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黨媒多維網:近期，經過政府機構調整及完成換屆的中國國家發改委對於中國各類經濟議題密集表態，引起各方關注的同時也招致強烈爭議。連日來，發改委提出的「禁酒令致消費低迷，致使市場需求減少」和「短訊收費，微信也應收費」的論述，尤其引發中國民眾集體炮轟。分析人士認為，這些言論不僅不符合民眾利益和市場發展規律，也與習近平、李克強上台以來推行的改作風、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和經濟方針以及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理念相衝突，因此被認為是「逆風而行」。
分析人士指出，發改委由原先的國家計委演變而來，歷史上從計劃經濟總部轉變為改革急先鋒。現今的本職和目的就是通過改革促進和確保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不過，當前的發改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既得利益集團官方代言人與橋頭堡，其職權之大甚至有「小國務院」之稱。雖然習李有通過加強發改委職權推動改革的意願，然而正是這種方式本身成為了改革的阻礙。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不容樂觀。
發改委頻談收費招炮轟
北京時間3月20日至21日，中國國家發改委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發改委專家陳新年稱，集團消費就是公款消費。現在中國消費水平下降，說明公款吃喝下來了，影響了市場需求。會議進一步指出，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其實就是市場需求不足。
另據中國官媒新華網報道，近日國家發改委另一位專家史煒從電信運營商(移動、聯通、電信等)日益不堪重負現狀、0TT企業壯大程度等方面分析，OTT企業向電信運營商交費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OTT是「Over The Top」的縮寫，多指通信行業互聯網公司越過運營商直接向用戶提供網絡服務，如微信、QQ、Skype等。史煒同時表示，「如果微信不該收費，那短訊為什麼要收費呢?」
而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其上任後首次記者會上公開表示「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更是在3月26日國務院首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着重強調政府「簡政放權的核心是轉變政府工作職能，是建設服務型政府。要抓緊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變全能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因此，發改委兩位專家的這些與中央精神極為不符的講話接連兩天被各大媒體置於要聞區，吸引大量讀者點擊和評論。網友的態度幾乎是一邊倒地批評發改委的說辭，認為這些表態完全是站在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政府官員和國企的立場上為他們辯護，與發改委的職責和宗旨也不相符合。
習近平在去年末成為中共總書記後，先後推出針對黨員、官員的「八項規定」和針對軍隊的「十項規定」後，中國官場和軍中工作氛圍產生很大改觀。這一現象自然得到中國民間廣泛好評。現任總理李克強在待任期間及上任後均多次表態強調宏觀調控，要堅決向市場放權。學術界人士對李克強的這些經濟規劃也多持認可態度。而發改委這些表述顯然與習李二人的政治、經濟政策背道而馳，甚至可以理解為叫板習李、抗上欺下、逆風而行。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發改委這兩位專家的表述其實也具有一定的真實性與合理性。如集團消費降低致使內需減少符合部分事實，電信運營商向OTT企業收費也有國際先例。只是前者有為公款消費作合法性辯護的嫌疑，後者的觀點顯然是在為有政府庇護的國企說話，而不是更需要關注和扶持的普通民眾和民營企業。
發改委：從計劃經濟總部到改革急先鋒
發改委的來源可以追溯到1952年建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簡稱國家計委，自成立以來就在中國的政府機構和經濟建設中佔有重要地位。中共奪得中國國家政權後，立即效法前蘇聯着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計劃經濟體制。其實質是對中國原有經濟體制的改造，最重要的步驟便是沒收原有的「官僚資本」。在1957年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後，建立起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100%計劃經濟體制。國家計委就在這一過程中得以成立，並擔負起制定和實施經濟計劃的重要職責，是中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直接負責機構。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上位，改革開放拉開大幕。市場經濟逐漸形成，而與之對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不斷解構，依附於計劃經濟的國家計委也面臨轉型。不過，計委作為中共「正統」的經濟體制的代表，成為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推動中國市場化經濟改革所面臨的最大阻礙。因為計委堅持「計劃」和指導，而胡趙則主張「市場」和放權，二者顯然是經濟發展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尤其是在「六四」期間堅決支持李鵬軍事鎮壓學生運動的姚依林，是計劃經濟的擁躉，在上世紀80年代兩度擔任計委主任。
據中共前中宣部長朱厚澤披露，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曾表示對計委不滿意，要「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不過，胡耀邦的意願最終沒有達成，反而在其下台後，主持計委的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在80年代的中國，國家計委是中國傳統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
但是，計劃經濟體制畢竟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沒有順應中國改革開放大勢。朱鎔基在1998年上任中國總理後，將國家計委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並減少了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主要進行宏觀調控。溫家寶在2003年接任朱鎔基後，將「計劃」兩字徹底去掉，改稱為現今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即國家發改委。
觀察人士指出，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從計委到發改委，該機構的功能和職責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制定經濟計劃、指導經濟發展，變為統籌政府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宏觀調控經濟運行。也即從堅持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總部、堡壘，變成了改革急先鋒。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一機構在這些年中管理範圍收縮，但並不一定意味着其權力和地位的下降。溫家寶在改制改委的同時，也將原國家經貿委的部分職能和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一同併入。而在今年剛過的大部制改革後，被撤消的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職責也被劃入發改委。不僅如此，本屆全國兩會後，有四位中央委員徐紹史、解振華、劉鶴和吳新雄同時進入發改委，成為現今聚有中央委員數量最多的國務院部門。可見，發改委的權力在整體下降後，又呈現上升趨勢。再加上現今的發改委事無巨細干預經濟發展各個層面，它也因此得到了「小國務院」的稱號。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情迥異。後者擁有更為獨立和完善市場經濟，政府只需順應經濟發展總體方向並予以適度調節，就不會出現大的經濟問題。然而中國與之相反。中國原有的經濟制度便是不合理的，對經濟的正常發展起阻礙作用，政府只有破除這些阻礙，即通過改革的方式，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規律，促進經濟的正常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仍處於「變則通」的階段，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處在「通則達」的階段。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的經濟成就其實正是不斷破舊立新而取得的。這也是鄧小平的「不改革死路一條」和李克強的「改革是最大紅利」的理論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新一屆政府加強發改委權力的用意應當是藉此重啟並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為更快發展開拓制度空間。
發改委或成利益集團官方代言人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雖然中國連續三任總理有意將發改委變成改革總調度室，但是該機構並沒有完全按照他們的設想演變。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中共及政府本身已經成為了既往改革的受益者，原先堅決捍衛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保守派，轉而變為堅決捍衛自身既得利益的保守派。這些既得利益者既包括中共高層紅二代、紅三代親屬，各大國企高管，也包括政府經濟領域相關部門，而且由於中共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這些既得利益者在黨、政、經等各個領域均得以多向流動，進而形成和凝固了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有利共享，有難共抗。當然，所謂的「難」也僅是輿論的指責與中央部分高層的施壓。
前任總理溫家寶在2004年啟動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推延8年未得實施。據政府內部人員透露，該方案之所以屢次擱置，致使溫家寶失信於民，正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尤其是國企高管的強烈反對。近期原政監主席郭樹清被調離金融領域，下放山東任職，也被中國媒體揭示是由於他在金融領域的改革觸動了利益集團。至於利益集團是通過何種方式影響到政府官員的任職，也能從中得到解釋。因為不論是相關政府部門，還是部門內部官員，都是利益相關者，自然會以增進和維護自身所在利益集團的利益服務。如果有官員威脅到集團切身利益，自然集體排斥之。
在中國民間輿論中，發改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國利益集團官方代言人的角色。如此次新進發改委的四位中央委員中，主任徐紹史曾在國土資源部工作，吳新雄在擔任發改委副主任的同時還兼任能源局局長。雖然不能由此判定他們就是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但是至少仍保有或多或少的聯繫。在制定改革政策時也可能因此帶有一定的傾向性。
此次發改委官員連番為腐化的官場生活和壟斷國企說話的行為，就是明顯的例證。另外，在中國房價、油價持續走高，民眾迫切期盼下降的氛圍中，發改委卻逆勢表態稱，房價漲得還不夠，油價還需與國際接軌。不僅如此，在郵政費、水電費、交通費、電信、通訊費、公園門票費、學費等上漲過程中，發改委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和主持者。雖然其論述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立場卻顯然不是在普通民眾那邊，而且其理由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發改委強調油價要與國際接軌，但是中國人民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顯然與國際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發改委雖然擔負改革之責，但是其自身正在被認為淪為利益集團的一部分，成為改革的現實阻力。李克強實際上正是要用利益集團去制約利益集團自身，其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改革的前景自然不容樂觀。經濟學者張維迎曾提出，「大部分權都在發改委手裏，發改委決定怎麼卻放權，發改委自身怎麼卻改革?」
這句話同時涉及另一議題，發改委權力過大，管理範圍過寬，調控手段過細。多位中國總理強調的宏觀調控，在執行過程中多是變成了微觀指導。例如調控房價從限制融資、限制貸款，到限制價格、限制購買，從三套以上逐步涉及到二套、一套。但是實際效果卻是調一次，漲一次。
分析人士認為，發改委權責擴大主要是基於中共希望集中力量辦大事(改革)的慣性思維，如果得到有效合理運用，自然會促進改革重新啟動和推進，進而保障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但是發改委本身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甚至是被安置在政府內部的代言人和橋頭堡，成為改革的現實和強大的阻力。因此，中國改革的前景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未來改革走向將取決於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對比和博弈，以及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