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旅行中，除在機場碼頭外，在街頭路邊極少見到警察(其間只在花蓮太魯閣大峽谷景區看到兩個在路邊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個巡邏警察)，甚至沒有看到一輛高聲鳴笛呼嘯而過的警車。旅客熙熙攘攘的宜蘭火車站竟然沒見到一個執勤警察，甚至沒有安檢程序和設備。

警察局的建築也普通無比。在宜蘭縣等火車時，曾路過位於一個十字路口的宜蘭警察分局，外觀普通的四層樓，消防隊也在其中。警用車輛停放在路邊，大門像商店一樣對街敞開，沒有森嚴的衛兵，只有一個值班警官迎門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廳迎面牆上掛着一張巨大的「公文受理時限表」，好奇的我與二哥想走近前留個影。對值班警官說明要求後，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沒有任何警惕防範之意。行車路過台東縣某小鎮時，還看到路邊的一個四邊僅有三扇窗戶寬的二層小樓警察派出所。

警察，對中國人而言絕對算個森嚴的話題。在童年的印象中，台灣這個水深火熱之地應該是一個「反動派資本家專制獨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國家」。後來隨着信息的多源化，發現情況有變，也獲悉那位在「威權時期」與政府作對的「英勇民主鬥士」、如今深愛大陸體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總」等情治單位晝夜監視居住的情況下，自由讀書寫作、交友出遊、品洋酒、玩美女;還能借自家門口「監視警察」之威恫害撞壞他私家車的鄰居;後來他還能別出心裁地參加了一屆「總統選舉」(去年厭惡台灣教育制度的李作家還自由地把愛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學培養深造)。

看來，強勢警察和社會穩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

在台灣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臨下的指示說教形象，除安全健康衛生提醒之類的政府公益廣告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政府關於發展經濟和教育民眾的宣傳標語、橫幅和廣告牌。政府辦公樓(院)既不招人顯眼，更談不上森嚴豪華了，絕對無法與財大氣粗的私企辦公大樓和私營大飯店一爭高下。乘車即將抵達101大廈時看到的台北特別市市政府，發現它竟然就是一座緊挨路邊的普通五六層樓房，門前就是行人路而非奇大無比的景觀廣場，看不到威嚴肅穆的衛兵，底層是大門洞開的政務大廳，乍一看就像大陸某個不景氣銀行或證券公司的營業大廳。民進黨高雄市黨部(曾經的執政黨市委)竟然就設在一條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轉角處的普通五層樓房裏，酷似普通寫字樓的門前好像連停車也頗困難，氣派威嚴就更談不上了。最早參觀的金門縣金沙鎮公所(實際意義應該是政務辦公場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層赭紅色樓房，其中有市民代表會辦公室、鎮政府辦公室及各下屬機構;底層則是汽車站、候車室、郵政局和書店。

台灣導遊介紹，因為政府掌握的經濟(國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開支主要來自於稅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為出了。記得高雄市女市長陳菊在特奧會開幕前就告知媒體：「我們有多少錢就辦多少事，絕不充胖子」。沒想到幾年後女市長因為「跟風建地鐵遭遇營運虧損」受到市民罵聲一片，很可能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失掉不少選票(高雄因市區面積不大，摩托車是大量市民喜愛的交通工具，地鐵客流量嚴重不足)。

政府官員的身影在民間卻反而頻頻出現，包括馬英九、王金平、蘇貞昌、游錫?等在內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經常出席包括民間企業、宗祠、神廟周年紀念慶典在內的各類民間活動，還會與企業老闆親密合影留念;馬英九蕭萬長當選那年還為一些企業如金門酒廠、阿里山煙廠和一高山茶廠做產品代言人，當然他們是絕不敢收取「代言費」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及官員們經常四處奔波，穿梭於閭巷，拱手拜票虔誠鞠躬;民意代表呼籲選民支持的自費廣告彩旗大街小巷隨處可見。

各級政府因為人力財力有限，大量事務性工作都會委託民間專業中介機構或聘請志願者(義工)操作。

在議會的嚴厲監控下，政府的支出預算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監督(2002年台北市文化局擬建一座美術館，局長兼作家龍應台女士必須多次親自到場接受市議員們近乎苛刻的事前質詢、審查核准和事後審核)。政府的公務性開支審批就更是難上加難了。目前擁有2300萬人口的全台灣公務用車僅有3.7萬輛，占年度財政預算的0.48%，遠遠少於北京市不久前自報的6.2萬輛和全大陸的200萬輛以上(不含醫院、學校、國企和軍隊用車)及2.5%的年度財政預算佔比。

台灣居民對法律和制度的敬畏顯然遠遠超過了對政府及公權力的懼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