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秘密抵達延安，圖為張學良在與中共紅軍幹部聚餐
蔣介石檢閱國民黨抗戰軍隊
「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給他守衛的，這就是解放區，就是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我們保衛了大後方二萬萬人民，同時也保衛了這位『委員長'，給了他袖手旁觀、等待勝利的時間和地方。」
這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070-1071頁上的話。
然而，僅僅靠毛澤東的「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等，是阻擋不了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護不了蔣介石「委員長」，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
我們說，實事求是，不僅僅是一個人應有的態度和品德，也應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必須具有的態度和品德。沒有這個態度和品德，撒謊，只能被歷史恥笑。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有名的戰役是2400多場。除「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打的外，其餘都是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打的。面對面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有206人。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中，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多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政府軍中，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
顯然，毛澤東向我們這些普通百姓，撒了一個天大的謊。毛澤東撒的這個謊，以至出生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相當部分人，不知道抗日戰爭真相，都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將軍們，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抗日戰爭的「桃子」。
「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全面抗戰的標誌。毛澤東當時在陝北，雖然完成了共產黨內部的統一，但只有幾萬人，而且陝北是一個很貧困的地區。「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開始大聲疾呼：我們是兄弟，是自己人，我們不能打了。敵人來了，我們要「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毛澤東此時的表現，與他後來「解放戰爭」時「宜將乘勇追窮寇」的那種斬盡殺絕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毛澤東在喊，全國有許多人在喊，連蔣介石的內部也有人在喊：自己人、兄弟之間，不要打了。國際上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希望中國人相互之間不要打了。張學良又戲劇性地搞了一個「西安事變」，於是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了。毛澤東北方的軍事力量，編成了國民政府第八路軍；南方的游擊隊，編成了國民政府的「新四軍」。毛的軍事力量，從被「圍、追、堵、截」的「流寇」，變成了合法軍隊，但真正的指揮權，還在毛澤東手裏。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毛澤東和他的軍隊，可以安身立命了。
1945年，八年的抗戰終於結束了，從戰火中走過來的中國人，疲憊不堪。人們開始清點各自隊伍中的人數，那位「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的蔣先生，那位走出峨眉山，準備摘取抗日戰爭勝利果實、摘取「桃子」的蔣先生，犧牲了三百多萬將士；毛澤東呢？他的隊伍英勇殺敵，積極抗戰，從幾萬人，「抗」出來了一百多萬人的正規軍和二百多萬人的民兵。抗日之後的毛澤東，完全可以與蔣介石抗衡了。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大戰役」，有了後來「百萬雄獅過大江」的輝煌氣概。
毛澤東也並不是不抗日，《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等影片，雖然有點藝術加工，但大多還是有事實基礎的。毛澤東除了領導這些 「人民戰爭」之外，可稱為「戰役」的例子，幾乎沒什麼。「百團大戰」、「平型關戰役」，本來也是可以寫一寫的，但彭德懷、林彪這兩大元帥，後來又是毛澤東的死敵，又怎麼好寫呢？更何況，「百團大戰」的發起，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完全是彭德懷那個「冒失鬼」搞的，暴露了毛澤東的力量，搞得高舉抗日旗幟、大喊 「團結抗日」的毛澤東哭笑不得。抗日期間，毛澤東的主要做法是：深入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給群眾洗腦，時刻不忘、時刻準備，消滅一切「反動派」。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實際做法，在《毛澤東選集》有關抗日戰爭的篇章中，表現得很清晰。
「7.7」事變66周年的時候，台北高調舉辦「抗戰真相攝影展」「抗日戰史研討會」，馬英九郝柏村分別出席致詞。馬英九表示「中共紀念建黨九十周年，要求實話實說，我建議抗戰歷史，也應該就事論事，實話實說。」還鼓勵大陸觀光客「多看特展，就知道抗戰究竟是誰打的。」郝柏村更直白「結果他們抗戰了沒有？『平型關』『百團大戰』 是他們認為最了不起的貢獻，如此而已，從整個抗戰來說，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他們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這是撒天下之大謊。兩岸假定說是有軍事交流，我覺得其他交流都是假的，真正的交流就是客觀公正面對抗戰歷史。」
關於「7.7」，台灣教科書是這樣寫的：「民國26年7月7日晚11時，日軍於北平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發動突襲，國軍守土有責，奮勇還擊。」這是很準確的事件經過描述，可惜談的是結果，沒有交待原因。但台灣史學家披露，國軍和日軍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因為「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華北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道理很簡單，中日兩國都反共，只有幹起來，共產黨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陝北一坐穩，大力宣傳蔣介石不抗日，鼓動青年學生起來鬧事，最後爆發「西安事變」寫下民國百年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王力宏《建黨偉業》就有演到這一段。「西安事變」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格局。毛澤東見時機成熟，民氣可用，密令華北局搞事，乘夜綁了個日本兵，引誘日軍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讓國軍誤以為日軍開槍，一個「惱羞成怒」，一個「奮勇還擊」，八年抗戰於是開打。
關於「7.7」事變的根由，還要追溯到李鴻章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同意拆毀大沽炮台，駐兵北京至山海關一帶；這個不平等條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止。歐戰德皇退位撤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沙皇舊約。西方列強逐漸與民國友好，節制行動。只有日本擴大侵略，製造局部軍事衝突，意圖蠶食華北。國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後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是「9.18事變」後續，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的停火協議，全文如下：一、中國軍隊即刻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一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遵守第一項規定，不再越過上述「撤退線」繼續追擊，並自動回到長城一線。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根據這些局部協議的施行細則，日軍在百人以下的軍事調動，以及不開火的小規模軍事演習，不需要通知地方當局。盧溝橋守軍深夜聽見鞭炮聲（龍王廟三發槍響）卻沒有日軍演訓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日軍搜查宛平城的情報，誰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將軍」罵名，心一橫就打響了。日軍也冤，人丟了還沒找着，百人以下的軍事行動又不用照會，二十九軍居然開火，「下克上」痼疾發作，事變迅速擴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軍部決定增兵「膺懲暴支」。
再來看日本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詞：「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許，日本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里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搜查失蹤士兵）。演習結束後，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中國士兵用暗號互相聯絡。」看，這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在兩軍之間的特殊活動？日軍在城外找不到失蹤士兵，才堅持進入宛平城搜查，聽見槍響，越發擔心，當時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要求，於是發動炮擊。
吉星文是中國抗日戰爭名將，1937年7.7盧溝橋事變中，指揮第29軍219團在蘆溝橋抗擊日軍二十餘日，開始中國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吉星文少年時期立志效族叔吉鴻昌之為人，當兵報效祖國。1922年隨族叔吉鴻昌參加西北軍，累升至營長。1933年長城抗戰中因功升團長。1936年調守北平西南的宛平縣。1946年改任第77師37旅長。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衛副司令。1958年晉升中將，任金門防衛副司令。5月28日，於金門炮戰中被解放軍炮火擊中身亡。吉星文死於823炮戰，這是歷史的諷刺。西北軍一向左傾，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皆然。他的族叔吉鴻昌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是中共華北局書記，最後被毛澤東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劉衛黃」。
可見，歷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上述，主要來自以下三個資料：一是當年那個被綁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雜誌作了一個訪談。他說是晚飯後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裝土匪，事情過了放他回去。在那個臉譜化的時代，認為是日方脫罪之詞，無人理睬。二是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播出《社會觀察》專題，含蓄地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他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7.7事變。」三是延安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蘇聯一倒台，檔案全解放。當年蘇共是老子黨，中共是兒子黨，老子怎麼看兒子，比兒子自己說的准。這些內幕一抖出來，大約80%中共黨史都要改寫。
英國作家張戎、哈利戴通過閱覽被蘇共解密的檔案資料，了解並披露了大量中共黨史中的真相，其「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節「紅色代理人引發中日全面戰爭」，很值得中國大陸的讀者重視——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月底，日本侵佔了華北的兩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蔣介石沒有對日宣戰，他還不想打一場全面戰爭。實行蠶食政策的日本在這時也沒有計劃把戰火引向華北以外的中國內地。
可是，幾個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戰爭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響了。這既不是蔣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這時在上海的駐兵情況是：根據「1.28人停戰協定，中方只駐有「保安隊」，日本約有三千海軍陸戰隊。日本在八月中的計劃仍是「陸軍僅派至華北」，「勿須陸軍出兵上海」。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阿本德事後寫道：「當時記者報導時都說是日本人進攻上海，事實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沒有估計到，在長江下游會有敵對行動。……對在上海打仗，他們幾乎完全沒有準備，遲至8月13日，他們在這裏的部隊還如此之小，18、19日的時候差點被掃進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來，「有那麼一個精明的計劃要打亂日本把戰火局限在華北的企圖」。他說對了，是有這麼一個「精明的計劃」，但他沒猜到這是誰的計劃，他以為是蔣介石的，其實是斯大林的。
對斯大林來說，日本迅速佔領全華北是對他的空前威脅。日本大軍現在完全可能北進，沿着幾千公里的邊境線進攻蘇聯。斯大林噎宣佈日本是蘇聯的頭號敵人。現在，他起用了一個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紅色代理人，在上海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把日本拖進廣大的中國腹地，離蘇聯遠遠的。
這個代理人就是張治中將軍。
他成為紅色代理人要追溯到1925年，他在蘇聯援建的黃埔軍校當教官時。黃埔軍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裏安插自己人。張治中在回憶錄里說，那時他「完全同情共產黨這一邊」，被目為「紅色教官」、「紅色團長」」。他向周恩來提出參加共產黨，周在「請示組織後」告訴他，要他留在國民黨內，「稍待適當時機」，說「中共保證今後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1930年代中，張治中跟蘇聯使館，特別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聯繫。
盧溝橋事變後，正在青島養病的京滬國防區負責長官張治中，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滬警備司令官要職。這時他開始竭力勸蔣介石在遠離華北的上海主動發起大戰： 「先發制敵」，「先下手為強」。蔣介石沒有答應。上海是中國的工業和金融中心，蔣不想「破壞上海」。而且上海旁邊就是首都南京，蔣介石不想輕易放棄。當時蔣噎包隊從上海周圍調走，以便不給日本人藉口在這裏開戰。7月底，日本佔領平津後，張治中又打電報要求「首先發動」列舉了四種日本調兵來上海的徵候，作為首先發動」的前提。蔣介石的答覆是：在有這些徵候的情況下，可以先發制人，但什麼時候發動，「時機應待命令。」
8月9日，經張治中一手挑選的派駐上海虹橋機場的部隊，打死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各一人，然後給一個中國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機場大門口，以造成日本人先開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現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張治中以「上海的形勢突然告急」為理由，率大批軍隊在12日清晨佔領上海，定於13日拂曉向上海日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兩次去電叫他「不得進攻」，要張「再研討」攻擊計劃，「不可徒憑一時之憤興」。張14日電蔣：「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但張午後三時就提前下達了總攻擊命令。四時，炮兵、步兵一齊進攻。同一天，中國飛機轟炸了日本軍艦。據現有材料，蔣介石沒有下轟炸的命令。蔣五時後來電說：「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張治中只得服從。他選擇了另一條路把蔣逼上梁山。
15日，他越過蔣直接向報界發表聲明。他先稱日本「侵滬艦隊突以重炮轟擊閘北，繼以步兵越界襲我」，再說他決心反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在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一直不願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蔣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預定明拂曉全線總攻擊。」但蔣介石實在是不願意打，18日，他又傳令停攻。張治中不予理睬，19日繼續進攻。22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隊到來，全面戰爭終於不可避免。
蔣介石被拉進來後，下定決心大打。全國180個師中最精銳的73個被投進戰場，40多萬人幾乎打光。這場戰役重創了蔣最看重的年輕的空軍，摧毀了大部分的主力艦隻。蔣介石從1930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現代武裝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傷亡也有大約4萬人。
一旦中日全面開戰，斯大林立刻大規模援蔣，以保證蔣能打下去。蘇聯跟南京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向中國提供武器。中國當時只能製造步槍一類的輕武器。莫斯科給蔣2億五5萬美金的貸款買蘇聯軍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來架飛機。還派了一支飛行隊，數百名軍事顧問，領隊的是後來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將軍。在往後的4年裏，蘇聯是中國的主要軍火來源。
中日全面戰爭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長李維諾夫當即對法國副總理布拉姆說，他和蘇聯「都對日本向中國開戰感到開心極了，蘇聯希望中日戰爭打得越久越好。」 為了保護這位貢獻巨大的紅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張治中直接聯繫的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與武官雷邦隨即召回國，處死滅口。憤怒、無奈的蔣介石當然懷疑張的真實身分，開戰後不久就逼他辭了職。但蔣介石為了自身的利益像對待邵力子一樣繼續使用他。1949年蔣逃往台灣時，這兩位都留在大陸。
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立即給毛澤東帶來了好處：蔣介石答應了他迄今為止在談判中始終堅決拒絕的條件，即讓紅軍成立獨立的指揮部。雖然名義上紅軍受蔣介石統一指揮，但蔣不能發號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現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國民黨地區開設辦事處，出版報紙，政治犯也被釋放。
持續8年、奪去兩千萬中國人生命的日本侵華戰爭，帶給毛征服中國的機會：蔣介石的政權被極大削弱，毛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130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60比1，結束時是3比1。
全面戰爭打響之後，斯大林命令中共積極參戰，嚴厲告訴中共不跟國民黨認真合作不行，不能給蔣介石任何藉口不抗日。在西北的4萬6千紅軍編成「八路軍」3個師，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是副總司令。在華中的一萬餘「長征」時留下的人，編成「新四軍」由項英領導。8月下旬，八路軍開始東渡黃河，向幾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線挺進。將士們滿懷熱情要打日本，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也想積極抗日。
但毛澤東不這樣想。他不把中日戰爭看作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如他多年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蔣、日、我，三國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他多次感謝日本人「幫了我們一把」。
毛並沒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蔣介石後會放過他，也沒有辦法獨自對付強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蘇聯。1936年毛曾對斯諾說，蘇聯「不能對遠東的事態漠不關心，採取消極的態度」，「它會坐視日本徵服全中國，把中國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呢，還是會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贏得獨立，與蘇聯人民建立友好的關係呢？我們認為蘇聯是會選擇後一條道路的。」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的戰略就是把蘇聯軍隊拉進中國，為他打江山。在這一天到來前，他保存擴大中共軍隊的地盤。開戰後，毛堅持紅軍不參加正面戰場的戰鬥，只在側面做游擊隊協助，蔣介石同意了。其實毛連側面襲擊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揮官們等日本軍隊擊潰國民黨軍繼續往前推進時，在日軍後方佔領土地。日軍無法守衛他們攻取的，遠遠超過日本本土面積的地域，他們只能控制鐵道線和大城市，小城鎮和廣大鄉村就任毛搶奪了。不僅佔地，毛還命令他的部隊大力收編潰散的國民黨軍隊，「及時抓一把」。總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佔地，「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毛不斷給指揮官們發電報說，要「以創造根據地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日軍席捲過山西時，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將領的抵制，他們想打日本。9月25日，八路軍打響了它抗戰的第一槍。林彪指揮的部隊在山西東北部平型關，打了一場埋伏戰，伏擊日本一支運輸隊的尾巴。雖然這是場小仗，打的也不是戰鬥部隊，而且據林彪說大部分敵人在睡覺，這畢竟是共產黨軍隊首次(在東北以外)擊斃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關之戰根本打不起來。林彪1941年在蘇聯治療槍傷時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在日本軍隊跟國民黨軍隊開戰時，我不止一次請求中央同意出擊日軍。但沒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張打了平型關那一仗。」
毛反對打這一仗。打是「幫了蔣介石的忙」，無助於擴張共產黨的地盤。但公開地，為了宣傳，毛把平型關之戰誇張成一場巨大的勝利，證明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熱衷抗日。「平型關」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雖然平型關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過一兩百，但這是中共在抗戰前期幾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規模的仗。林彪3年後報告共產國際說：中共「直到今天還在用這場戰鬥做宣傳，我們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這場戰鬥好提」。
八路軍還打了幾場小勝仗，都是做國民黨部隊的幫手。這過程中，毛不斷掣肘，要八路軍集中精力佔領地盤。11月中旬，第一塊日軍後方的根據地成立了，叫晉察冀，有1200萬人口，遠多於陝甘寧。後來日本人就侵略中國向毛道歉時，毛說：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斯大林為了貫徹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用飛機把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臨走前，斯大林召見他說：「現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戰結束後我們再來打內戰。」大多數中共領導人跟斯大林意見一致。在12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這一政策的代表。會議決定八路軍一定要跟蔣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參加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的統一領導。毛要八路軍不接受蔣介石指揮，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見，不敢一味堅持。
中共領導們知道毛的真實想法，不願繼續由他做領袖。莫斯科這時要中共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因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會議推選在未來「七大」上作政治報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產國際的規矩是黨的第一號人物作政治報告，這等於說眾人心目中的領袖是王明，不是毛。
雖然毛這時是中共實質上的領袖，莫斯科也認可他，但他的身分還沒有正式固定下來，還沒有個第一把手的名稱。在中共高層人物中，毛也不具備無可爭議的權威。毛的盟友劉少奇當時說：「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是畫虎不成。」毛還失去了對中共核心「書記處」的控制。王明回國，項英出山，書記處如今九個成員都到齊了，其中五個站在毛的對立面。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項英討厭毛，張國燾仇恨毛，博古跟周恩來也因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張聞天、陳雲、康生。
說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見過斯大林，與各國共產黨領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宮的場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說他野心勃勃，也是一個無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蘇聯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許多在蘇聯的中共黨員送進監獄，甚至送上刑場。雖然他長了張娃娃臉，矮矮胖胖，但這個33歲的年輕人氣宇軒昂，充滿自信，自知他的話具有莫斯科的權威。他對毛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此後幾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時念叨王明如何回國奪了他的權。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他一次也沒提過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殺」。據有人估計被殺的中國平民和被俘的軍人高達30萬。毛澤東從來沒有對他的同胞在日軍手裏慘遭殺害表示過任何憤怒。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蔣介石把長江重鎮武漢作為臨時首都。18日，王明趕去那裏做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們跟蔣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中共軍隊指揮員也到那裏去跟國民黨聯絡會商，一時間武漢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後來耿耿於懷地把他當時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處」。其實，毛並沒有坐在那裏發呆，他乘機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統天下。
毛一個勁兒地給中共將領發電報，阻止他們遵從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哪怕中共將領們也在軍事委員會內，也參加決策。1938年2月，朱德來電說八路軍總部將根據決策東移至山西東南。毛要他把部隊帶回來，聲稱日本人要進攻延安。事實上，日本從來沒有考慮過打延安，只偶爾轟炸過幾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經濟價值、能夠養戰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絕返回，說毛情報里的日軍動作「是佯動，用來引誘八路軍西渡黃河，回師陝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當。毛堅持要朱德和彭德懷回延安，3月3日的一封電報特別說：「尤其你們二人必須回來」。朱、彭回電婉轉而堅定地說「不」，帶軍東去。
為了制止毛的這類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頭。開會還有個原因。一月，根據毛的指示，晉察冀根據地政府未經蔣介石許可，公開宣告成立。這在國民黨地區引起軒然大波，人們問：抗戰有什麼意思？「抗戰勝利後還不是共產黨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漢的中共領導人都對毛十分氣憤，認為毛這樣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大多數人支持王明，再次確認他在即將召開的「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政治局決議說要抗日就必須要「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中共軍隊必須「受最高統帥及軍事委員會的統一指揮」。決議還說：「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托派等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這些話是莫斯科的口徑，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對他開恩的，於是他聰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發電報給八路軍指揮宮，說他對他們的行動將「不加干涉」。同時，毛採取措施防止莫斯科發現他的真實立場。12月政治局會議結束時，他曾派人以安全為名，收去了所有與會者的筆記，使萬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狀也沒有白紙黑字作證。當中共要派人去蘇聯時，毛的人任弼時得到這份差事。任弼時告訴共產國際，毛的抗戰政策跟他們沒有區別。
蘇軍總參謀部安德利亞諾夫這時秘密前來延安，帶給毛一大筆錢：3百萬美金，相當於今天的差不多美金4千萬。錢是用來發展紅軍打日本的，斯大林說紅軍應當「不是3個師而是30個師」。毛宣稱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隊「打運動戰」。說他努力要跟國民黨合作，只是國民黨不願意。為了表示抗日的熱情，毛甚至聲稱日本人不經打，比國民黨還容易打。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積極表態。他不會看不出，一年來莫斯科明顯地降低了對他的讚頌，在慶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講話里公開批評了他領導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變以來，斯大林就懷疑毛是「日本奸細」。共產國際內跟毛打過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來。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說曾在中國活動的蘇聯高級間諜馬尼科夫是他的發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親自審問馬尼科夫。被捕的共產國際情報負責人皮亞爾涅斯基，在供詞中稱毛是「布哈林集團」成員。布哈林是共產國際前總書記，罪名之一是為日本人搞情報。毛還被指控為「中共核心」內「托派」領袖」。中國「托派」對斯大林來說都是日本特務。馬尼科夫和皮亞爾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情報人員，後來都被槍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