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二十日，是「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爆發五十周年。這場規模不算太大的戰爭至今仍使中印兩國芥蒂不斷，難以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其影響可謂深遠。
中國放棄「藏南地區」的歷史背景和原因
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印戰爭的最大遺憾是中國為什麽沒有乘勝收割勝利成果，反而主動放棄了已到手的「藏南地區」。筆者將其原因歸納為以下幾大方面。
一、戰略價值的不同。西藏的面積和戰略價值都比更加遙遠且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偏安一隅的藏南地區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國面臨空前內外交困的大環境和國力所限的嚴酷現實面前，中方能夠有效控制西藏已屬「竊喜」，對藏南這塊「化外之地」只能是「望隴興歎」或乾脆「得蜀不望隴」了。
二、外交的需要。中印關係曾一度相當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周恩來訪問印度時首次提出來的，該原則後來成為「不結盟運動」的理論基礎。印度是倡導「不結盟運動」的三巨頭之一，中方始終認為中印之間有着更廣泛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追求，不應為了邊界問題徹底翻臉，而邊界問題最終可以通過談判獲得解決。
三、軍力、後勤供應不足。現代戰爭打的是後勤。從西藏各地的兵站向前線轉運彈藥和給養非常困難。西藏許多地區根本沒有路，山路陡峭得連騾馬都用不上，只能靠人馱。
人數不多的駐藏部隊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負責維持西藏各地的治安，防備可能發生的再次「叛亂」，無法調往中印邊境參戰。中方參戰的主力僅僅是一個師級的藏字四一九部隊的四個多團，能運到前線的最大重武器僅是一百二十毫米迫擊炮，且沒有任何空中支援。
四、國內外政治/軍事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一九六二年對毛澤東和中國仍然是難熬的一年。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被迫對因「三面紅旗」造成的大饑荒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會後正式退居二線。
自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一九六二年四月和五月，新疆的塔城和伊犁地區分別發生由蘇聯策動的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蘇聯事件，僅塔城事件中就有六萬多中國居民和二十三萬多頭牲口出走蘇聯。中方為防範與西藏接壤的新疆的騷亂擴大到西藏，自然希望中印戰事及早結束。
一九六二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正式宣告發動「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即習稱「反攻大陸」、從一九六二年十月起直至一九六五年一月的一連串軍事行動。中方被迫在東南沿海和西南高原兩個地區同時用兵，二線作戰歷來是兵家大忌。
「古巴導彈危機」剛結束，來自美蘇的大批新式軍事裝備即源源不斷地運抵印度，有些甚至直接運交到前線，印方甚至要求美方直接軍事介入。中國沒有實力同時對壘美蘇印三大國。
筆者對上述分析的不同看法
筆者認為：藏南地區並不是毛、周眼中偏安一隅、無甚用處的「化外之地」。由於西藏往南的陸路主要經過藏南地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佔有了藏南地區就等於永遠阻斷了藏獨者依靠印度及其他西方國家實現西藏「獨立」的夢想。藏南地區也是分隔中印兩大國的緩衝區，其作用猶如如今的北朝鮮作為中美兩大國的戰略緩衝國一樣。如果中國當年能畢其功於一役佔領藏南地區，印度今日或許如日本對美國一樣，對中國「徹底沒了脾氣」。
戰爭規劃和設想應該隨着戰爭打出了與戰前的規劃和設想不同的結局而及時修正。中國軍隊雖勢如破竹般佔領藏南首府達旺，卻因事先沒有規劃因而沒有決心收復面積為台灣島三倍的美麗富庶的藏南地區。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藏南很可能永遠也收不回來了，後人惟有扼腕歎息不已。
在赤裸裸的國際政治的叢林生存法則面前，中方一直「很傻很天真」。歷史早已證明：中方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綏靖策略，與印度人一心追求的領土目標和國家利益完全是南轅北轍的。中方這種「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外交只着眼於構築能夠抗衡美蘇的「不結盟運動」的海市蜃樓，卻漠視中國國家利益的瓊樓玉宇，其結果是印度成為中國多年的死敵，中國也沒有收復國土，可謂「人地兩空」。
中國面臨的種種後勤困難和軍力劣勢確實存在，但印度方面也面臨着同樣的後勤困難。戰爭不僅是武器裝備的較量，更是參戰者特別是決策者意志的較量。
儘管當時印度獲得了大批先進武器裝備，但毛澤東早就說過：「決定戰爭勝利的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尖端武器在藏南地區的複雜地形和密林中難以施展，美蘇也不會出動空軍和地面部隊協助印度參戰。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打得虎頭蛇尾，貌似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明顯是「廉頗老矣」。毛澤東以「宜將剩勇追窮寇」自許，可他偏偏在藏南問題上當了一次「霸王」，給繼任者留下了一個至今無法解決的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