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匈牙利警察阿帕達•貝拉。
匈牙利警察Arpad Bella給東德百姓打開通往自由之門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開放了通往奧地利的邊境，首次讓民眾到奧地利參加「泛歐野餐」。這天還不到下午三點邊境上就擠滿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前來度假的東德人。他們把車停在路邊，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帶口的沖向邊境的鐵絲網。其目的很明確，那就是進入奧地利然後到西德，再也不回來了。因此，還沒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開邊界的水泥柵欄，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鐵絲網沖開了一個口子。路邊的小車排起了長龍，沒有人惦記它們和車中的行李。什麼都不要了，只要早一點踏上自由的土地。攝影鏡頭為當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們摩肩接踵的從狹窄的邊境柵欄通過，黑白照片的右側，人群把兩個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擠到了鐵絲網前。但他們無動於衷，低着頭往地上看，對人潮視而不見，嘴角似乎還露着笑意。兩名警察中的前面那個叫阿帕達•貝拉（ArpadBella），是當時的值班警官，帶着手下五名警察正當班。按照以往的規定，對任何企圖越過邊境去西邊的人，警察都可以開槍射殺。只因為他的一句命令「不許開槍」，使六百多名東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開始的時候，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視。但不久柏林圍牆倒了，隨着那幅歷史性的照片的廣泛流傳，他成了德國家喻戶曉的英雄。
再說一個德國秘密警察。
電影《竊聽風暴》的故事發生在德國，該片榮獲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影片講述東德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在紅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發表了一篇文章，喚醒了民眾。這個愛國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國家安全局的全面監聽。而監聽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熱情感動，隱瞞了他們寫作和發表的計劃，並為此被關在地下室干糊信封的活兒四年多。柏林圍牆倒塌後，作家才驚訝地得知自己家裏佈滿了竊聽器，他終於明白了幾年之前是誰保護了自己。電影的結尾是：又過了兩年，一個郵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經過書店，他被一個大大的海報吸引了——是那個作家的新書。他走進書店，捧起書，打開扉頁，上面寫着：此書只獻給 ×××（特工當年的代號）。付款時，書店的店員問書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裝。特工說：不用包裝了，這本書是給我的！
最後說柏林圍牆守衛因格•亨里奇。
一九九二年二月，柏林圍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審判。在柏林圍牆倒塌前，他射殺了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在後來的審判中，亨里奇的律師辯稱他僅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然而法官並不這麼認為，審判時嚴正指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最終，衛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殺無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釋。
第一個警察使我想起了蘇聯的「八•一九」政變。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冒着生命危險站在坦克上發表演說，宣告了蘇聯的解體。而此時此刻，受命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克格勃，正在部署由專門負責反恐怖活動的「阿爾法」小組強行攻佔議會大廈，並將葉利欽等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處決。「阿爾法」小組是一支經過特種訓練，配有直升飛機、槍榴彈發射器、反坦克導彈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精銳部隊，大廈的保衛人員根本無法抵擋，30分鐘之內就可以完成任務。但 「阿爾法」小組成員都是一些文化素質很高的軍人，當他們接到命令時，意識到此舉必然導致平民流血，而且將給武裝部隊帶來難以洗淨的恥辱。於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不執行這個命令。」小組二十多名指揮官被上司逐個找去訓斥，並受到「送軍事法庭審判」、「處決」等威脅，但仍然無一從命，因此而避免了一場血腥的內戰。「阿爾法」小組的指揮官在談到促使他們作出抗命決定的原因時說：六年的政治改革已經使我們敢於獨立思考，安全部門的大多數軍人都不贊成用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只要我們不執行違反憲法的命令，政變就會失敗。
第二個故事使我想起了國產電影《便衣警察》。影片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事件為歷史背景，講述刑警周志明奉命追查悼念周恩來、批評中央文革的「反動」傳單。周志明從同事暗中拍攝的照片上發現，散發傳單的人一個是女友的姐姐，另一個是自己的童年夥伴。就在上級下令按照片抓人之前，他故意將相機中的膠捲曝了光，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投入了監獄。「四五」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正義運動，隨着 「四人幫」的垮台，周志明也得到了平反，又重新回到了公安隊伍內，可是在他的組織結論中卻還留下一個小尾巴。流行多年的影片主題歌《少年壯志不言愁》，不僅讓人感受到理想主義的獻身精神，也體味到現實的嚴酷與歲月的苦澀。
第三個守衛使我想起了一些文革政治人物所撰寫的回憶錄。雖然各人所乾的壞事不一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轉彎抹角地把主要責任都歸咎於時代與「上面」，他們只是忠實的執行者。誠然，人，尤其是具有相當政治地位的人，都是時代的產物；而在中國，他們的言行確實也要服從「上意」。最典型就是江青被審判時說的那句名言：「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就咬誰」。然而，當良知（如果他們還有的話）和「上意」衝突之時，他們卻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服從「上意」，根本就不敢也不會哪怕把槍口抬高一毫米。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就是在他們的紅筆之下被殘殺的！當我們仰望一個個燦若星辰的名字——王辛酉、史雲峰、張志新、李九蓮……時，怎麼能夠放過這些雙手沾滿民眾鮮血的幫凶？
歷史不僅僅是歷史。如何對待被迫害的人群，上述史實給後人的啟示是深刻的。這個體制所有的事情都是個人做的。如果個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還要做妨礙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事情，他就應該為此承擔責任。針對個人施加壓力，也是改變體制的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徑。但願三個警察的故事，能給更多的人以啟示。但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