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去西北的目的與動機/陳守中
最近網上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與動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詳見《楊奎松與網友對話》。本文對楊文的結論發表自己的看法，拋磚引玉，希望對西安事變感興趣的歷史愛好者們，熱烈的參與此討論，共同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
一、張學良是如何去西北的
張學良為了煽動他的部下反中央，而編造了「攆我們到西北來送死」。「蔣介石借刀殺人，妄圖讓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以及「剿共是無期徒刑」等等。張學良的這些話被他自己所否定，正如張學良自己所說：蔣公當時「任良選擇某項工作，挽回國人之觀感，以增聲望。」蔣公指示「剿討劉黑七土匪或三省邊區共匪，任良選擇。」[1]但由於「那時鬧得很厲害」的悍匪劉黑七(真名劉桂堂)，驍勇善戰，雖活動在東北軍當時駐地——華北，張學良不敢應命，偽稱：「打土匪我不內行」。[2]而豫鄂皖三省邊區共匪，是已被中央軍擊破，大部被殲，剩下能逃亡者已逃往四川等地，不能逃跑的二、三千老弱病殘之眾。[3]事實清楚的說明：剿共並不是「蔣介石借刀殺人，妄圖讓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而是張學良自己選擇的最容易的工作。張學良同樣把他自己要求去西北，在他的部下面前說成是「攆我們到西北來送死」。顯然楊奎松先生接受了張學良本人的這種說法，因而楊文的結論是「張學良本身到西北來是被動的選擇，不是主動的。」
張學良在他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中說：「方當邊區共匪逃竄至陝，在良心目中預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練兵，殊不知入陝命下。當時良在峨眉，曾向蔣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爾後再一尋思，陝匪劉子(志)丹股不過數千，而陝政當局本系舊好，又曾托人對良有過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後方根據，何不應命?所以良到陝，修建醫院，籌設衛生材料廠，在平涼購地，大興建築，在西安為眷屬建新村，興建東北大學，開設訓練機構，此皆未向公家請撥款項，而自作之抗日準備也。本預計在短期間可將劉匪肅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竄來，此為第二次失望也。」但是張的話非常不可信的，就以張的最後一句為例，「蜀匪竄來」不但不是張學良「殊不知」，而是張學良「歡迎二、四方面軍到甘肅來，二、四方面軍宜先奪岷州，據此出隴西，攻擊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對付紅軍，讓)東北軍于學忠部乘虛控制蘭州;另一部紅軍出夏河攻擊馬步芳老家河州，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部東援，爭取使東北軍(乘虛)接防河西走廊……」[4]這樣以來「蜀匪竄來」後，可使張學良(乘虛)得到張自己無法得到的河西走廊。張學良希望來了。使張學良「興奮到了」「愛國熱情到來沸騰的程度」。「西安事變前半年，是張學良'熱血'高漲到沸騰的程度」。(葉劍英語。)何來的「第二次失望」。(而是給張學良到來新的希望。)此外，「留鄂練兵」說也不可信(詳見後)，等等。
可見張學良的話不可信到何種程度，因而筆者在《「不准抵抗令」考》中，就不以張學良的「把蔣介石給他不抵抗的密電，裝在一個特製的小皮包內，像護身符一樣，隨身攜帶。」[5]「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這是有證據的，終有一日我會將此事表白於天下。」[6]「蔣曾提出，只要他(張學良)交回不抵抗的電報，就可恢復他自由。」[7]「這事(指'九一八')我(張學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俺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領袖的地方，只是現在還不便公開。」[8]「我將'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給我幾件不抵抗的密電，向全國公佈!」[9]以及「'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10]等等為依據，而是另開闢途徑。
如從倘若真的有「不准抵抗令」，一定能處處看「不准抵抗命令」的影響、約束東北軍的行動。但是認真的考察東北軍內部商討計劃，作出決定的的過程。看不到有「不抵抗命令」，影響、約束他們作出決定的痕跡。就證實沒有所謂的「不抵抗命令」。因而外號叫「牆外鐵道兵」的網友寫道：「太想看作者的考證了，因而我「牆外鐵道兵」非法買了一本盜版的《劫蔣者的夢》。」不能從張學良這樣言不可信的人的表面文字中，找到張學良真的在幹什麼?想什麼?要想從張學良這樣言不可信的文字中，找到事物真相，需下一番功夫。讓我們認真的考察張學良的「入陝命下。當時良在峨眉，曾向蔣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爾後再一尋思，陝匪劉子(志)丹股不過數千，而陝政當局本系舊好，又曾托人對良有過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後方根據，何不應命?」吧!「入陝命」是「良在峨眉」下的，與「何不應命」發生在同一時間。「而陝政當局本系舊好，又曾托人對良有過表示，自能合作」，則發生在此前。且「陝政當局」也只敢在遠離中央的「密室」，商討這樣軍閥之間秘密串聯的事。(因而也只能在張學良上「峨眉」之前。)不難看出：張學良與他的「舊好」——「陝政當局」，早就密謀在西北干一番「事業」。
他們究竟密謀在西北干一番什麼樣的「事業」呢?這應是問題的關鍵;也是本文的重點。還附帶得出：張學良密謀在西北干一番「事業」在前，而張學良去西北在後。且陳誠在他《西安事變回憶錄》說：張學良「企圖在關內樹立新的根據地，(這可能就是張學良密謀在西北干一番「事業」。)復要求將其所部調至西北。」[11]陳誠知道後，立即表示反對，但「委座終以，既已允其西調，不便中途變更」[12]而讓張學良的要求成為事實。使張學良「被動」去西北的說法更加失去依據。
筆者否定「張學良到西北來是被動」的說法，除了張學良先與他的「舊好」——「陝政當局」充分磋商後，決定「合作」在西北干一番「事業」後，才「打通關係」去西北外。還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的「習性」為依據，根據張學良的東北軍的「習性」，凡不是他們的主動要求做的，張學良總要乘對方要求他去做而百般勒索。
例證一：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戰」期間，張學良感到兩方都需要他，就百般索錢。根據可靠資料，張學良從南京方面索取一千萬美元。[13]據李宗仁講，張學良還從閻錫山手中索取報酬。[14]
例證二：張學良不願保衛他自己的家園，而南京中央政府命令他死守錦州，張學良首先勒索五百萬。因而與行政院院長大鬧一場。「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指張)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為實行抵抗以前，弟亦萬不忍為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唯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
例證三：張學良送蔣公回南京後，東北軍仍妄圖保持他們的「獨立地位」，不願中國統一。當時東北軍在西安的實際負責人王以哲，在與潼關前線的中央軍負責人顧祝同談判過程中就向中央勒索六百萬。[15](王、顧並沒有見面，只是電話「談判」，電話聲音被人聽到，傳到孫銘九時就被孫認為王真的已得到六百萬。孫銘九命令於文俊去殺王以哲時，就叫於文俊帶着麻袋去拿此錢。[16])東北軍綁架國家元首，犯了彌天大罪，稍有羞恥感的人，都有罪惡感，而感到無地自容。可東北軍竟能在犯了彌天大罪時，仍有臉皮勒索，可見他們這種勒索「習氣」「根深蒂固」到何種程度。倘若真的像楊奎松先生先生所說的那樣，他們是「被動」的去西北的。那麼根據他們的「習氣」，一定可看到他們乘此勒索的情景。但是東北軍西調卻如此順路，完全沒有他們被動做他們不願做的那種抵制情景，從旁證實是東北軍去西北是他們的主動行為。
正因為張學良想去西北干一番「事業」，而去西北的，因而張學良一到西北，就「腳踏實地」的幹起來了。「所以良到陝，修建醫院，籌設衛生材料廠，在平涼購地，大興建築，在西安為眷屬建新村，興建東北大學，開設訓練機構，此皆未向公家請撥款項……」[17]為張學良未來的宏圖大業打下基礎。
張學良主動要求去西北的關鍵證據，是張學良預謀在西北「干一番事業」。這一點為張學良的親信們所證實。如張學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18]以及黎所聯繫的「前共產黨人」後來着文透露真情：去西北的目的是為了在西北「兵變獨立」。[19]以及曾馳騁東北政壇，因失去東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等，他們齊集上海討論東北軍前途，寫成《致張學良建議書》，核心內容就是聯蘇、聯楊虎城，建立陝甘根據地。楊虎城的重要謀士杜斌丞向楊虎城建議：「一個楊虎城，一支十七路軍，鬥不過蔣介石，遲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聯合，進而促進南北大聯合，才能對付蔣介石，」[20]等等。證實張學良懷着他個人的目標去西北的。
這是張學良主動要求去西北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張學良主動要求去西北的主要證據。詳見下面第二大節中的第2小節。
可楊奎松先生以超級教師爺的口吻，教訓他人「主觀性太強，既沒有史料做憑據，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等等。可楊自己唯一的根據是張的自白，且既是張自白，也掩飾不了張學良是在他與楊虎城密謀在西北干一番「事業」之後，才去西北。張學良本人及其幕僚又都清楚的證實張的的確確要在西北建立「大且偉矣的小家庭」。[21]究竟是誰「主觀性太強，既沒有史料做憑據，也不合乎常情常理」呢?
二、張學良去西北的目的與動機
早在一九三四年，張學良獲悉盛世才在新疆崛起之日，就把目光投向西北，並親自赴西北考察。[22]張認為「西北地勢險要，這是(據此稱雄)不可忽視的方面。」[23]
1、西北是「據地稱雄」的「風水寶地」
西北雖然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在常人看來是人們不願去的地方。但對妄圖據地稱雄的「志士」們來說，卻是塊「風水寶地」。因那裏遠離中央，山高皇帝遠，便於稱王稱霸。反倒是河南、安徽等生活條件較好的「中原地區」，為張學良、楊虎城等軍閥所懼怕。[24]因那裏中央影響力較大，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更強，軍閥們的軍隊很容易被國家化。拿楊虎城的話來說：去那些地方他的私人軍隊「很快就會被肢解消滅」。[25]楊虎城在他出國「考察」前，在與他的親信們聚會時，談到他們為什麼仍能保存下來時，就談到是因為他們沒有出西北。(楊虎城的不少看法深邃，倘若張學良的部隊駐在武漢等統一國家凝聚力的地區發動兵變，他的部隊就會像萬福麟的五十三軍那樣「國家軍隊，應效忠國家。」「惟以中央命令是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26]像「五十三軍那樣反兵變的空氣很嚴重。」[27]以及像駐武漢的黃永安炮兵旅那樣：「我們炮兵是中華民國的炮兵，不是張學良的炮兵，我們自然要效忠國家!」「雖然副司令從前對我們不薄。可國家大事為上，個人恩怨事小。現在副司令反對中央，我們不能因一己之私，與他一起反中央。」甚至，「吃中央的，穿中央，跟着張學良反中央是個大冤家。」楊虎城早就認識到：只能躲避在國家凝聚力不強的地方才年生存，若去國家凝聚力強的地方，很快就會被肢解消滅。[28]這是張學良去西北說不出口的原因。也是張學良密謀在西北干一番「事業」的原因之一。只有從統一祖國的大家中出走，在外國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據)。才能躲避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對東北軍以及十七路軍的影響，達到牢固控制東北軍以及十七路軍的目的。可見張學良的「留鄂練兵」不可信，連河南、安徽軍閥都怕，張敢「留鄂練兵」!不怕「三天一改編，二天一歸併」，很快「被肢解消滅」[29]嗎?不怕「國家軍隊，應效忠國家。」「惟以中央命令是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30]嗎?不怕像「五十三軍那樣反西安事變空氣很嚴重」[31]嗎?)
西北地區是當時中國妄圖成「霸業」的梟雄們首選之地。「天下英雄之見略同」，除張學良外，還有孫殿英希望能成為青海西區督辦。反蔣最力之士胡漢民致電孫殿英：「鞏固寧夏，進圖甘肅。」胡漢民還致電他的同黨：「晉、陝、桂倒府，組府之望。」[32]前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等，也準備武裝割據西北。他們為實現此目標，擬定了名為「民族革命行動方案」的計劃，「要求中共代表團代為向蘇聯和共產國際請求援助。」[33]這類妄圖以西北為據點，以成「霸業」的老式梟雄，如孫殿英反倒直接講出他的目的——希望成為青海西區督辦。胡漢民也還能從他們的密信：「晉、陝、桂倒府，組府之望。」看出他的目的：晉、陝、桂聯合起來打倒(南京政)府，是建立他胡漢民新政府的希望。新式梟雄如陳銘樞、蔡廷鍇等，就已把他們的目的塗上「革命」的色彩，把他們妄圖在西北成「霸業」的「鴻鵠之志」，美其名為「民族革命行動方案」。張學良與中共更把他們妄圖在西北搞武裝割據，抹上「抗日」的濃裝，稱之為「西北大聯合」，「抗日」的「國防政府」等等。倒是「共產國際」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與張學良那些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的言論，只不過「一心要讓蔣介石崩潰」。「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實際上使中國分裂」，「無疑正在千方百計地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中國效勞。」[34]就連最先聯共的張學良親信王以哲，也對張學良的「抗日」，嗤之以鼻：「以前在東北時不抗日，日本人進攻熱河時不抗日，現在來到大西北，離鬼子那麼遠，卻講抗日了，怎麼抗法?」[35]事實清楚的表明，張入陝，並企圖搞「西北大聯合」，僅僅只是為了實現其「另立局面」的「鴻鵠之志」而已，根本就不是他口上所說的「抗日」。
2、張學良及其幕僚清楚的透露張去西北的目的
楊奎松先生口口聲聲以「史料做憑據」，讓我們認真的認真的考察一下張學良的及其幕僚們的言、行吧!
1)張學良與楊虎城的幕僚透露張去西北的目的
張學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36]就向張建議：西北地處邊垂，(中央影響力弱，統一國家的凝聚力沒有「中原地區」強，適於「分治割據」。)「可以與蔣介石翻臉。」[37]與黎天才密切聯繫的「前共產黨人」，即因各種原因脫離共產黨的人，如羅章龍、黎天才、吳雨銘、韓麟符、李希逸、潘文郁等人的回憶證實：「張學良胸懷大計，急欲在西北尋求出路。」[38]「要這批他們(即這一批'前共產黨人')為張出謀劃策。」[39]「他們(指在西安的「前共產黨人」)幾次來往於西安與開封，(因羅章龍在河南大學任教住開封。)與羅章龍設計磋商，又經西安軍中眾人共議，曾初步擬定了一個改變當前時局的建議和實行方案，即羅章龍在《大革命時期中共軍運工作紀略》中所稱的「兩項計劃」。[40]「兩項計劃」內容其一為兵變方案，動員全體官兵自上而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行兵變，拒絕獨夫一切命令，視同非法，並以武力逮捕元兇，迫其就範。兵變完成後，即通電全國討賊，聯合各省軍政實力。第二步分據陝甘地區，核心是「兵變獨立」。[41]從旁清楚的證實：張學良去西北有着特定的目標——「兵變獨立」。[42]
張學良身邊的另一批幕僚是曾馳騁東北政壇，因失去東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等人，他們齊集上海討論東北軍前途，寫成《致張學良建議書》，核心內容就是聯蘇、聯楊虎城，建立陝甘根據地。透露張學良主動去西北的目的與動機是「建立陝甘根據地」。此建議高崇民親自帶到西安張學良處。他們四處串聯，為張學良密謀「另立局面」(重新割據)出謀獻策。他們與西北地區本身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楊虎城的重要謀士杜斌丞向楊虎城建議：「一個楊虎城，一支十七路軍，鬥不過蔣介石，遲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聯合，進而促進南北大聯合，才能對付蔣介石。」[43]杜斌丞的建議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西北大聯合」，「南北大聯合」，是軍閥們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對付中央政府，對付蔣介石。他們要頑固地阻撓中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並不是他們口上所說的抗日。他們在阻擋國家統一，維護軍閥割據的「偉大目標」下，組成張張、楊集團的智囊團——「設計委員會」。充分的說明張、楊集團的智囊是由這樣一批頑固的阻撓中國統一的分子組成的。
2)張學良親口承認他的目的是阻撓中國統一
張學良與他親信私下密談時，親口透露他是在反蔣並不是他們口在所說的「愛國抗日」。如張學良就曾與他親信說：「我不反蔣，大家都反蔣;我反蔣了，大家都不說話了，甚至喝我的倒彩。」[44]張親口承認他在反蔣。軍閥們視國家統一與中央政府，為其「天敵」與「克星」，一直都在密謀反蔣、反中央。張學良曾獲得與他一道密謀反蔣的軍閥們承諾：只要他張學良揭幟反蔣，「一定會四方回應」。[45]可是，全國廣大人民衷心希望國家統一，以能禦侮，強烈反對張學良劫蔣。正如《大公報》所說：「即使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愛國同胞面前，斷沒有人能附和你們的。」[46]使原來承諾支持張學良的軍閥們，在全國廣大人民一片反對聲中，不敢再支持張了，甚至撇清與張的關係。這使張學良大為不滿，而發了以上一番牢騷。張學良的此一發自內心的言論，無意中透露他劫蔣的真正目的是反蔣，並不是他對外宣稱的抗日。
張學良還在他的《不小的計劃》中透露：他的最終目標是「期待大且偉矣的小家庭」，即從統一祖國的大家庭中出走，在外國的支持下，建立屬於自己的「小家庭」，即割據。張學良在他的《不小的計劃》中還透露：他只是「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以掩飾他發動內亂。[47]阻撓中國統一。
張學良去西北的此一偉大的目標，拿「前共產黨人」的話來說是「兵變獨立」。[48]
拿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等人的話來說，是「建立陝甘根據地」。
拿杜斌丞的話來說是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對付蔣介石」，[49]達到阻撓中國統一，維護軍閥割據的目的。
拿張學良自己的話來說是建立「大且偉矣的小家庭」。[50]以及「反蔣」。[51]
3、張學良所做的一切都應掛上「抗日」嗎?
楊奎松先生把張學良所做的一切都冠以「抗日」。張學良什麼時候萌生過抗日的「念頭」呢?是在「九一八」;還是錦州;或者熱河，「想像不到的，張學良把一個經議決要下達的(抗日)軍令公文，拿起來隨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發出去」[52]之時;以及張學良戒煙後私派他的親信苗劍秋，
「攜其私函，到日本密訪政友會領袖床次竹二郎，和陸軍中的寺內壽一大將，張在私函中提議：假如日本軍止於滿洲，不再向華北和內蒙前進的話，他可以滿洲地方領袖立場聲明承認滿洲國。張學良當時所求懇意者，要在和日本劃界，以保住他華北的地盤而已。」「苗劍秋大失所望而歸，張聞言曾抱頭大哭一場。」[53]
張不惜出賣祖國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在華北「另立局面」(一九三五年)時呢?
抑或是張學良進入西北，並與中共勾搭上以後的「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54]之時呢?
可是以超級教師爺的口吻，教訓他人「主觀性太強，既沒有史料做憑據，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的楊奎松先生卻認為張學良所做的一切都是「抗日」。其邏輯深奧到常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在常人看來，以當時中國的實力，是無法打敗日本的。事實也證實是因為「盟軍」參戰，才打敗日本的。倘若沒有美國參戰，真不敢想像中國的抗戰的結局。蔣公決心抵禦日軍入侵，唯一的目的是維護中華民族的民族的尊嚴。正因為抵禦強敵是為了維護我中華民族的尊嚴，所以凡侵犯我國主權的行為，都理直氣壯的反對，以維護我中華民族的尊嚴。如蘇聯我國北疆，將當時仍在我國版圖內的蒙古，從我國版圖中割裂出去，即刻受到真正的愛國者蔣公的強烈反對，「南京中央政府強烈抗議蘇聯與外蒙古簽訂互助條約，侵犯中國主權，否認蘇蒙議定書的合法性。」這種維護祖國主權與民族尊嚴的正義行為，理應受到全中國真正愛國者的一致支持。可張學良不但不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支持南京中央政府捍衛自己祖國的主權的正義行動。反倒認為這是他聯合蘇聯一起反中央的機會，清楚的說明張學良靈魂深處沒有愛國的文化因子，因而張學良絕對不可能去維護祖國的主權與民族尊嚴去抗日的。可楊奎松先生卻認為蘇聯在蒙古問題上的強盜行為，為張學良「抗日」提供了「靈感」：「那麼(蘇聯)也應該可以(像蘇聯支持蒙古那樣支持)支持他張學良即將建立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見《楊奎松與網友對話》)因而張學良「沒有理由不感到振奮」。[55]張學良竟墮落到妄圖乘自己的祖國中央政府堅定的維護祖國主權，而「得罪」強敵時，欲與被中央政府「得罪」的強敵一切反對自己祖國的中央政府的人，是最卑鄙的賣國者。
作為軍人他們更知道以他們手中的武器，是無法打敗日軍的，他們是以一種極度悲壯的心情奔赴抗日前線的。正如曾當過「遠征軍」，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黃仁宇先生所說，他當兵時長官總是教導他們如何去死。陳誠在動員戰士堅守陣地時，也是高喊「我死國生」。湯恩伯也是以悲壯的「吾儕誓死決不離開陣地寸步。人生百年，終須一死，好漢死在陣頭上，即為軍人光榮之歸宿。」「南口陣地，即為吾儕光榮之歸宿。我死則國生，我貪生則國死。」張自忠也說：「現在的軍人……就是去死……完成對於國家的義務，也只有一條路——去死，早點死，早點光榮地死!」[56]真正的愛國軍人是如此悲壯的奔赴抗日前線的。
可楊奎松先生的邏輯高奧到常人無法理解的程度，竟認為張學良是為了部下「生活得很好」而抗日。(見《楊奎松與網友對話》)與真正抗日將領以絲毫也不亞於「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歸」的悲壯鼓勵部下上前線，呈黑白對比。且作為勇敢的軍人，抗日是會悲壯的「我死則國生，我貪生則國死。」要像楊說的「生活得很好」，只有去做漢干，也難怪楊奎鬆口中的「抗日激進份子」都投敵叛國。[57]去「生活得很好」了。
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西安事變新探》一書中所說的：張學良身邊的有一郡「抗日激進份子」。楊認為的「激進的抗日份子」，只是一郡投敵叛國的漢奸。[58]這一批「禍國殃民」的暴徒，只是不過是「副座豢養的'宦官'」。[59]張學良豢養「這群'宦官'」的目的，張學良在他的《不小的計劃》中講得很明白：「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60]其目拿王以哲的話來說：「就是為了對付像我這樣的人。」[61]筆者將有另一文中詳討論此，本文僅僅想說明：張學良豢養的「這群'宦官'」，根本就不是「激進的抗日份子」。只是張學良心目中只是「幾個傭人」，[62]稍不順張學良意時，即刻被張學良或嚴斥，或「流放」。如苗劍秋被張學良趕出西安。(後來的苗劍秋是他乘張學良送蔣公去南京後，背着張學良偷偷的潛回西安的。)又如孫銘九攻擊黎天才，就被張學良狠狠斥責。[63]張學良實際上並把他們當一回事，關鍵證據是：張學良真正的親信譚海指揮的真正親兵，即保衛張學良住地的衛隊，張學良不讓孫銘九插手。而張學良在孫銘九指揮的衛隊上面安排了劉多荃、譚海這二位「看管」，「太上皇」。只要孫銘九稍不順張學良的心，張學良即刻可叫劉多荃、譚海指揮孫銘九自己指揮的衛隊「捉拿」孫銘九「歸案」。充分的說明實際上張學良並不信任孫銘九。因而孫銘九發動「二、二革命」後，劉多荃即刻命令孫銘九指揮的衛隊不聽孫銘九指揮。嚇得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即刻逃往保安藏身。再遲一點，劉多荃可命令孫銘九指揮的衛隊把孫銘九「捉拿歸案」。在張學良心目中，劉多荃、譚海、黎天才等人的地位，比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地位高得多，只不過或者愛出風頭，見報率高，有人僅僅根據這些表面現象得出結論。而看不到張學良並不真的信任孫銘九，因而在孫銘九頭上，加「看管」這些能看穿事物本質的事實。也根本就不存在楊奎松先生在他的《與網友對話》中所說的，張學良為了這批人而決定未來計劃的情況。張學良重視劉多荃、譚海、黎天才等人，比重視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高得多。張學良要考慮部下意見時，也首先聽前者的意見。
筆者在本文中，重點討論張學良去西北的目的與動機。下一文再以具體事例，來否定楊奎松先生所說的張學良一直都懷着「打回東北」的「愛國」之心的說法。
[1]台灣《聯合報》，2001年10月28日，焦點版。
[2]《張學良世紀傳奇》，王書君，明鏡出版社，2001;《張學良口述自傳》，王書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3]《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4]《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三頁。
[5]《西安事變》，趙棱熹，漢湘文化事業出版，一九九五年，第一百二十六頁。
[6]《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四十五頁。
[7]《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七十五頁。
[8]《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第八十四頁。
[9]《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頁。
[10]《亞洲時報》，2006年12月13日。
[11]《西安事變回憶錄》，陳誠，《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19號(1988年)。
[12]《西安事變回憶錄》，陳誠，《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19號(1988年)。
[13]〔日〕關寬治、島田俊彥著，王振鎖、王家驊等譯：《滿洲事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頁;莫爾給凱洛格的電文，1930年10月16日，美國國家檔案館，893.00/409。
[14]廣西政協文史研究委員會編《李宗仁回憶錄》下冊，1980年內部出版，第604-615頁。
[15]《高崇民遺稿》，《西安事變資料》第2輯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6]《高崇民遺稿》，《西安事變資料》第2輯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7]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
[18]《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頁。
[19]《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香港銀河出版社2000年版。
[20]《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頁。
[21]《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22]《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九百七十八頁。
[23]《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九百七十八頁。
[24]《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5]《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6]《揭秘西安事變》，中共，國民黨，東北軍，十七路軍當事人，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頁到三百三十二頁。
[27]《揭秘西安事變》，中共，國民黨，東北軍，十七路軍當事人，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頁。
[28]《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9]《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30]《揭秘西安事變》，中共，國民黨，東北軍，十七路軍當事人，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頁到三百三十二頁。
[31]《揭秘西安事變》，中共，國民黨，東北軍，十七路軍當事人，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頁。
[32]《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楊天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三十一到三百三十三頁。
[33]一九三五年十月由王明上報共產國際，中心檔案，全宗號四九五，目錄號七四，卷宗號二七八。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一百五十九頁。
[34]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社論
[35]《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蘇墱基，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二十頁。
[36]《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頁。
[37]《黎天才自傳》，轉引自《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零一頁。
[38]羅章龍70年代寫《大革命時期中共軍運工作紀略》，未刊稿;80年代寫的《回憶片斷──西安事變前與張學良的接觸》，未刊稿，等等。
[39]羅章龍70年代寫《大革命時期中共軍運工作紀略》，未刊稿;80年代寫的《回憶片斷──西安事變前與張學良的接觸》，未刊稿，等等。
[40]《大革命時期中共軍運工作紀略》，羅章龍，寫作時間，70年代，未刊稿。
[41]《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香港銀河出版社2000年版。
[42]《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香港銀河出版社2000年版。
[43]《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頁。
[44]《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頁。
[45]《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頁。
[46]《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第三百五十七頁。
[47]《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48]《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香港銀河出版社2000年版。
[49]《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頁。
[50]《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51]《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頁。
[52]《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蘇墱基，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八頁。
[53]苗劍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東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頁。轉引自《張學良評傳》，司馬桑敦，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頁。
[54]《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五十六頁。
[55]《百年潮》1997年第3期，作者：楊奎松
[56]張自忠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對隨軍採訪的《聯合畫報》記者舒宗僑的談話
[57]《傳記文學》，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頁。
[58]《傳記文學》，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頁。
[59]《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頁。
[60]《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61]《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頁。
[62]《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63]《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