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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朋友，您好！這裏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您現在收聽的是《中國觀察》。本節目由特約評論員，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何清漣、程曉農夫婦，為您解析中國經濟、社會萬象。我是主持人俞珊。
在中國大陸，孩子自打出生就被教育要好好學習，要念上好的大學，找到好的工作，否則沒有出息，沒有出路。因此「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就成為了中國高等教育考試的一道「世界景觀」。然而近年來參加全國高考的人數卻逐年下降，許多地區出現考生棄考、罷考、考零分等現象。儘管各大學想盡辦法，比如提供優惠政策，擴大招生比例，但參考人數仍然是逐年減少。什麼原因造成的哪？中國的教育制度存在着哪些弊端？下面我們就來聽聽，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先生的分析。
主持人：程老師您好，
程曉農：您好！希望之聲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主持人：程老師，首先我想請您談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國參加過高考的人都知道，高考作文絕不是簡簡單單的考察學生的文筆，同時這裏面隱含着考察學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它還有一種政治功能和一種社會教育功能，但是大概從2002年開始，高考作文開始出現了大量的零分。去年出版社將歷年的一些零分作文編輯成冊出版發行，結果熱銷程度超出人們的想像，許多讀者讀後在網上發表看法說，「零分作文」構思巧妙、文風犀利、觀點另類，相對之下，「滿分作文」除了華麗的文字和所謂「積極向上」的主題，並沒有更多新鮮的東西。您怎麼看這一現象。
程曉農：我想中國現在出現的高考當中有一部分考生不願意認真寫這個作文，換句話講，他們不打算被高考錄取。這種現象的背後，實際上是中國大學教育系統面臨着一種嚴峻的挑戰。換句話講，很多學生已經在看不起中國現在的大學教育系統了。他們寧可用戲弄的辦法，去戲弄高考和戲弄大學教育系統。而這種戲弄的手法還恰恰很受很多學生的歡迎，因此這些書才會得以出版，而且銷路還不錯。這個現象本身說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大學正在走向一個困境。本來一個正常的國家，民眾如果要想改善自己的社會處境，通常正常的渠道是通過努力的學習，通過考試，進入一個高一個層次的社會台階。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現在卻越來越困難了。我想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什麼很多學生不再願意學習、上大學。
主持人：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高考就是其人生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高考勝利和失利那將會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人生軌跡。但近年來應屆考生放棄報名、放棄考試、放棄入學的「三放棄」現象卻逐年增加，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
程曉農：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生的求學以及他們求學畢業以後沒有出路，使得很多家庭，特別是農村的貧困家庭的孩子已經失去了對大學教育的信心。他們會覺得上這個大學、讓父母背上沉重的負擔完全不值得。因為上了大學以後畢業了，也同樣不會有工作機會，那麼與其如此還不如不上。我想這種心態現在是在相當一部分農村家庭、甚至城市一部分家庭的孩子當中，也是很有市場的。
主持人：與高考生源人數發展趨勢相反，高考錄取率近幾年則持續走高。預計今年全國平均錄取率會達到72.3%。據說，2010年全國有8個省市高考錄取率超過80%，黑龍江甚至突破了90%。您說大學如此高的錄取率這種現象正常嗎？
程曉農：很顯然不正常。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高等教育不是普及教育，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必要上大學，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上大學。但是，如果把大學硬辦成普及班了，那就說明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出問題了。或者說這個國家的大學太多太濫。大學為了自己能夠招到生，教師有飯吃，就不惜降低入學標準來收取各種各樣的學生；或者說大學變成了辦學、賺錢、養老師的地方。而不是培養應該培養的、值得培養的人才的地方。我們知道，任何社會都不是所有的人適合上大學的。在歐洲國家，象德國，初中畢業的時候，學校的老師就負責將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是上高中將來準備上大學的，另一類是直接建議他們進入技校。這樣，他們可以比較早的能夠謀生。這種比較講求實際的做法，其實就反映了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剛才談到的，並不是所有的中學生都適合上大學。但是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硬要把不適合上大學的學生也招到大學裏去，那這個國家教育系統本身就偏離了高等教育本身應該有的方向，而成了一種學店，一種生意。就是說，很多大學其實並沒有足夠的生源，如果按照正常情況下，招不到足夠的學生，這個大學就得縮減或者是關門。但是對中國來講，這個大學還關係到很多教師的生存，所以為了讓教師有飯吃，大學就只好降低錄取標準，然後想盡辦法到社會上去招攬學生。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正常在辦高等教育，而是為了讓老師有口飯吃在那裏強行支撐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生源不足，學生的素質下降，那麼教學質量也必然下降，而學生將來畢業的時候，他的能力還有水準也是下降的。換句話講，這是大學沒落的一個標誌。
主持人：說到中國的大學，有人這樣形容說：「現如今的大學就像妓女一樣，只要有錢，全國所有大學隨便你點。」，在這樣一個有錢能使鬼推磨，沒有權錢幾乎辦不成事的時代，這種情況下孩子們的拚命苦讀最終能換來什麼？
程曉農：首先我們得區分開來學生有沒有就業就會，這個情況在最近幾年和前些年是不同的。在學生還有就業機會的時候，很多出身貧寒家庭的子弟，為了能改變生活處境，他們只能艱苦的學習，在學習上下苦功夫，通過這種方法來改變社會地位。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所謂的「十年寒窗苦」指的就是這個。但是現在在中國這種現象已經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就是說，貧困家庭的孩子再努力學習，就算他能進一個不錯的大學，畢業了以後仍然未必能找到工作。因為今天在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否有就業機會，基本上是在「拼爹」，就是比誰的爹更有權勢。這點在中國大學畢業生里都已經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就是誰的父母有權有勢是個官，那麼他的子弟多半還能通過他父母的權勢給安排一個稍微能餬口飯的工作。
我這裏舉個例子，江西省有一個縣，在這個縣城招聘縣招待所的女服務員。我們都知道，招待所的女服務員不是什麼好工作，尤其是女孩子。因為她有可能遇到性騷擾。但是就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江西省這個縣規定按公務員標準招考，一定要大學文憑，而且是要家長達到一定的幹部級別。什麼級別呢？就是說要縣政府的局以上幹部他們的子弟才有資格參加挑選，這個時候就憑爹憑媽。那麼，對平凡家庭的孩子來講，無論他們怎麼努力學習，他們畢業了以後想當個縣委招待所的招待員都是不可能的，更別說發揮他所學所長。那麼，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對很多平凡家庭子弟來講，向社會中上層升遷的管道已經被堵死了。
主持人：說到前些年，我們追溯到70年代末，高考剛剛恢復的時候，您認為從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到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發生了哪些變化？
程曉農：恢復高考的時候，當時中國的情況很特殊。就是在整個文革時期的十年中，毛澤東因為反對大學的正規教育，取消了大學的招生考試。結果中國十年當中文革時期，所有家庭的中學畢業生，如果他們不能通過所謂的文革時期的工農兵推薦，就是由基層幹部把他們信任的政治上表現良好、緊跟共產黨的這些人推薦到大學去，作為不需要文化考試就能夠進入的一種學校。當時這種情況下，這些學生都是憑介紹信送進大學去的。這些人當時被稱作工農兵學員，就是他們的身份原來是工人、農民和士兵，僅僅因為政治上忠誠就被送到大學去了。這是毛澤東的辦大學方針。實際上這種做法是把大學教育毀了。
1977年以後，毛澤東死了，鄧小平開始採取一些措施改變毛澤東的一系列政策，其中改變高等教育是他的政策之一。所以，1977年的年底第一次恢復了所謂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因為十年當中積壓了大批中學生沒有資格通過考試來表現他們的能力，這種情況下全國有幾千萬人都參加了考試。而且當時各大學招生的人數非常的少，對學生的選拔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只有真正出類拔萃的才能通過這樣的考試進入比較好的大學。實際上，1977年底和1978年的兩次高考，這兩批大學生當時也是求學欲望多年來沒有得到實現，一旦進到大學後，他們學習的主動性相當的強。所以，當時在大學的氣氛顯得非常的不同。這兩年的特殊情況，以後是不太可能在中國大學裏重新複製的。因為高考變成了一種正常的正選機制以後，能夠有機會進入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錄取率在30％－40％，我想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已經算是相當高的比例了。
前面我提到過，並不是所有人的人都適合進入大學的。如果把所有不太適合的人都送進大學去，這個大學教育一定會降低檔次，變成一種沒有必要的普及型教育。因為實際上一個社會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從專家到技術工人和有各種專長的人，而一些象技術工人等等這樣的專長、還有技師，他們所需要的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專門的技術訓練。比如說在日本，技師在社會上是相當受尊重的，據我所知在德國也是一樣。技師的工資並不低於教授。但是技師不是靠大學畢業訓練出來的，而是靠職業訓練，多年積累經驗培養出來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把大部分的本來應該進入技術訓練和專業培訓領域的人才全部送進大學去了，對他們進行一種普及型的所謂高等教育，其結果就造成了人才結構的失衡，這才是中國現在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社會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但是大學畢業生已經不願意當技術工人了。但另一方面，社會上又有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其實並沒有真正的一技之長，因為很多大學的教育是一種普及型的低層次的教育，學生並沒有學到任何有助於他們在未來求職和工作生涯中有幫助的技能和知識。比方我舉一個例子，任何大學裏能夠培養出來的、往更高層次提升的專家學者，都只是一個非常小的比例。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實際上畢業以後是要靠運用他們大學裏所學的知識，在社會上做一些一個大學畢業生適合做的工作，而每個社會都有很多這樣的需要。但是中國的情況是，很多大學辦的很濫，比如說很多師範大學裏辦旅遊學院，這就屬於明顯的濫辦教育。我們都知道，師範院校本來是以培養中學師資為主的，一旦師範院校開辦旅遊專業的時候，這就很明顯的表明很多院校其實是已經以賺錢為目的了。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很多這樣在中國辦的學院其實是濫竽充數。畢業的時候很多學生既沒學到多少東西，在大學裏教給他們的那些內容也不見得是社會所需要的。這樣的學生很多時候在求職的時候並不受歡迎。這也是中國教育存在的一個大問題。這與學生本身無關，而是與學校的盲目發展有關，也就是說中國辦教育辦到後來完全變成了模仿官僚機制。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政府官僚體系有一個內在發散出來的一種不斷擴張的一種衝動，因為一個機構只有不斷的擴張，才有更多的官位子出來。如果說一個機構幾十年不變，那麼這樣的話升官的機會就很少了，很多人可能得當一輩子職員而不能再升官。所以在中國，任何機構都希望不斷的膨脹。本來這是政府官僚機構的特點，但是中國現在把它複製到大學裏去了。大學裏也變成了模仿政府機構。走上了這條路以後，每一個教師，每一個主管教育的行政官員都想的是升官，所以我們就看到中國有大量濫竽充數的大學，比如說一所大學設出了幾十個學院，這樣就多出了幾十個院長、副院長、黨委書記、副書記的位置，原來只是一個教研室主任的，現在可以當系主任了，那麼下面又多出了一批教研室主任的位置，於是大學裏也皆大歡喜，一些師資、教師人人都當上了什麼主任啊、院長啊，頭銜一大堆。然後相應的按照政府官員的說法，享受什麼什麼級別的待遇。這種說法在全世界都是很荒謬的事情，我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世界上哪個大學，除了中國以外，大學教師享受行政級別待遇。什麼科級院長、處級院長。有的學校甚至很神氣的說，我們的院長是副部級的，這種把戲只有在中國才有。是道道地地的官僚主義的中國特色，而這種特色從根子上害了中國的大學，害了中國的高等教育系統。
主持人：美國總統在2011年國情咨文演講中提到中國延長教育時間，注重數學和科學方面的教育。之後光明網刊登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式教育為啥海外走紅。您認為，中國當前的這種靠 「延長教育時間」的教育模式到底是不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程曉農：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先分幾個層次講。第一點，奧巴馬的話不足為憑，他是個外行，他的判斷什麼也證明不了。光明日報把奧巴馬的話搬過來，其實只是為了中國國內宣傳的需要。第二，中國的教育質量好不好，其實按照大學的水平和國際評選的標準來看，中國就沒有幾所在世界能上排進前100名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在內。按高等教育質量而言，中國的大學教育質量是很差的。但是並不等於說中國大學裏沒有好學生，因為再差的國家、再差的大學裏也有一些出色的學生。這是每個國家人口結構中很自然決定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當中總會按一定的比例存在着一些非常出色的學生，有很高的潛在的資質，這點不奇怪。中國因為人口基數比較大，所以聰明的學生很多，這些學生的存在，包括俄羅斯的學生，中國的學生，印度的學生，並不證明這些國家的教育體系一定是最成功的。第三，就是中國和俄國以前都是從同一個共產黨教育制度出來的，所以他們特別強調對學生的所謂的反覆訓練，特別是在數理化方面。反覆的訓練，提高學生的解題能力，在文科方面是強調記憶背誦，找標準答案。所以這樣的學生在理工科方面是比較容易在西方社會拔尖拔出來的。這個所謂拔尖不是說他在社會的研究開發的競爭方面拔尖，而是說他在考試方面拔尖，這一點我們在美國看得很清楚。
比方講，如果舉辦國際型的數學競賽，那麼中國組織的團隊很容易領先。原因是，你比如北京的人大附中，他會辦所謂的數學特殊班。這個班本身就是挑選社會上數學成績最好的學生，然後再由特別的老師進行專門的輔導，按照國外數學競賽的標準反覆訓練，這樣的話，這些學生就是所謂的身經百戰。加上本身資質相當好，所以出來比賽的時候，很容易輕而易舉的獲得獎牌。那麼和他們競賽的美國學生是什麼樣的狀態呢，這些學生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競賽，他們也不是什麼數學專門班培養的，而是由一兩個學生自己組織一幫同學，你們感興趣的咱們一起去參加一次比賽，好像去遠足去玩兒一樣。比賽要是取得獎牌，那是咱們的成就，取得不了沒關係，我們不過是去練一練，有一次體驗而已。比賽完了拉倒。沒有學生把這個事當回事。但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競賽的獎牌被看成是巨大的國際榮譽，然後中國來的家長拿着攝像機拼命的拍。那些為他們辦特殊數學班的私立學校也拿這個做為一個廣告的手段，說你看我們培養的學生在國際大賽中獲得了什麼什麼獎。其實這都是糊弄中國老百姓的。
這樣培養出來的中國學生真的有很好的素質嗎，不見得。美國同樣有對世界各國學生創造力的測驗。如果談到學生的創造力，中國的學生就不行了。在世界各國學生當中，中國學生的創造力通常是排在很後的。原因是中國的教育本身不提倡創造力，只提倡記憶背誦的能力，還有反覆地做習題，反覆練題的能力，把各種習題都做遍了，那這個時候就沒有一道考題超過你習題的範圍。這樣的學生是不具備創造力的，很多人只是循規蹈矩的能考試的好學生。所以在他們申請美國大學的時候，考試成績來講未必落後於美國學生，甚至優於美國學生。但是一進美國的大學，這批學生的能力就頓時暴露出來根本弱點，那就是他們缺乏自己的獨立思維，創造性的思考。
這一點，根子在於中學教育。美國的中學教育是強調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從來不要求他們背教課書，也不強調什麼標準答案。當然數理化是有一些固定的答案的，但是即便如此，老師也是要求學生儘可能地組織一個小小的團隊，幾個人設法提出一個創造性的做法來。同樣在大學也一樣。美國的大學培養的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你能夠回答出與老師不同的見解來，老師就相當尊重這樣的學生，認為這才是好學生。而在中國恰恰相反，一個中學老師，哪怕一個小學老師在中國，學生要提出一個不同於老師的答案，或者在老師的答案中發現了錯誤，那這個學生要倒霉的，那老師為了面子會打擊這個學生。而且教育部也有規定，只有教育部統一規定的標準答案才算是正確的。尤其是在中國的所謂政治課考試，還有歷史、語文這樣的考試中。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事情。所謂的韓戰，1950年，是誰發動的？中共政府的宣傳是說美帝國主義發動的。實際上歷史的事實現在證明，而且中國一些學者過去十年的研究，根據各種文獻都證明，這場戰爭實際是北韓夥同中國發動的，侵略者是中國和北韓。但是有誰要是在今天的高考歷史課的考卷中把中國說成是侵略者，那他一定拿零分。這就是所謂的「政治不正確」。所以在中國，象這樣的問題，不但不允許學生討論、發表獨立見解，而且是要扼殺的。那麼在這種扼殺式的教育和訓練中成長起來的學生，他們其實習慣的是一種被老師引導着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走下去的一種教育方式，並不是很適合獨立創造的。所以在美國學理工的博士當中，真正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人其實很少很少。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中國大陸畢業的到美國來留學的，在自然科學方面從事研究的學者當中有人獲得了諾貝爾獎的。因為他們在中國所受的教育不是幫他們出類拔萃，而是扼殺他們出類拔萃的條件和能力的。當然了，這一點中共政府永遠不會承認。
主持人：目前大部分中國人對中國的教育制度感到不滿意，認為學生壓力大，教育脫離實際，學生幾乎學不到社會能力，進了公司，企業還要再培訓，尤其是道德素質，行為舉止，為人處事方面，都是從零開始，您怎麼看中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您認為中國目前的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是什麼？您對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有何建議？
程曉農：我認為中國的教育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不教學生做一個真正的正直誠實的人，而是教學生從幼兒園開始做一個投機主義者。
在這裏我講一個簡單的小故事。是我一所大學的一個朋友，他本人是一所大學的院長，他告訴我的。就在中國的90年代，當時的中小學提倡要學一個烈士賴寧，這個小孩兒因為救火犧牲了，然後被教育部樹為全國中小學生學習的標兵。這位家長就告訴我，他在這個問題上遇到的一個很典型的做為家長的難題。他說，我得告訴我兒子，在表面上，在日記里，在作文里，在課堂討論里，你要舉手說我一定學賴寧；但是私底下我告訴你，你可千萬別學。原因很簡單，那是錯的。着火了，應該是他去叫大人來救，而不是他自己去救。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兒，他不懂得救火，他也沒有能力救火，他最大的責任是請大人來把火滅了，而不是自己盲目的往上沖。全世界都是這樣教育孩子的，只有中國不同。問題在於，我跟他講的這是實話，但是我還得告訴他，這個實話和真話你不能講出來，你得講假話。
所以，什麼時候你讓小孩分辨出真話和假話，哪一個對哪一個錯？真話是對的，但是你不能說；假話是錯的，但是我得把它說的漂漂亮亮。然後還得教孩子什麼時候講假話，什麼時候講真話；對誰講真話，對誰講假話；怎麼把假話說的象真話一樣。換句話講，中國的教育從幼兒園小學開始就在培養兩面派、投機份子。而中國的社會最糟糕的地方就在於，投機分子、兩面派在中國很吃香，很受政府的鼓勵和歡迎，很受中國的教育系統的栽培。說真話的相反不斷地受到各種打擊。所以，假大空在中國從幼兒園就開始培養了，這樣培養出來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的人格，是天然存在嚴重缺陷的。比方講，中國現在到處都有「五毛」，從大學的課堂里到中學的課堂里，都有所謂的「學生信息員」，說白了這就是所謂的學生特務。在中國為了求得在學校里往上爬的機會，寧肯充當特務，這個事情在中國居然有無數的人很認認真真地在做而且不覺得羞恥。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中國社會這種培養投機分子、為了一點小小的功利而不惜放棄人的尊嚴、不惜放棄是非觀，不惜出賣他人。這樣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體系，造成了中國社會一連串的根本性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中國教育要改革，首先要改這一點。當然改這一點，首先要改的是政治制度。因為這種培養學生特務的傳統是共產黨體制才產生的。過去共產黨批評國民黨，說國民黨有學生特務。國民黨可能有一點，那也是蘇聯教出來的。但是，國民黨的學生特務可沒有共產黨的學生特務多啊。現在幾乎班班都有，而且在中國的互聯網上你很輕易可以查到各個學校甚至公開地公佈本校各系有如下信息員，有的學校甚至公佈信息員每月領多少錢。換句話講，各個學校都覺得當特務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而不是件無恥的事情，以恥為榮。而且公然把收買特務的這點錢也公佈出來了，這是國民黨沒有做到的，國民黨還比共產黨知道點廉恥。所以，講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墮落，我們可以看到，從幼兒園開始中國人就在墮落了。
主持人：所以，這也確實是中華民族的悲哀，謝謝程老師的精闢分析。
程曉農：謝謝希望之聲的聽眾朋友！
主持人：聽眾朋友，今天《中國觀察》就到這裏，感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