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現在實際上真正面對的問題是，要不要繼續從江澤民開始的用「反腐」名義進行權力鬥爭的這個模式。中共固然它是不遵守人類的任何規矩的，但是作為一個最 大的黑幫組織，它自己內部是有一些幫規的，你說它潛規則也好，你說它內部規定也好，是心照不宣的。比如這個選擇性打擊腐敗，消滅異已，就是潛規則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遣規則，它已經成為黨內權力鬥爭的標準程序了。
十八大以後可能我們會看到一個統治格局有調整和變化。
關於薄熙來的處理，在這之前已經決定了，更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七中全會無非就是確認這個處理的決定，走一個程序。如果在以後對薄熙來的具體的處理方面有變化的話，那無非就是《紐約時報》發表了溫家寶家人的財產這篇文章以後，最高層可能覺得有必要對他加重，就是在原來決定的基礎上可能處理得更重而已，這個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了。
不過對薄熙來的處理本來就遺留了一個重大的隱患，就是沒有公開直接的處理他政變的盟友周永康;但最近的局勢變化，很可能會改變這一點。就是說如果在這之前，彭博社對習近平家人財富的文章的曝光是屬於偶發事件的話，那麼再加上《紐約時報》對溫家寶家人的財富的文章，這兩個問題加在一起考慮的話，不管這兩篇文章的作者是怎麼想，或者什麼背景，中共高層一定會把它看成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個跟周永康有關的，對今年以來發生的事情的一個報復性行動。所以這也是中共必須面對並且解決的一大問題。
這裏有幾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周永康和江澤民的殘餘在薄熙來的問題上繼續興風作浪。目前有些跡象表明中共正在着手做一些事情，比如說取消了江澤民保留在軍委的辦公室等等，相信到了十八大以後周永康退休仍然有很大空間可以去處理他。不過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是屬於執行上的問題，它不會也不需要在七中全會或者十八大上討論，因為全國代表大會或者是全體中央委員會範圍都太大了，不適合處理這些具體問題。中共歷史上這一類問題都不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解決的，在政治局或者在政治局常委這一級操作的可能性更大。
中共現在實際上真正面對的問題是，要不要繼續從江澤民開始的用「反腐」名義進行權力鬥爭的這個模式。中共固然它是不遵守人類的任何規矩的，但是作為一個最大的黑幫組織，它自己內部是有一些幫規的，你說它潛規則也好，你說它內部規定也好，是心照不宣的。比如這個選擇性打擊腐敗，消滅異已，就是潛規則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遣規則，它已經成為黨內權力鬥爭的標準程序了。
《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文章不會對中共的權力佈局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確實會讓中共高層考慮是不是要對這種做法做出某種限制，或者說制定出某些規則來，以免局勢失控造成兩敗俱傷，或者整個中共的垮台。
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即使是溫家寶或者是通過他的家人委託律師做出了不同尋常的回應，甚至可以說史無前例的回應，這種做法只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特例，不會有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在遇到類似情況的時候，做出類似的公開回應的，政治局常委更不會因為這個就通過被多次否定的公開財產的所謂「陽光法案」。
倒不是說政治局常委或是委員們沒有辦法去隱瞞他們真實的收入，就是現在公佈的話，我相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們的個人財產也不會說多到多少。因為個人財產的定義，家人親屬的財產怎麼定義，隱性資產怎麼確認，所有這些規定即使制定，法案、規定都是這些人定的，一旦公佈出來以後我相信這些人的清廉程度會讓人吃驚，因為他不會把財產都名義上放在需要公佈的他的個人財產名下的。不能公佈財產並不一定說公佈出來這些人財產就多得讓人嚇倒，而是說不容許這種挑戰權力核心集團的想法存在，更不要說做法了。所以不可能因為溫家寶一個人做出了這種舉動就會通過陽光法案。
另外一方面看，這些背後運作的潛規則的制定不會在十八大上討論，也不需要在十八大上在全體代表會議上進行討論，十八大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權力移交。這個權力移交我認為重要的並不是哪7個人入常，甚至都不是7個常委還是9個常委。對於目前的統治集團而言，它的權力格局的改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就是江系集團的勢力和影響力都將繼續減弱到最小，政法委的權力也被削弱，但是對於整個中國和對中國的歷史而言，中共統治的性質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司法系統作為中共的工具還將繼續胡作非為，只是說不一定在政法委的名下了，中共的權力集團繼續霸佔中國財富和中國資源的情況不會有很大的改變，社會矛盾還將繼續激化。
七中全會可能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提交十八大討論的內容裏面會不會有一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大的綱領性的說法。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已經討論過不少了，簡單的說，我不認為中共曾經有過政改，這和中共自己宣傳的，說它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說法是完全相反的。中共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最多也就是在行政調整的水平上，從來就沒有達到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層面。
然而中共現在確實面臨着大清帝國最後的階段同樣的問題，就是說體制上的矛盾，已經使中共的統治難以為繼了，這和經濟發展沒有關係。從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比重看，中共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並不比清朝時候洋務運動更出色。清廷最後決定開始憲政改革的時候，當然是被迫的，但是那時候的條件畢竟是整個社會有相當成熟的基礎和相當程度的支持。就是在那種情況下仍然沒有能夠救得了大清。
而中共今天可以說是已經走過了清廷當時憲政改革的那個機會，已經過去了，而中共比當時的清廷有更多的弊端，能夠得到的權勢集團和民間的支持更少，而中共欠債更多。更不要說就是這樣的話，中共還遠遠沒有提出當時清廷提出的改革方案。
所以我認為中共會在七中全會和十八大，適度的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十八大以後甚至會為了收買人心，在適當的時候從新評價一些歷史問題，包括現在有人提出可能會適度評價「六四」問題。但是肯定的說，有意義的政治體制的變化不可能在中共的統治下發生，如要發生的話就說在中共的崩潰的過程當中發生，這是可能的。中共所施行的任何措施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中共，這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