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被「監護」後，於1967年元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上書毛澤東。信中寫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日
彭德懷寫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讓毛澤東知道自己的處境，也預感到這是「最後一次」。到了2月，「文革」風暴更是席捲一切，一大批老幹部紛紛倒地，衛戍區的「監護」任務也重了起來。周恩來指示傅崇碧，所有衛戍區的監護點要嚴格執行五條規定：一、萬人以上的鬥爭大會不開;二、不搞噴氣式，不打，不掛牌子，不游鬥，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髮、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鐘的風;五、哨兵放在門外。
因為有了這些交代，雖然外面形勢很亂，被「監護」起來的彭德懷還沒有受到後來的那種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殘。
但是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彭德懷，現在只能在幾平方米的小屋裏讀書學習，捫心自問，寫交代材料;這讓他簡直無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嶺特地將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補品和一台收音機悄悄交給他，他卻堅決不要。他向王金嶺哀求道：「王參謀，你給我向毛主席打報告，向周總理打報告，權當歷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懷，權當不認識我，讓我回老家當農民吧!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算了!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嶺勸道：「老人家，這可叫我為難了。一個人的歷史並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認就承認，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上下都亂。說不定等局面穩定了，毛主席會想到你，會讓你出來工作的。」
彭德懷仿佛得到了一絲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讓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線。我做夢還又去了三線哩!」
摘自《紅牆見證錄(一)》，作者：尹家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