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農民所謂的「感情」唯一表現在他的「秋收起義」上。他以「打土豪、分田地」、「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的口號煽動沒有土地的赤貧戶——流氓無產者起來造反(被當世之人稱之為『痞子運動』),使得鄉村間的窮光蛋們奮起殺人、搶東西。最後,由於受到政府的鎮壓與富人的報復,90%的赤貧戶都沒有活到「勝利」的那一天。剩下極少極少的赤貧戶當了「將軍」或「國家幹部」,仍然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文化大革命」。小自安徽的於得水,大到中央的彭德懷,他們都是鮮活的人證。就連做到頂級人物的朱德總司令,在「文革」中同樣未能倖免,被批判,被鬥爭,被罵成「老混蛋」。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農民得以鬥地主、殺地主、分田地,看起來揚眉吐氣,但是,「公糧」一定要交納,「公物」一定要徵收,兒子、丈夫一定要送往前線。46年前,老樵在定遠縣農校上學,那裏的農民家庭一半以上都掛「烈屬光榮」的牌子,有的家庭是「犧牲」了父子幾個或兄弟幾個。

「解放」以後,為了禍國殃民的「抗美援朝」,農民的負擔甚至比以前更沉重,生活更艱苦,境況更悲慘。學者梁漱溟是唯一挺身而出為農民執言者,他說: 「過去20年的革命全在於發動農民、依靠農民。依靠農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裏跑,不許他跑……當初革命時農民……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

這些言論踢到毛澤東的病根,他沒有為此深思是否應該改善農民的待遇,而在公開的會議場合親自對梁漱溟展開了攻擊:「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要求照顧農民」成為梁漱溟的罪狀,被毛澤東以嘲諷的口氣指為「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被指為「班門弄斧」。

一個愛國愛民的優秀學者從此被打入地獄!

接下來就是舉世震驚的「三年自然災害」。除了那些喪盡天良的毛蛆別有用心地矢口否認這場災難以外,所有親歷過這場災難的中國人都確認災難的真實存在:3000餘萬人活活餓死,其中99%是農民!

1968年到1970年,老樵「下放」偏僻鄉村,親眼看到那裏農民的糧食有15%被強征「公糧」——沒有一分錢補償,少繳一斤就抓人;45%被賣 「忠字糧」——低於市場價一半,給多少「指標」,必須完成。當時原始勞動,生產力極低,這樣一搞,農民只好「糠菜半年糧」了。那時候中國城市人口很少,根本要不了這麼多糧食,大量的糧食都被毛澤東「支援亞非拉革命」了。

最初,毛澤東說是要建立「工農政權」,要以「農村包圍城市」與國民黨搶奪天下。奪取政權成功以後,農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農奴,被戶籍死死管住,不得離開土地一步。就連遇上災荒,都不許外出討飯。一直到80年代,各地城市還設有那時候的「收容所」,專門關押、遣送外出掙生活的農民,把他們斥之為所謂「盲流」,隨便抓捕、隨便處置,就像對待盜賊土匪一樣。

「文革」期間,毛澤東宣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農民的地位依然是被「領導」。實質上,「文革」的時候是林副統帥的「解放大軍」領導一切,毛澤東的所謂「工農政權」其實與工人無關,與農民更加無關!

毛澤東出身於地主家庭,有資產,有僱工,他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他沒有當過工人,因此他也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基於他對中國農民的一貫政策和態度,他也絕對不夠資格充作農民領袖。中國現代史上的農民領袖是朱德、彭德懷他們,農民領袖遠遠不是政治流氓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