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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在城市「農二代」:100元加包中華煙就能砍人



  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省溫州和台州一帶,黑惡勢力組織這些廉價的新生代農民工為「黑色經濟」服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出生於1980年以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農民工的主體。有媒體報道稱,這一人群的人數已過億。

  與他們的父輩,即第一代農民工相比,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於城市人。他們中大多數不願意再回到鄉村,他們渴望拿到「城市身份證」,享有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

  但由於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種種制度限制,他們由「農民」變「市民」的願望實現起來非常難。

  「城鎮定居的農村居民,在沒有取得市民身份前,承受着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壓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資、就業條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另一方面,他還要省吃儉用,供養在農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並把掙的錢拿到農村蓋註定會空置的房屋。農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國民待遇。」

  近日,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3日之內兩次亮相公眾視野。其在11月12日晚的2011財新峰會上的演講主題即為「破除城鄉要素流動體制障礙」。

  而在此前的11月10日,他在國際金融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存在五大不平衡,首先就是城鄉收入消費差別大。

  在城市中忍受了諸多「不公平」與歧視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以極端的方式———犯罪,來宣洩內心的不滿。

  丟了理想的他們

  2010年4月2日,孫理想刑滿釋放。20歲出頭的他,在監獄裏曾多次回首自己6年來在城市裏的迷失歲月。

  身為「80後」的孫理想,老家在河南省濮陽縣農村,家庭條件還可以。初中畢業後,孫理想不想繼續上學了,便幫着父親在家種地。

  2004年2月,他來到北京海淀區大鐘寺市場打工,給一個小肉店的老闆幹活,每月工資600元。他之後又輾轉幾個地方,工資沒有什麼變化。

  2006年1月,嫌在北京掙錢太少,孫理想返回老家。兩個月後,他的朋友王雲回家探親。

  在一次敘舊的酒桌上,王雲告訴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資1500元,吃住免費。孫理想又想跟隨王雲一起打工。

  2006年3月,他們一同來到北京。一星期後,經王雲引薦,孫理想如願當上了保安。

  孫理想當上保安之後,迷上了上網吧與網友聊天。他談起上網時異常興奮:「有時一天兩個小時,有時通宵,結交了許多女網友。」

  孫理想詳細羅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間的花銷賬目:平常抽香煙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飯,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網費300元左右,最後「剩不下幾個錢」。

  隨着上網聊天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孫理想打算買一台電腦,這樣隨時可以上網聊天。

  當他把攢錢買電腦的想法告訴王雲時,王雲說:「咱們廣場裏有許多屋子,都配有電腦,順手牽羊弄幾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是周末,許多屋子沒人,咱們去順兩台回來就行。」

  第二天,兩人穿着保安服,東轉轉西溜溜。孫理想發現了目標:一間辦公室里,辦公桌上有兩台筆記本電腦,正在充電,兩人拔下電源將電腦拿走了。

  他們沒有想到,盜竊行為已經全部被監控器拍攝下來。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後,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兩人抓獲歸案。

  孫理想犯盜竊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王雲犯盜竊罪,且是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談到釋放後的出路和未來時,他說:「釋放後我哪兒也不去,還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這裏爬起來,我要拾起我的創業夢和城市夢。」

  以「80後」「90後」為主力的新生代農民工,孫理想的經歷並非個案。

  段強(化名),安徽人,17歲,小學文化,涉嫌出售非法製造發票。

  趙楓(化名),內蒙古人,16歲,聾啞學校四年級文化,先後盜竊作案兩起。

  ……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針對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做了一項專門調查,2008年的犯罪人數為1591人,2009年犯罪人數為1684人。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刑二庭副庭長尚秀雲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學歷低」是外地未成年當事人的一個顯著特點。「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很少,最多的是初中學歷,輟學的孩子特別多。」

  有意思的是,2010年11月開始,全國多個地方公佈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逐年增加的相關報告。

  先是江蘇省揚州市中院發佈了一份以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為主題的報告。報告數據顯示,2008年度和2009年度,揚州三成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是新生代農民工。

  接着,江西省萍鄉市中院對轄區內289件刑事案件的調查分析顯示,2008年,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佔全年刑事案件總數的48%,2009年則上升到52%。

  同樣是2008年和2009年兩年內,山東省濟南市中院審結的各類刑事案件665件,刑事犯998人,其中,超五成刑事案件是新生代農民工所為,超六成刑事被告人是新生代農民工。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其中,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有74.7%在犯罪前無固定工作和穩定收入。

  「抱團取暖」式的犯罪

  相比孫理想,14歲的小江(化名)參與的犯罪讓辦案人員很震驚。

  小江來自貴州省某貧困縣,他是浙江台州警方破獲的一起團伙販毒案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曾任浙江溫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分管刑偵、看守所和禁毒工作,現任浙江台州城警支隊支隊長的張禮琦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一些地方的黑惡勢力,把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為零散攜帶毒品者和販賣者。

  初中一年級那年過完過年,早已厭學的小江跟着老鄉到台州城裏「玩」。

  吃住在網吧的小江很快就把錢花光了,不得已到處找老鄉借錢。

  一個老鄉把他帶到酒吧,告訴他給這裏送一次「貨」能賺一兩百元。小江同意了,不管怎樣,生活費不用愁了。

  小江甚至沒有想過這是否犯法,就跟着幾個老鄉開始了販毒生活。

  小江見不到真正的「老大」,毒販會把毒品放在指定的地方,然後電話通知小江去取。

  終於有一次,小江在一家KTV外的綠化帶里取毒品的時候,被等候在那裏的警察抓獲。

  張禮琦告訴記者,警方將這種每次販賣毒品數量很小的方式稱為「零包」。一個人身上攜帶不到一克的毒品,一般在0.6到0.7克之間。打擊此類犯罪簡稱為「打零包」。

  在「打零包」過程中,警方發現一個怪圈:打擊力度越重,毒品越緊俏,單位毒品的價格就越高,黑惡勢力給販毒者的提成就越高;提成越高,其他新生代農民工更加踴躍加入,有的還會叫上自己的親戚、老鄉。

  張禮琦告訴記者,在東南沿海一些地方,新生代農民工團伙犯罪現象突出,這非常值得關注。為了更多地牟取暴利,新生代農民工結成團伙犯罪,甚至依附於地方黑惡勢力或自發組織起黑惡勢力。

  「某些黑惡勢力驅使新生代農民工,把犯罪黑手伸向販毒犯罪、賭博犯罪、非法集資犯罪、建設工程犯罪等領域。通過實施這些犯罪,牟取暴利,形成龐大的地下黑色經濟,為他們的進一步發展打下雄厚的基礎。」

  「時下熱議的溫州等地的非法集資、高利貸活動,背後能發現不少新生代農民工衝殺在討債第一線,引發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犯罪。」張禮琦說。

  黑惡勢力可以輕易聚集上百人械鬥,新生代農民工充當着打手的角色。

  參與械鬥的新生代農民工「出場費」低廉。

  「幾年前是50元加一包20元的香煙和一頓飯。這幾年『價格』提高了,變為100元加一包硬中華香煙和一頓飯。也就是說,不到200元,可以讓一個年輕人拎着刀去砍人。」張禮琦說。

  「新生代農民工自覺不自覺地向地方黑惡勢力靠近,在東南沿海一帶表現明顯。他們靠『黑色經濟』養活,慢慢形成了『江湖規矩』:即使被抓到,也不會輕易供出『老大』,老大一般也會繼續給他們『發工資』。」張禮琦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張禮琦認為,這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重要特徵———「扎堆取暖」,甚至是一種趨勢。

  犯罪心理學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馬皚向《法治周末》記者分析說,這種聚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方式,使他們通過互動甚至共同違法獲得相互間的承認和情感支持,結夥本身有如心理上的「強化物」,可以尋求快樂和自我體現。

  「從心理學上說,12歲到18歲的少年,同輩之間的相互承認、情感交流大於經濟上的給予。另外,結成群體強勢也是他們消減個體弱勢的一個方法。」馬皚認為。

  因此,團伙化犯罪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中常見的類型。

  萍鄉市中院的調查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背井離鄉來到城裏,人生地不熟,非常容易在自己的圈子裏尋找以地緣為紐帶的社會關係網。

  無學校 便監獄

  「出去後,先找個工作,掙點錢,不夠的話就向爸媽借點,想自己開個小飯館。」張雷雷(化名)在鐵窗里這樣敘述着他並不複雜的過去和充滿變數的未來。

  2010年12月初,張雷雷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並處罰金6000元,已交付執行。

  他是前述揚州市中院公佈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調查結果的一個樣本。

  張雷雷,1988年出生,初中文化,來自安徽蒙城農村,在揚州市務工,因涉嫌盜竊罪於2010年11月2日被揚州市邗江區檢察院批捕。

  張雷雷有着農村孩子的樸實、坦誠,略帶拘謹。他的案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本人認罪。

  張雷雷成長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自覺不自覺地接受着各種現代信息,經歷着與父輩不同的成長和生活經歷,有着不同於父輩的訴求和精神世界。

  張雷雷於2010年夏天到揚州一家製鞋廠務工,一個月工資1500元,不管吃住。

  「我也不是怕累,可我乾的活有毒,戴着普通的口罩手套根本不管用,每天熏得人頭疼,工廠也不給額外加錢。不到兩個月我就不幹了。」張雷雷說。

  「我本想換個地方打工,可錢沒掙到,路費、找工作期間的吃飯住宿,錢肯定不夠,也不想管家裏要。當時我心裏非常糾結,讓人抓住怎麼辦?可是最後也不知怎麼着還是偷了。」張雷雷回憶道。

  涉嫌盜竊的張雷雷很快被抓住並被刑事拘留。

  張雷雷的哥哥已經結婚,分家單過,他的妹妹十幾歲就輟學外出打工。

  父親也在外打工,但他與父親交流不多,甚至不知道父親在何地打工。張雷雷初中輟學後也出來打工,那時他才16歲。

  據揚州市中院統計,新生代農民工高髮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盜竊、搶劫、聚眾鬥毆、強姦等,其中侵財型案件所佔比例最大。

  馬皚認為,父母陪伴的缺失,會讓孩子心理的不安全感增多。安全感的缺失導致他們容易自卑、沒有自信。在與人比較的過程中更敏感,更有自我保護的傾向。

  這種傾向的結果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缺陷,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張禮琦則呼籲落實好新生代農民工的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由於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沒有一技之能,讓他們在城市中的生存變得艱難。

  每次聽到有打工子弟學校被取締、被拆除的消息,尚秀雲都很心痛。「有總比沒有好。沒學上了,不就是逼着他們流浪社會嗎?」

  通過自身能力無法過上城市人一樣的生活,其中一部分人開始尋求非法的方式解決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尚秀雲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我們統計的100名外來未成年犯中,犯盜竊罪的佔38%、搶劫罪佔35%,侵財類犯罪一直是他們的主要犯罪類型。」

  「現在如果少建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或者不接納他們,未來則有可能得多建數所監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如是說。

  「願意進入職業高中學習的,免學費。這一點,台州已堅持了數年。通過加強職業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進而使他們在擇業方面有更多的選擇和更高的報酬。」張禮琦建議。

  心理失衡致犯罪

  一個20歲的外來打工者一夜之間砸碎了北京小月河附近的所有壁燈。警察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回答:「我恨,恨你們城市人活得太自在了。」

  這是馬皚給記者講的一個案例。新生代農民工較上一代農民工更容易在心理上產生相對剝奪感。

  馬皚認為:「第一代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與仍在農村環境中生活的其他人相比屬於上行流動。當他們在城市中有所獲回到農村時會體會到優越與尊重,所以他們在城市中更容易接受『差距』。相對剝奪感小。」

  新生代農民工很多自小跟父母來到城市,在城市生活長大,儘管被邊緣化,但是在身份上,他們不像父母那樣明確地把自己定位在家鄉,而是更傾向於把自己看成城裏人。

  但當他們把自己和城市人作比較,很容易發現差距:為什麼他們有的我沒有?我也付出了,我也有能力得到,但偏偏得不到。「相對剝奪感」的產生造成心理失衡。

  「心理失衡的他們要排解內心的不滿、尋求心理平衡,勢必會選擇某種方式如情緒或行為表達他們的內心情感。人的任何表達方式都是對環境的應對,其目的在於獲得心理、生理上的平衡。」馬皚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行為的表達大多是犯罪。

  迷戀網絡,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又一大特點。團伙作案的案件中,很多當事人就是通過在網吧中上網而結識。這些人平時呆在網吧里,有「活動時」一呼百應,迅速集結。

  「這個群體迷戀上網,也是內在缺乏自信,外在希望獲得別人承認的矛盾的過程。」馬皚認為。

  在網絡上與人交往的時候,得到別人的承認越多,甚至被他們所認為的能夠代表力量的這些黑惡勢力的「邀請」,為他們去打拼,在農二代的心理上會覺得是很榮耀的事情。「打群架亦是弱者向強者表達的一種態度,在打群架的過程中,個體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得財、得朋友,得到大家的承認。」馬皚向記者分析說。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法治周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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