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暴動與中共八一「建軍節」

中共於民國卅八年佔據大陸以後，即特定八月一日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軍節」，軍帽上的帽花，也用着「八一」兩字；同時在江西南昌將以前的所謂「中正橋」、「介石公園」，以及「中正大學」「中正路」等，都一律將中正、介石等字樣鑿去，而冠以「八一」二字，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八一」二字的重視。尤其是在江西，這個「八一」的符號更其來得特別普遍，等於民國廿年前後的剿匪時期，無論是公園也好，馬路也好，乃至於學校等等，到處都可看到「中山」、「中正」二字一樣。事實上中共這個「建軍節」，便發源於南昌，即眾所周知的「南昌暴動」的一幕；但在江西本省人口中，則直稱為「七、卅一」事變。原因是「南昌暴動」，實發生於七月卅一日的晚上，後來中共捨棄「七、卅一」，而用上「八、一」，大概還是脫不了一點「唯心」史觀的迷信心理，不用「晦」日而用「朔」日了。

由偷偷摸摸到明目張胆

中共對於「南昌暴動」所以特別重視的主要原因，則因中國共產黨自陳獨秀、李大釗等領導以來，只有政治宣傳，而沒有軍隊武力，到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雖然有了一些軍隊武力，但也只是依附寄生於國民革命軍身上，一直到民國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朱德與葉挺、賀龍所策動的「南昌暴動」，中國共產黨才開始第一次以正式武裝部隊而暴動，這便是中共重視這一天而定為建軍節的主因。

當民國十六年南京和武漢（簡稱為寧、漢）分裂，實則即是蔣、汪的不合作，這時長江中游以下各省，無論是黨、政、軍各方面，都極端混亂，原因是，從北伐開始以後，共產黨潛伏在黨、政、軍各方面的勢力，日趨壯大，凡屬國民革命軍所能到達的地方，他的勢力也就隨之而到達、而深入、而根深蒂固，這是中共組織力量所發生的特有效果，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那時江西省的主席為朱培德（益之），這位革命而沒有革心的主席，雖然是國民黨卻有點左傾，他眼見國民黨中寧漢分裂的局面尚未明朗化，便一直呆在九江觀看風色，省府方面的行政、治安事務，卻分別交由民政廳長姜濟寰和衞戍司令王均負責，姜雖是朱培德的湖南同鄉，但卻是個十足的老共產黨，而且是江西方面的重要負責人，這時江西的一切行政大權，都操在姜一人手中，有這樣送上門的機會，安有不大干特干之理，於是，人事的安排、計畫的策動，漸漸地由偷偷摸摸而變為明目張胆了。至於王均雖然是朱培德的老部屬，而且又以第七師師長兼衞戍司令，有時冷眼旁觀姜的這些舉動，不大順眼，伹這時局面混亂，又摸不透朱培德的心理，也就未便造次，雖然他可以用治安方面的武力來干涉控制，但朱德手中既握有兩個教導團而兼任江西公安局長，人槍三千餘，力量也就不可輕侮，因此，便眼開眼閉的聽其自然了。

江西省黨部變成空架子

這時國民政府遠在南京，正鬧着分裂，對於江西的黨政軍問題，除了上層的省黨部外，其他都已自顧不遑、鞭長莫及了。共產黨便趁此機會混水摸魚，他見省黨部無法控制，便用全力注重下層工作，把南昌市黨部和各工會、農會等地方實力全部掌握着，於是，省黨部便成為一種不着地的空架子了。這時省黨部稱為「省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十一人，段錫朋以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後任教育部次長及中央訓練團副主任委員），程天放兼宣傳部長（現任台灣考試院副院長），洪軌兼青年部長（現在台灣），李人祝兼工人部長（現居香港），王禮錫兼農人部長（後參加閩變，現在大陸），鄧鶴鳴兼商人部長，此外尚有不兼部的常務委員如周利生（後任中委失明）、姜伯彰（現任台灣立法委員），王鎮寰（已逝）。共產黨所掌握的下層組織，則有南昌市黨部的常委賀益譽、汪功宏、馮惠中等，工會的常委蕭努鋒，農會的常委方志敏（後於四次圍剿被俘）、邵式平（現任中共的江西省長）等。這時雙方壁壘森嚴，每一個機關、學校、社團，都有着兩個組織，而且名稱亦同，因此，都設有糾察隊，準備隨時動武的。那時筆者尚在中學一年級念書，根本不懂什麼叫政治，什麼叫階級鬥爭，只是糊裏糊塗的，天天跟着開會、叫囂、簡直是盲從一團糟！

女校長遊街中途產鱗兒

到了四月二日，南昌的共產黨奉到武漢方面的密令，策動一次廣泛的暴動，於是由賀益譽、馮惠中、邵式平、蕭努鋒率領着工人、農人、學生和各工團的糾察隊近千人，於上午十時左右，由市黨部出發，一路喊著：打倒國民黨的走狗段錫朋、程天放……的口號，蜂擁着直衝進省黨部，見人就打，見了門窻什物便搗毀，直如瘋狂了一般。這時省黨部的人員，跑的跑，逃的逃，有逃跑不及的，便在石塊、木棍、拳、腳交加下，打了個死去活來。記得有位先生頭上蓄着個東洋裝，髮長長的梳向腦後，因一時逃跑不及，被暴徒抓住了，這暴徒也不先打他，卻一伸手將他向後梳的頭髮從腦後倒披過來，把雙眼全遮住了。之後，便你一拳，我一腳的亂打亂踢，而這位先生在自衞與反抗的本能下，也手足齊來，但因雙眼被發遮住，毫無目標，於是，對方瘋狂的拳腳交加，他的手腳便也拼命的向空亂舞，直如狂人跳舞一般，那情形實在滑稽之至，連其餘的暴徒也都住手圍攏來看這幕滑稽劇了。這時段錫朋、周利生諸人，見不是路，便紛紛星夜向贛東逃往南京，就中只有程天放、羅時實（秘書）、王冠英（國民黨的農民協會委員）諸人沒有走脫，竟先後被共黨捉了去，此外，還有一位女子職業學校的校長曾華英（女性立委）也被抓住了，一起關在市黨部內，第二天，便一個個的戴着兩尺多高的高帽，簇擁着沿街遊行，而這位女校長曾華英因大腹便便，卻竟在這遊行中臨盆，產下了一個男孩，這只是 「七·卅一」事變的前奏。

實行清黨下鮑羅廷解聘

到了五月初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鑑於湘、鄂、贛等省，屢次發生暴動，到處散發標語傳單，共黨勢力一天天的膨脹，乃決定在湘、鄂、贛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負責秘密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民眾團體的言論、書報等，不到幾天，竟先後發現了許多第三國際指示共黨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以暴力方式解決土地問題。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和五萬工農份子……。這一來把國民黨迫得非下決心不可了。七月中旬，便決定實行「清黨」，一面解聘鮑羅廷的顧問，一面通飭各級政府機關，准許共產黨員一律自動退出各機關，一面又通令各軍事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遣走，並改組政治部。如此一來，所有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武力，便如熱鍋上的螞蟻，大有走頭無路之概。

朱德逃竄前大繳警察械

這時張發奎第四軍建制下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和賀龍的第二十軍一部份便秘密結合，不受張發奎的節制，由九江秘密開抵南昌，和南昌的公安局長朱德會合，並分別部署，葉挺的部隊分佈於牛行車站一帶，以迎張發奎由南潯線來追的部隊，賀龍的部隊則分佈於進賢門外城郊，以防南面國軍夾擊，朱德的兩個教導團（屬於王均第七師的）和省會警察，則擔任解除王均部的武裝，和佔據省政府衞戍司令部各機關。他們分撥已定，遂於七月三十一日午夜發動，實行所謂第一次的武裝暴動。斯時槍聲四起，全城已陷於混亂狀態，王均第七師的城防部隊，早已被朱德的教導團暗中監視住，等到他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已來不及抵抗，全部繳械了。朱德在得手後，城中已沒有了顧慮，於是一面佔領着省政府，高懸起紅軍的旗幟，一面與姜濟寰、邵式平一些原在南昌的共產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居然發號施令起來。可是好景不常，等到八月七日，張發奎已帶着第四軍的繆培南、李漢魂、許志銳等三師兵力，由九江直撲南昌，待抵達南潯線的牛行車站時，南昌已是空城，葉挺、賀龍、朱德以及原先在南昌的一部份共產黨員，已帶着部隊向進賢、臨三、宜黃等縣逃竄而去，而且朱德在決定逃竄的前夕，召集了全體警察攜帶武器在總鎮坡的總公安局訓話，就在這訓話中，把全部的警察武器也繳去了。因為槍枝武器才是他們鬥爭暴動的本錢，非一併擄走不可。

朱毛初會合落草井崗山

這時寧、漢分裂問題，已告解決，朱培德亦隨同張發奎部隊進入南昌，辦理善後，並依照中央決策，將留在南昌未走的共產黨人歡迎離境，而轟動一時的「南昌暴動」，至此亦告一段落。不過這時的朱德，年齡雖比葉挺賀龍為大，論地位卻只是一個團級軍官，遠不若葉、賀已是正式的將領，因此，他們由贛東臨川一帶經由贛南而竄入廣東的潮州、惠州，一切還是依從葉、賀的意思居多，到了這年底，他們在張發奎的部隊追擊下便決定分散，朱德只好又帶着殘餘的實力跑到湘、贛邊區打游擊。恰值這時，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運動失敗，也帶着殘部退到贛西，於是，他們便很自然會合起來。在湘、贛交界處有個井崗山，屬於武功山脈，在江西方面，與遂川、永新、寧崗接壤，在湖南方面，則毗連攸縣、酃縣等，山勢險要，又屬邊區，因此，經常成為小股土匪的巢穴，這時朱德、毛澤東在逃竄苦戰之餘，實在需要喘息，可是井崗山上，早已被王佐、袁才所據有，雖純是山匪，卻也擁有二三百人槍。毛澤東見有現成的巢穴，又有識途老馬做嚮導，這是一個值得利用的條件，乃派人和王佐等接洽，願意大家合夥，禍福與共。王佐本是個少見世面的土匪，更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交道，居然一拍即合，但自合夥之後不到半年，王、袁的實力便全被朱德漸漸地吃掉了。從此以後，朱德與毛澤東便開始高揭「紅軍」的旗號，盤據井崗山，勢力也一天天的壯大起來，於是，「朱、毛」「紅軍」之名，便遍傳於中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