴力攻擊，但是幾千個支持這個作家的讀者絕不還擊，身邊的人高馬大的專業護衛也絕不還擊。然後我還會說你們很累了，請喝一瓶水。哪個作家曾遇到過這樣的歡樂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