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理想中的黃金國
在中國很容易結交朋友。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見了艾德。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和妻子來到北京城還不過幾個星期，暫時借住在其它旅華外國人的公寓裏。當時手頭上沒有多少錢，我們找到一位專門給外國人介紹住房的地下中介（這在中國是違法的）。幾天後，中介打電話來說有一套租金便宜、位在市中心而且靠近地鐵站的房子。在一個寒風刺骨的星期六早晨，我們搭地鐵去到了那個地方。展現在面前的是典型的北京街道：十字路口的轉角處矗立着一排排毛澤東時代的小商店和矮樓房，只有幾層樓高，年久失修的殘破外表預示着它們即將在未來的城市改造中被夷為平地。身邊走過的人們穿着墊了厚棉絮的笨重衣服，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工人，一邊走着一邊不停地跺腳取暖。
我們一開始以為會是電話中嚴肅的女中介來接待我們，但出乎意料的卻是一名中年中國男子，他的穿着舉止明顯具有中國新貴階層的特徵：款式新穎的皮夾克、Ｖ字領的羊絨衫、彬彬有禮的言談，說着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自稱為艾德，來自北美的溫哥華，是代替朋友來帶我們看房子的。當我們來到一處僻靜的樓房時，他開始與我並肩走在一起，漫不經心地問我在北京都做些什麼；我告訴他，我正在為一部描寫美國商人如何在中國奮鬥成功的紀錄片籌集資金。他對此很感興趣，我們交換了名片，他的工作跟一個我聞所未聞的貿易或發展機構有關係。
公寓座落在一片水泥建築群里，家具上蓋着發霉的紅色絲絨布；也許是公寓的主人看了幾部美國八十年代的電視劇，認為這樣的佈置對外國人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卻在擔心私隱問題。有一位來自瑞士的朋友，搞IT產業，他剛到北京時也租了類似的寓所。一天早上，他盯着廚房裏被熏得烏黑的抽風機時，看見了一個麥克風，就像中國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使用的那一種，靜靜地掛在那裏。於是，我和妻子很委婉地告訴艾德，我們不想租這個房子。在與艾德愉快地做了一番交談後，我們急匆匆地搭地鐵離開了。
過了一個星期，我接到艾德的電話，他說：「我一直在考慮關於你紀錄片的事情，一起在長城飯店共進午餐吧？」我表示同意。艾德所指的午餐很昂貴，包括魚翅湯以及漂亮的中國女子演奏琵琶助興，旁邊還有假山和人造小溪，營造出中國南方夏日情調的氣氛。一開始，我們的交談進行得很緩慢。艾德顯得有些緊張和侷促，而我也在想如何打破這個沉悶的局面。我開始詢問他的一些基本背景，他含糊地表示他是從事商貿教學的，還提到他曾經任職加拿大政府代表，在古巴待過幾年。然後，他問了我一連串的問題：我有什麼贊助者？我在北京認識些什麼人？我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持什麼看法？出於本能的反應，我試圖表現出熱情而中立的態度，但是艾德的興趣看起來好像無窮無盡。
其實我不喜歡艾德，但他似乎對我很感興趣。數周后，他向我抱怨，說找我不容易，問我去哪了？當我提出在一家我喜歡的四川飯館見面時，他卻很婉轉地暗示我，長城飯店的西式自助餐做得非常好。他說到這裏時故意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等我發出邀請；從他的語氣中我感覺到，從現在開始我要每個月請他吃一次飯。
於是這就成了慣例。艾德每次在享用他的免費午餐時都會大談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無限商機，他會說：「中國獲得最惠國待遇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商界將會大規模進軍中國！他們是如何也抵擋不住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市場誘惑的，對嗎？」我對他的話感到厭煩，並拋出一些負面的經濟資料來駁斥他，並指出中國目前還存在盜版猖獗和市場不開放的情況。我甚至引用了中國能源需求增長緩慢得令人驚奇的數據，暗指中國關於國民生產總值保持百分之七增長率的成績只不過是捏造出來的。這時艾德會悲哀地搖頭表示反對，而我又會很快地向他保證，當然，我的目的是為中國大力引進外資，只要這一切現實合理。
我們的談話之所以能持續下去的原因是艾德表示要對我的紀錄片提供幫助，但我們的談話從來沒有就此深入過。就這樣過了幾個月，我告訴艾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個著名的公共關係機構聘請我與美國的某家大公司一起做投資方面的工作。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享用了八個月的豐盛午餐後，艾德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大意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可能願意贊助我的人（當然，他沒有提這個人的名字），是否能在長城飯店吃午飯並向他展示我的構想。
這是我們之間最後的午餐。艾德放下啃了一半的奶油酥餅，對我做的幻燈演示豎起大拇指，特意誇獎了幾番，然後凝重且認真的瞥了我一眼。他小心翼翼地表示，方案還不夠完善，上海方面的投資人需要我寫一封署名信，確切說明我正在中國做些什麼，比如，如何通過製作紀錄片來刺激外商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力度，我所做的對中國有什麼好處。
某種不知名的恐懼感催促我儘快做出回復。回到辦公室，我在自製的專用信紙上竭盡所能寫了一封吹噓中美貿易的信，並把它寄了出去。
此後，艾德再也沒有來過電話。
一年後，我在凱賓斯基飯店前碰到了他，跟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沒有什麼區別，他還是穿着那件光亮的皮夾克。如今我想，艾德可能幫了我一個大忙，他用我寫的信終結了國家安全機構對我的調查。
我大聲喊他的名字，但艾德只是冷漠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說：忘了那一切吧，葛特曼，這是中國城。
在每一代美國人中，總會有幾個人想要尋找理想中的黃金國。這不完全是因為個人利益的獲取和享受冒險的樂趣，還包括了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夢幻世界的理想。在海明威筆下的巴黎，人們得到的回報不是金錢，而是逃離沉悶、世俗的美國，到達一個波西米亞式的烏托邦之中。六十年代，人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滿足，因此理想地是穿着襤褸的印度和加德滿都。在八十年代，對那些具有遠大抱負的商業巨子們，日本東京對他們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而九十年代，在布拉格度一個短暫的假期則是人們的夢想。但是全球化已經起到了它的負面作用，即使在物價十分低廉的東歐也令人感受不到任何刺激。
一個真正理想中的黃金國需要有更大的目標，那是一個神秘而又充滿商機、豐厚文化和拚搏精神的居住地。它應該位於遙遠的地方，有着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要想融入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兒有着豐厚的物資和精神上的回報，這些回報只有你通過了品行和意志的磨練與測試後才能獲得。根據以上這些苛刻的標準，毫無疑問，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黃金國就是北京。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就有一些美國人，比如沙博理（Sidney Sharpiro）和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以及中國領導人的朋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對中國革命的熱愛使他們成為中共政府的宣傳話筒。他們得到了一連串的回報，可以以特殊的身分接觸中國領導人，並成為樣板展示給僑居國外且在學術和科技領域功成名就的華人，告訴他們：中國是不會忘記朋友的，並將給予他們好處（或者是懲罰，李敦白就被關押了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與世隔絕和黨內鬥爭，顧不了廣泛利用外國人為中共利益服務的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將夏皮羅等人從「國際友人」貶為「極左人士」（指沒有緊密跟隨黨的新路線的人）。現在，中國之友的定義取決於能否帶來金錢（或者至少能否帶來技術、政治上的信譽）；因此，能夠得到回報的標準從以前的意識形態方面對中共的忠誠，轉變為能否積極拉攏到具有商業、政府或軍隊背景的外國人。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隨着對外國人旅行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國人開始湧入中國，去重新探索這個古老的國度。（註：即使在八十年代，許多來自非盈利機構和大學院校的美國人，依然受左派空洞理念驅使前往中國，與中共的期待風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認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國左派把中共理想化，不僅是由於那個時候對針灸和赤腳醫生的神奇宣傳，還因為我小時候有關中國的記憶。記得我在佛蒙特家中打蒼蠅時，我姨媽，一個麻省理工學院教城市規劃的教授，也是個左派人士，曾笑着對我媽媽說，中國最近開始了一個運動，叫做「除害蟲」，其中包括蒼蠅。看來中國蒼蠅已在那裏絕種。只是在多年之後，我才了解到她指的是「除四害」，是由毛在五十七年大躍進期間發動的活動，不僅要除掉蒼蠅，還要除掉被國家認定為異己的人。）
在八十年代，隨着中國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人流變成了人潮。一些可能在中國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西方人物（比如，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曾於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任一等秘書和商務參事，現在是美國駐華大使）開始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屠殺的後果促使在中國的外國人被迫離開或解僱，他們主要是有獻身精神的中國學者、非政府組織職員、英語教師和為數不多的美國企業家，這一時期也宣告了小黃金時代的終結。
中國政府把天安門運動歸咎於受西方影響的結果，因此，決定留下來的外國人，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共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認同，或者是對中國的未來持樂觀的態度。吸引外國人來參與中國建設的長遠目標又出櫃了，但隨之而來的還包括：外國人要想得到友好回報，就必須首先證明他們是中國人的朋友。貝彼得（Peter Batey），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的私人秘書有可能是待在中國時間最長、最聰明的外國僑民之一），他敏銳地嗅到了這個新的變化，於是，在天安門屠殺事件後沒幾天，他就向中國政府申請經商許可，那些驚魂未定的中國官僚起先都以為他在開玩笑，但中共不會虧待她的朋友，現在，貝彼得是歐洲商會會長和在公關公司領域首屈一指的亞洲安可公司的主席。
貝彼得曾經公開對中國長期的穩定和發展表示有信心，這樣做是為了虛張聲勢。對外國投資者而言，中國市場的潛力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演講後才開始顯現出來，這時對西方商業投資者的政治障礙才被清除。從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有理想中黃金國的因素逐漸依次出現：致富的可能性和東方熱土所蘊涵的無限機會與褪色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混為一體，與重新誕生的資本主義形成一種雜交理論：即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需要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個必備條件（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論自由），他們反而認為新中國必須要排斥掉這些因素。
從馬克思主義中解放出來，意味着中國自我解放，成為一個異國情調的象徵，提供外國人對她表示友好的一個新渠道。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國仍有許多令人嚮往的異國情調，這指的是毛時代摧殘過的，流入民間的一切文化遺產。雖然雜亂無章，卻保存了下來，北京到處都能看到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留下的輝煌，等待着藝術史學家、非政府組織成員和世界上前五百家財團老闆們的光顧。
既然中共要利用中華遺產，即佔主導地位的漢文化遺產，來達到它的目的，「五千年的歷史」這句話就不再是隨便說說而已了，而是閃爍着耀眼光芒，永不熄滅的火焰。美國僑民能感覺到這種火焰散發出來的能量，甚至以了解中國文化的鑑賞家自居。曾經有一出諷刺話劇（主要是攻擊美國文化的實用主義），年輕的演員以他們纖瘦的臀部為傲，還運用諷刺和挖苦等很多表現手法顯示他們優於美國的同齡人。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名符其實的性革命－－把一切都搞得更性感和更悖於常理，與西方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中國古老文化遺產的美麗，被建設超級強權的氣錘、起重機等機器設備所撞擊而扭曲時，整個中國社會好像不約而同地對他們新發明的漢文化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並且信心十足－－尤其是在西方記者、史學家和收藏家眼中。
最後一批「粗俗和快樂的外國人」（這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國居住的外國僑民對他們的稱呼）開始如潮水般地湧入更開化且更令人舒適的北京。在這裏，他們不僅可以享受到傳統的中國菜餚，還有咖啡、萬寶路香煙、雞尾酒和大批的白糖。但對於追求理想黃金國的人而言，條件依然存在：龐大的臭名昭著的國家機器、沒有規則和誠信可言的血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固執而且愚蠢地操縱每一次為成交所進行的談判，從以上千萬元資金建立進口水果的銷售系統，到街頭水果店為單個香蕉的定價，無奇不有。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你在冬天的北京可以買香蕉，而不只是冬儲白菜。任何對新中國過多的抱怨和批評只能說明你並沒有真正了解它，還說明你來得太晚，不知道男人是男人，白菜是白菜。（註：在八十年代，美國的國內機構非常熱中於把代表派到中國來，然而那些代表們由於缺乏基本的物質保障和工作條件，或者是對中國官僚制度的腐敗現象無所適從，因此成效非常有限。但到了九十年代，情況有所轉變。隨着中國外來投資的增長，要想在中國市場獲得利潤變得越來越困難。同時，外國商人也在提醒我們，中國正在發生變化，至少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得到改善。雖然偏遠的西部地區仍處於八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但我到中國後不久，美國國務院就將北京從「艱苦崗位」的名單中剔除了（許多外交官員對此感到驚愕）。國務院的決定沒有錯，妻子帶了一箱她愛用的品牌的衛生紙來中國，因為她誤以為在中國買不到這個品牌；而我則帶了一箱隱型眼鏡清潔液，後來發現不僅在中國的藥店有出售，而且價格比在美國便宜，還附贈眼鏡盒。再舉一些小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前，在中國的一般美國商人就遠比在美國的商人過得奢華，家裏有僕人、司機，充裕的金錢可負擔兒童保育，可以享受成熟的小區服務，持有美國商會的尊貴地位、鄉村俱樂部會員身分，打高爾夫，吃最好的食物，並有機會與那些貪圖上述享受的人保持廉價的、不道德的性關係。因此，當美國國內機構對與中國打交道感到厭倦時，這些商務代表馬上就鼓吹在中國「保持影響力」的重要性。）
新到的外國僑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接下來就意味着你要被認作是中國的朋友。中國領導人至少建立了三種方法讓你顯示友善。
第一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着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經過了五十年的歷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一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種，即用之於亞洲地區皆準的商務活動－－送禮（投資、政治優惠或者是技術上的援助）。如果貝彼得能為中國引入投資，並願意在其它外國企業紛紛撤出的時候表示對中國的局勢有信心，那麼他將會立即得到部長們的接見。如果通過他的公共事務機構進行運作，起碼要花上數年的時間。
第三種，學者或記者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拍馬屁，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這種方法如果運用得好，很多時候會被認為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對中國的嚮往。
每一個成功的外國商人都會用一到兩個上述的辦法。就我來說，來中國是幫助北京電視台打造國家宣傳企業（夏皮羅和李敦白式），並通過我工作的公關公司為中國引入外資（貝彼得式）。另外，只要看我選擇寓所的地點（在北京小街小巷中），就可以說明我是熱愛中國文化的，同時我還在追尋中國文化的精髓－－任何一位我的中國同事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有人會問，難道真的需要這些虛偽的做法嗎？又有誰會在乎你是不是中國的朋友呢？雖然每個外國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經歷，但我相信，使大家想要成為中國的朋友的動機中，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部分。我不敢對他人的動機妄加評論，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是如何一步步發現真相的。一方面，有像艾德這樣的人，從另一方面來說，成為中國的朋友將有豐厚的回報：地位、金錢、甚至還有浪漫的生活方式。我來北京不到幾個月就認識了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他是所有這一切的化身。
我來北京後不久，美國駐華商會的主管傅中寶（Michael Furst），就向我提起過安龍志。龍是一位美國律師，自從八十年代起就頻繁出入中國，在北京上流社會中是個名人，他也許會對我的紀錄片感興趣。
所以，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出發前往安龍志在東四的辦公室兼寓所，它位於北京中心地帶附近的一條東西走向的胡同里。冬日的陽光透過出租車車窗玻璃暖洋洋地灑在我的身上，汽車因避震器失靈而左右搖晃，讓人昏昏欲睡。從下車時付的出租車費判斷，我在龍安志的紅色木頭大門醒來之前，司機已經帶着我在北京市里兜了一大圈。
我遲到了一小時，覺得身上很冷，腦子分不清方向；我略帶遲疑地按了門鈴，一隻紅眼睛的小哈巴狗突然狂吠起來（跟許多在北京的小狗一樣，安龍志的這隻也有結膜炎，這是北京長年被工業粉塵籠罩的結果）。安的助手帶我穿過寬敞的庭院，前往他的辦公室。看着兩旁的盆景，我發現一間滿是革命紀念品、雕像和骨董的大屋子，每一個細節都是中國化的。
這些中國物品在我這個涉世不深的人眼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九年的北京，類似的獨門庭院之家沒剩下幾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絕大部分都被徵用，改造成多戶人家共同的住所。附近的庭院正一個一個的被推土機夷平。因此，想住在像龍安志這樣經過精心修復的小庭院裏，你需要的不僅僅是金錢，還需要流利的中文；但更重要的是與當地官員的良好關係。
龍安志個子很高，鬚髮修飾講究，一副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的相貌，一頭長長的、濃密的銀髮和湛藍的眼睛，在北京人眼裏是一個絕對的老外。他臉上有一種忽隱忽現的不耐煩，卻又同時存在着一種隨時可能接受你的表情。在中國商人眼裏，他的辦公室可能很過時，甚至在政治上也是不入時的：優質的明朝仿古家具，木頭格子上掛着他與各位高官和高幹子弟合影照片的鏡框－－顯示他有着廣泛的人脈。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名片背後印有辦公室所在位置，刻意標明與中國外交部挨得很近（還標出了司法部和文化部的位置）。
我們相互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龍安志告訴我，他在中國和香港生活了二十年，是越南和老撾問題專家。九十年代他擔任中國政府的顧問，曾運用他的學識幫助許多軍工企業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場上市；他也是南龍集團（Naga Group）總經理，一個為世界企業五百強提供信息的小型諮詢公司。妻子是高幹子女，來自一個軍隊高層將領的家庭；他在修繕自己的庭院時用的是曾經在故宮工作的工匠。
作為一名律師，他對那些關於北京房地產買賣和建設方面荒唐的拉鋸式談判官司有着出乎尋常的愛好。最特別的是，他還是一位寫了二十本書的多才多藝的作家（《中國第一》、《諸葛亮處理中外合資危機的藝術》、《在中國談判之三十六計》、《當「是」意味着「不」》等等）。這些書大部分在香港出版發行，瞄準的是在亞洲經商、生活的外國人。龍安志會講流利的普通話和廣東話，還是空手道黑帶。
當他對我述說他的經歷時，我不只一次感覺他在吹牛，我甚至還希望他能編出他是如何在人民大會堂做鋼琴獨奏表演的，或者是用毛的打火機燒了他的手掌。他的口若懸河使我感到有點驚恐，看來他肯定不會對我的紀錄片提供任何資助。雖然我搞不清楚他對我用的是什麼談判技巧（諸葛亮的？還是孫子的？），但我還是硬拿妻子少得可憐的錢購買了兩本他的新書。
回到位於破舊的老樓里的居室，我翻看着那兩本書，開始進入沉思之中。《紅都》，寫於一九九七年，該書熱情歌頌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香港的回歸。香港富翁李嘉誠（北京的支持者，我認為他是亞洲版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描寫成一位與中國領導層有密切關係的「超人」。龍安志還熱烈地評述了李如何推平麥當勞在世界上最大的王府井分店，成功地在離天安門廣場一箭之遙的這個黃金地面建造了輝煌氣派的東方新天地。這類的文章，與指責英國人在撤離香港時到處留下地雷（一座耗資巨大的「白象」機場和虛偽的民主）的各種斷言，巧妙的安排在一起。幸運的是，紅色政權和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將會最終戰勝這些艱難險阻。
《龍安志的中南海》一書以中國的權力中心命名，聽起來分外莊嚴，但部分章節使其看起來在刻意吹捧中國領導人。
書中描寫着江澤民看着湖水邊的古典花園，回憶起了他曾朗誦過的埃布爾拉翰．林肯關於國家統一的演講，然後是毛澤東的詩詞。江澤民凝視着中南海的湖水陷入沉思中，並問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地將那些不服統治的地區收歸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在閱讀《中南海》時，我回想起交談中龍安志那令人玩味的口音；忽上忽下，單詞的發音中含有明顯的錯誤，好像他很少講自己的母語了（或者很少接觸當前的美國文化，當我們在談論一個電影劇本時，他居然不知道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雖然龍安志多少讓人感到局促不安，但你不能否認他在寫作中偶爾顯露出來的精闢分析。龍安志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的黑暗－－腐敗的高幹子弟、北京市副市長自殺背後的真相和統治集團派系之間的政治爭鬥等等。他因太了解中國領導人而對中國政權的屈服，這使我更加感興趣。
龍安志想要了解華盛頓，而我想要了解北京。很自然，我們成了朋友－－臨時性的，就像一對奇特的夫婦對他們能夠共處一室感到驚喜。每當我以某種藉口去胡同拜訪他時，他總會說一些讓我吃驚的話，比如「我剛與將軍們交談過，他們明天就要進攻台灣，為此他們已經籌劃了五十年！」龍安志還喜歡在我面前提出一些說法來看看我的反應。他最喜歡提的就是一九九○年代後期，柯林頓和格林斯潘策劃了亞洲經濟危機，試圖讓中國屈服。我們很少發生爭執，我從美國商會和一些論壇中知道，他在外國商界中非常受歡迎，不僅僅因為他系統化的學識和與中國高官的關係，更因為他左右了很多長期在華的外國商人考慮問題的思路（註：幾年來，龍安志是唯一在美國商會雜誌上每月發表專欄文章的外國人。專欄的名稱叫「黑貓，白貓」，引用的是鄧小平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名言，意思是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當龍安志發表文章指責布殊政府故意用EP-3偵察機把中共噴氣戰鬥飛撞毀後，專欄就被取消了。在國際危機處理過程中，這個立場對美國商界來說太具爭議性了（甚至連他的朋友傅中寶也說，在雜誌上刊登與《人民日報》相似的爛東西真沒意思）。然而龍安志的專欄最後還是找到了新東家－－更具影響力的《南華早報》。）。正因為如此，我們總在探討一個共同參與的項目（一個名為「今日商業中國」的電視節目就是其中之一：一群西方生意人坐在中國古典背景中，一邊喝茉莉花茶一邊討論。慶幸的是，這個計劃一直處在空談階段。）
不管怎麼樣，龍安志總是在不斷打造他的王國。除了南龍集團，他還創立了紅都俱樂部，其裝飾風格和他家一模一樣，這是個有精美菜餚的胡同餐廳。餐廳提供的紅都葡萄酒，是他親自命名的，收藏在防空洞裏；當他的紅都賓館開張後，他又另創了紅都牌雪茄（也儲藏在防空洞裏），他帶着我參觀了一次，雖然這一切都不太適合我的品味，但你怎麼能不對兩個「貴妃套房」和居中的「埃德加．斯諾單人房」的創作者心生敬意呢？我把這一切稱為「龍安志創意」，他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恭維。
我之所以敬佩龍安志是因為他用盡三個方法來證明自己是中國的朋友。他不僅緊跟黨的政策方針，而且他所說的也是可信的。他還帶來了禮物：幫助一家美國大企業進入中國，並堅持不懈地鼓勵他們加大對中國的投資。他也不忘拍馬屁，紅都王國，乃至他所有的生活方式，都表示他對中國文化在過去和將來佔主流地位充滿了信心。一天晚上，我們在紅都俱樂部喝了很多酒，我問到是什麼驅使他這樣做的。我很平靜地問他，「是中國的獨裁統治嗎？」「是的」，他微笑着回答。我想，正是因為我也有窺視中國獨裁統治下的個人崇拜現象的好奇心，使我們兩個走到一起。但龍安志則在創造這種崇拜。
龍安志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做的那些耍花槍的玩意就有很大問題。其它的美國商人也逐漸在向中國的權力中心靠攏，但他們的表面工夫絕對沒有龍安志做得明顯。權力中心不僅僅是政治上的範疇。觀光客可能只把紫禁城看作一處景點，一座引人入勝的敗落的博物館，但這座古老帝國的王宮在地理上仍然位於城市的中心位置，是中國文化和權力不可替代的象徵物。在西邊緊挨着紫禁城的是中南海，中國領導人的辦公地點，它的四周被高牆環繞，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哨兵構成了一層層的警戒線，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能擅自進入。紫禁城的天安門（城牆上掛着的毛澤東畫像每年都在褪色），它的南面是天安門廣場。廣場的兩旁是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它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誌性建築物。
一九九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整個北京城都被發動起來了，中國領導人離開中南海，站在能夠俯看天安門廣場的城樓上，向第一列走過的解放軍隊揮手致意，然後是來自各個省市的、精心挑選的、乘着花車和舞動着旗幟的群眾。這種帝王般的架勢儘管不太符合歷史潮流，但它彷佛是在宣示中華帝國的永恆（少先隊員們像兵馬俑一樣站立在廣場四周的邊在線，整個活動看起來沒完沒了，少先隊員們事先都發給了紙尿布，以防止有人中途尿急離隊）。
自從有紫禁城以來，北京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皇城搭建起來的。以前的古城牆變成了現在的二環路－－北京第一條環城快速路，然後是三環、四環，現在還有為二○○八年北京奧運會修建的五環。這些精心施工的項目不僅僅是為了疏導交通，同時也是在向外界宣示：北京再也不會面對侵略者卻束手無策，而是以迅速發展傳向中國的其它城市和全世界的動力中心。當然，環城快速道路還可保證大批坦克和戰鬥輜重車輛在有需要時的通行。
外國僑民住在什麼地方跟他們的身分有很大的關係。從北京東北面的首都機場開始，一直到五環路外，當你仔細觀察，在高速公路的兩旁你能看到一派鄉村的景色：被樹林分割開的田野，貧窮的農村和少得可憐的耕地，破舊的廠房，然後你的視線被高牆隔斷，裏面是不斷在增加的大量外國僑民的住宅。美國的商務代表就住在這樣的地方。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國企業的基礎來發展個人事業，雖然他們被視為外國僑民中的佼佼者，但許多人還是選擇住在這種便於搭機旅行的房子。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機場高速公路兩旁的空地上，遠離喧囂的北京市中心，龍苑別墅便是其一：
在風景如畫的順義縣，毗鄰著名的京郊高爾夫俱樂部和騎術訓練場。為您呈獻十四種設計風格迥異的二百三十一棟豪華別墅。北美風格式的建築，寬敞的全景住宅，加上無邊的景色，演繹出和諧的美感，對崇尚完美的人有着極大的誘惑力。小區不動產管理團隊將全心全意地為住戶提供上完美無瑕的服務。
在這些被歐式建築風格高牆環抱的廣場裏，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備有氯氣消毒游泳池的健身俱樂部和出售各種西方貨品的商店，以及大批的警衛。這些住戶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資本支撐着外國僑民小區，在某種更大的程度上，他們也支撐着中國自己。
理論上來說，大企業家們在中國投資後就沒有必要再證明他們對中國的情誼。但實際上，許多企業都有當地合伙人，這些人常惹出麻煩。即使經營的是外資而不是合資企業，也躲不開中國政府部門和官員的干預，他們掌握着（或者說控制着）營業執照、經營許可、進口結關證、關稅、稅收、房地產和基建審批權等，清除這些障礙的唯一辦法就是未雨綢繆。最後，你不得不與某位部級的高官建立關係，而且還要做兩件事情：一件是為高官，另一件是為中國（為高官打掩護）。比如，富士施樂（Xerox）和通用公司（GM）幫助北京爭取主辦奧運會；或者星空電視（StarTV）的執行總裁梅鐸次子詹姆斯．默多克出席在比佛利山的比爾克恩學院舉行的公開論壇時稱法輪功是一種「危險的」和「迷信世界末日的宗教」。凡事貴在堅持。如果你不能參加美國商會每年為感謝中國官員而舉行的「美國商會感恩晚宴」，那麼這將對你事業的發展帶來壞處，並失去很多機會（曾任英國商會主席的貝彼得，曾就座位安排引出的糾紛在類似的宴會上為英國保險公司的老闆們勸架）。
從北京首都機場和五環路外國人居住的地方到市中心的路上，聳立着一系列廣告招牌：諸如朗訊（Lucent）、摩托羅拉和西門子（Siemens）等，這些廣告招牌壓在一排行道樹之上，把這些公司的意圖表現無遺。防沙林後面是一排用磚蓋起的平房、自行車和缺乏動力的麵包車－－陳舊共產主義中國的殘渣。然後，在五環和四環路之間，一片片混凝土公寓住宅出現在眼前，好像一個遭受地毯式轟炸後的大城市正在進行重建。其中一些是外國僑民的公寓，這些小區效仿香港風格，不同的建築群使用不同的色調加以區分。小區的邊上是小商店、意大利餐廳和營業至深夜的咖啡屋，它們都是中國人開的，瞄準的消費群體就是住在這裏的外國人。在這兒住的都是勞工階層和野心勃勃的、想着有朝一日能成為大資本家的美國青年。從他們位於首都機場和紫禁城之間的位置來看，他們不打算在北京久住。他們喜歡快節奏的現代中國，許多人可能很快被派往紐約、東京、香港，或者至少是上海等地方。因為他們都處於管理層以下，住在四環路邊上的美國勞工階層不需要去證明什麼，只需與他們年輕的中國同行一樣－－厭惡政治，唯公司高層的命令是從。在所有外國人的社群中，他們是最自由的，因為，艾德和他的同類不會跟蹤他們。
如果你進入三環路以內，展現在你面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北京。極權統治下的拙劣作品：標有國際東方文化交流貿易中心等諸如此類的建築群；有專人警衛的景點：為高幹子弟開的餐廳、行人地下通道兼防空洞、名字叫「成功」之類的性俱樂部、大鐵門上標有某路某號的共產黨機關和國營的外國人住宅區。這就是北京瘋狂的城東地區，荒誕無常、腐敗糜爛。到了夜晚，你的感受會尤其真切：被燈光照得血紅的建築物、坦克為特別節日進行演練、窮困潦倒的北韓大使館經營的冷麵館以及太空九號俄羅斯迪斯科。貧窮和粗野瀰漫在這個缺乏管制地帶的各個角落，甚至偶爾還會爆發瘧疾，就像不斷擴大的叢林在蠶食分崩離析的巴西利亞廣場。
這裏是大多數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的居住地，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朋友：維持美國駐華商會和美中貿易委員會運作的商人、律師和顧問，正是這些人每年在遊說國會，並為中國引入大量的投資。他們住在新落成的高層建築里，其中有些人還能在租金方面得到小優惠；交換條件是允許將他們的名字和照片印在宣傳單上，以此來吸引中國的暴發戶。房間裏配備了最新的家用電器和大屏幕超薄彩色電視，與其配套的是高檔仿古家具，包括宮廷式的配有四根立柱的睡床，這一切反映出這些外國人意在中國久居。外國記者和使館工作人員也住在這裏，許多住在外交人員公寓，這些樓房佈滿了天安門鎮壓期間自動武器射擊留下來的彈孔。儘管樓房的外表看起來簡陋，但裏面房屋的面積非常大，而且位於市中心，視野開闊，一覽無遺，只是牆壁里佈滿了大量的竊聽器。
居住在三環路內的外國人一般對現狀都不抱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真經營在中國的事業並擁有深厚的專業背景：如互聯網分析員彼得．勞夫洛克，歷史學家福里達．莫克，以及一些記者等等。在所有的外國人群中，也許你會猜測外國駐華記者都會拒絕成為中國的朋友，他們會對中國狀況的改善，以及美國的商業和文化促成這一改善的主要因素持尖銳的懷疑態度。但是，在北京我看到的批評和調查性的報導比我意料中要少得多。
白克爾（Jasper Becker），《南華早報》駐北京辦事處前主任，是一位專門揭露中國真相的作家，着有《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揭露了毛澤東製造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饑荒的真相。他在書中指出，根據相關統計，在那段時期總共有四千萬中國農民死亡。他查閱了官方文件，採訪了逃荒到香港的難民；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箭中的，證明毛澤東是這場大饑荒的始作俑者！他親自到最偏遠貧窮的省區，歷時數月，對大饑荒的倖存者做面對面的採訪。
當我第一次遇見白克爾時，我稱讚該書寫得非常感人。但是他看起來好像有點無所謂，有點不當回事，「我的任何一個同行都可以寫出這樣的書，只不過他們不願意去做罷了。」
沒有去做的個人原因可能因為他們是身在中國的記者，但還是可以做出下列歸納。在中國做新聞報導也許沒有像在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那樣困難，但是CNN的報導還是經常遭到封殺，記者被拒發入境簽證，想要進軍中國的大傳媒機構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場（比如，白克爾和林和立同為中國方面的專欄作家，但當《南華早報》決定開創中國市場後，他們都被解聘了）。因此，新聞機構在北京不得不規範他們記者的「操行」。他們用正面消息（《紐約時報》對中國首次地方選美大賽的報導）來沖淡負面新聞（《紐約時報》揭露愛滋病在中國一個內陸省份蔓延的情況）。他們把那些看起來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權和民主觀念灌輸給中國的語句刪掉（這些語句不「客觀」）。
一位美聯社記者向我驕傲地說，只要他一覺察採訪對象流露了憤怒或報復的「動機」，就立即打住。這就意味着在中國，許許多多有意義的新聞題材永遠失去被審視的機會。
北京的外國記者不僅要對付他們老闆的刪節和中國政府的監視，還必須在一個難以獲取真正信息（統計數字、公眾態度、所有權、投資規模、消耗和利潤甚至包括規範用語等諸如此類的新聞報導最基本的要素）的環境下工作。記者們不得不像美國商務代表那樣在中國政府官員前畢恭畢敬，只報導一些日常的大眾化新聞。記者和商務代表在這方面都學乖了。在一次西方商業代表的遊說成功後（中國政府放寬了對編碼技術的政策），我問美國駐華商會主席提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為什麼在論功行賞時，對我所在的公關公司（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隻字未提。斯特拉特福把我的話給頂了回來：「在這個地方，你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美國衛星公司休斯（Hughes）和勞拉爾（Loral）發生醜聞後不久，在美國大使館的一次聚會上，一位來自休斯的代表吹噓着（確切地說，應該是喊叫），如何封殺了一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因為該名記者寫了一些他不喜歡的文章。事實上，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新聞，只要出現一則對中國政府或者對美國在華商界造成威脅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聞調查報告，該名記者得到的回報就是被列入黑名單。
當你步入二環路，你就進入了北京的老城；喧鬧的聲浪逐漸消逝，尤其是在胡同的居家裏面，這會使你想要尋求異國風情的願望愈發強烈。外國人是不允許進入中國普通百姓家的，直到最近，這個禁令才被解除。在整個九十年代，野心勃勃的外國青年為了低廉的租金和體驗真實的中國，冒着被警察發現的危險租住在破落的住宅樓里和新胡同住宅區，甚至搬到連熱水都沒有的老式院落里。他們屬於最新的一類外國僑民：其中包括刻苦學習漢語的外國青年，異國夫妻、前衛藝術家、以及各式各樣的人們；他們不願意花錢坐出租車，有些人還宣稱他們樂於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公共汽車、地鐵和自行車。許多外國青年確實把促進中國藝術、音樂或其它方面文化領域的發展當作自己的事業；比如支持北京奧運會，既是為中國做貢獻，也是為個人發展。這些追求新奇的外國青年大都在大學時期被教導，當遇上聲明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時，要避免使用西方的價值觀或乾脆不用任何價值觀來判斷事情。
中國宣稱自己是受害者，可以接受一個正在改變的中國以及承認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只要中國的國力不如美國，有關中國的崛起是否真的對世界造成威脅就不值得探討，因為那種討論會被認為有霸權主義傾向。面對每天要與中國朋友和戀人相處的壓力，美國青年們很快找到了一種不觸犯周圍人們脆弱情感的中國式的圓滑。那就是表現出隨和忍讓的姿態，注重強調不同文化衝擊帶來的樂趣－－要麼擁抱這個浮躁的世界，要麼孤獨一人。（註：一些為數不多的、來自美國的年輕人，在中國的制度下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政府部門、軍隊首長和高幹子弟的庇蔭。一位來自英國的年輕淘金者非常隱澀地告訴我，他如何成功地將武器零件走私到北韓；一個美國人則虛偽地向我抱怨，他花費了不少時間在國際航班上，只因為要把荷里活最新發行的影片帶進中國，以供中國人翻製成VCD或DVD出售；有一些人無法有更好的發展，乾脆搬回北美。大山，從加拿大留學生變成中國娛樂界名人。他因為在電視節目上戴假辮子而受到全中國出租車司機的喜愛，也因為願意在天安門鎮壓後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上而得到中國政府的青睞。）
作為一名新來者，我也想融入中國。就在我開始為公關公司工作後不久，收入的增加使我具備了到北京胡同里居住的條件。菊兒胡同緊挨着鼓樓，在紫禁城的北邊，這裏的住戶百分之十是外國人，是中國最早對西方人開放的地方之一。在北京市前市長和瑞典方面的援助下，菊兒胡同被建成一條既保持了老北京風格又設有高檔住宅設備的混合體；建築物一般只有三、四層樓高，融入了新式的東方建築元素，大部分的廁所都被設計成中國傳統的蹲廁。整體融合了具有東方特點的IKEA（瑞典家具品牌）設計風格，因此大部分的公寓顯得高雅體面；但是在小區的中間位置，卻有一家專門賣罐燜狗肉的地下餐廳。
要想找到我們住的地方必須穿過幾條老舊的胡同小巷，來到菊兒胡同的入口。這裏停滿了自行車，洗好的衣物掛得到處都是。你要從左邊走上樓梯，如果你不小心沿着樓梯朝下走（我曾經犯過一次這樣的錯誤），就會看到一排排陰冷潮濕的房子，裏面擺滿了鐵架床，彷佛是運送奴隸的船艙，裏面住的全都是中國的民工；他們算是比較寬裕的了，至少不用睡在建築工地的帳篷里。我經常對站在樓梯上，用海綿從鋁盆里汲水洗澡的民工驚訝不已。
走上樓梯，看到的是一個破舊的旅館，比地下室好不到哪裏去。二樓的房間條件稍微好一些（但晚上就寢還得把白天收起來的床拉出來，地板會被磨得吱吱響）。三樓和四樓就是我們的住所：一套複合式鋪着木板地板的住房，兩條露天走廊和一間溫室；房子的面積不大，但是收拾得很利落，最大的優點就是視野良好。北京是一個在規劃中不斷被推倒和重建的城市，除了幾根電線杆和屋頂有小耳朵的派出所外，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鼓樓和它的姊妹－－鐘樓，作為這個滿清城市的城牆，它們從十五世紀到現在就未曾改變過。
搬進來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業煙霧在白天已從城市的南邊散去，北京真實的地理特徵開始顯露出來：由於缺乏樹木和植被，這個沙漠化的城市晝夜溫差比較大。當太陽消失在鼓樓後的天際時，中午的炎熱已經從屋頂的瓦片散發掉，開始吹來習習的涼風。一隻蝙蝠（在中國被認為是吉祥物，與「福」字諧音）在走廊上飛來飛去；一群流浪貓受到爐台飄出的菜香和一隻發情母貓的吸引，聚集在屋頂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響，妻子擺弄着雞尾酒攪拌器，四周飄散着高級雪茄的香味，屋裏傳來陣陣約翰．麥克考馬克的愛爾蘭思鄉民謠。
列克斯（Rex），我的一位年輕朋友，正在喝酒。他沒事的時候，總喜歡打聽鄰居的私隱。當我問他是否喜歡這個聳立在屋頂上方、像個崗亭般的鼓樓時，他認為用「崗亭」這個詞來描述我們的鄰近再確切不過了；然後，他向前指出了五個清晰可見的軍事設施和院落，距離這裏不太遠。離我們最近的那個院子是屬於一位空軍將軍的，為了安全起見，這些院子沒有掛招牌，或者任何標誌。
在這裏，我們離中國權力的核心不遠，中國領導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抗爭期間也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菊兒胡同附近的居民為這次抗爭提供了大量的後勤支持，每天都給抗議者送上食物和其它用品；同時，城市周邊的居民成功地阻止了軍隊一次又一次的行動（當和平請願失敗後，他們用能找到的任何東西築起障礙物以阻止軍隊的攻擊）。最後，中國領導人決定調用來自遙遠西部的少數民族軍隊鎮壓抗爭者－－那些農村小子在遭受北京政府多年的壓迫後，也許會樂於屠殺居住在大城市裏的、在他們眼中是富人階層的漢族人。
領導階層從天安門事件中吸取了教訓，那就是不能只信任其中某一支軍隊，而是要把來自不同軍種的特種兵、憲兵和軍官們組成小分隊，逐一滲透到北京周圍的軍事單位中去（尤其是位於二環路內的軍事單位），藉此保證有足夠的、永遠效忠當局的軍事力量對新出現的「威脅社會穩定」的事件進行鎮壓。
我剛搬進來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居住在胡同里，在中國商店裏購物，品嘗地道的菜餚，多麼有趣的事情呀！但是，我後來逐漸感覺到事情並不如我想像的輕鬆。戴着紅袖章的老太太隨時會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消息收集上報；警察會沿着巷子來回走動；我的電話里總是有滴答聲。列克斯關於軍事設施的說法是正確的。每天清晨，我和妻子都會被駐紮在旁邊的解放軍士兵響亮的操練口號吵醒，那聲音就像石頭直接砸在窗戶上（你的生理時鐘不得不按照他們的習慣來設置，你甚至可以從軍隊的士氣猜出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當美國的EP-3偵察機被扣留在海南島時，他們的喊聲充滿了喜悅，如狼般響亮）。我和列克斯對此感到好笑，並把他們稱為「混混」，但我們也明白，這是他們的世界，我們只不過是住在這兒罷了。
胡同的治安狀況非常好，街道打掃得很乾淨。士兵們起得很早，大聲宣示他們的存在，然後開始忙他們的事情。新鮮感過去後，我突然意識到，在每天的貧窮和嚴密控制下存在着某種陰謀，這令我不寒而慄，也使我對自己正在走的路感到懷疑，那是龍安志式的道路。無論龍安志在別人面前表現出多麼大的自主權，他仍然像別着紅袖章的老太太們一樣，是中國中央集權統治下的順民。在工作中，我開始走神；在討論中國事務時我甚至還會脫口而出「警察帝國」的字眼，彷佛患了圖雷特綜合症（編註：Tourette，一種精神疾病，主要表現為反覆抽搐，逐漸發展成吸氣、呼氣和不由自主地發聲，好觸碰他人並說些污言穢語。）為此我受到細微和善意的批評，但他們根本不應感受到打擾。我知道，在商業活動中不能貶低自己想要推銷的產品－－中國。
作為中國認可的朋友，在整個外國人圈子中，我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相似的話：中國正在改變，我們要幫助中國取得進步，你要明白的是，她不僅是在經濟上得到增長，在政治上也正逐步向西方靠攏。當然，除了非政府組織成員，我們當中幾乎沒有人見過村民選舉大會，或者是其它一些櫥窗作秀的玩意。我多次聽說，在北京，派系之爭在進行着。在中國更替領導層之前（據說即將上台的胡錦濤是一個銳意改革者，並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和平政權移交，類似的傳言沒完沒了），統治並掌控中國的是江澤民，其次有能力與江抗衡的是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僑居那裏的外國人以私下詛咒李鵬為榮，對江澤民保持一種有分寸的尊敬，而對朱鎔基則大加讚賞。
朱鎔基不僅被認為精於算計、頭腦靈活（根據中國的政治標準），而且還被看作最廉潔的領導人。
唐．聖．皮埃爾（Don St. Pierre），這位脾氣暴躁的前北京吉普總裁曾經用一種恭敬的口氣告訴我（可能在轉述過程中有些添油加醋），朱鎔基如何通過打壓他的中國合資人拯救了他的企業；為什麼朱鎔基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中國官員；他與朱鎔基一同旅行，一同接見各處地方官員的經歷；朱鎔基對中國官僚的腐敗深惡痛絕，朱鎔基曾經反問道：「對這些人我又能怎麼着呢？」
聽到這裏我沒有表態，我明白，朱鎔基在打擊官僚腐敗上絕不手軟；但同時我也知道，他在支持和擴充警察權力的態度上非常堅決：施行監視行動，鼓勵告密者和加快死刑判決的執行等。從朱鎔基深化經濟改革，進行技術革新和使中國貿易平衡等來看，他表面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是親美的，但我懷疑他只是了解了美國企業的心理。在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他學會了如何玩弄美國的政治制度；對即將上台執政的態度強硬的布殊總統班子，朱鎔基打的是「經濟牌」，那就是，通過引入歐洲、日本與美國競爭，從而威脅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佔有率，直至促使美國商界同意遊說華府制訂更加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台灣政策。
我多次聽到江澤民「親美」的說法，稱他在任內致力於與美國保持睦鄰友好，並建立了戰略性夥伴關係。但美國大使館的軍事防禦分析家非常肯定地告訴我，根據江澤民在軍隊內部的會議談和發言顯示，江與李鵬一樣的反美。在我看來，江澤民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更加具有諷刺意味：他感興趣的是中國與美國平起平坐，藉此在國民心目中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並證明他統治的合法性。（註：江澤民的一名前幕僚，在華盛頓的賓館裏向我述說了一個關於江澤民試圖在氣勢上壓倒反對派的可笑故事。在江上台後不久，他準備接見一個來自西方的小型商務代表團，那是他第一次接見這類團體。他對於如何給人一種強硬的、有信心的印象感到緊張，這種緊張的情緒也影響到他對該穿什麼樣衣服的考慮。來自有前瞻性戰略眼光的上海幫系的江澤民，喜歡穿香港樣式的西服。但是像鄧小平這樣在中國權力至高無上的領導人卻沒有那麼多的講究，不管接見誰，都是一身中山裝。江在這方面顯得優柔寡斷。最後，他選擇了中山裝，但是卻在外面披了一件夾克。）
為什麼我們要在中國領導人中區別好人和壞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國商會董事會的成員，頭腦相當靈活，告訴我這很重要，因為事實上中國暗地裏在與美國以及其它現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為什麼這樣說呢？他最近與夏皮羅在龍安志的紅都俱樂部一起吃飯。夏皮羅，一位堅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國籍，他現在是全國政協負責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員。夏皮羅告訴我的朋友，在美國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因此，人們認為這樣是民主的；在中國也有各種黨派，但它們不能夠稱之為政黨。在這裏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羅能夠分辨出與他打交道的官員是屬於保守派還是改革派。因此，他們有沒有驢子和大象的標誌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也照樣存在競爭。
我問到，夏皮羅所指的派系與Bloods和Crips這樣的黑幫組織有什麼區別嗎？它們也存在競爭，人們甚至還可以輕易地從對方的紋身、頭巾顏色或者其它的特徵判斷出實施攻擊的是Bloods還是Crips。但是這些幫派對貧民窟承擔責任了嗎？又是誰因為害怕，而率先把他們選出來控制貧民窟的呢？我的朋友很快在這個問題做出了讓步，但我還是對他那麼容易就被夏皮羅說服而心有不甘。
正當疑團在我心頭越積越多時，發生了一件事，使我與龍安志的友情出現裂痕。從二○○○年到二○○一年期間，龍安志忙着出一本名為《中國世紀：下一個經濟強國的甦醒》的新書，他計劃邀請一些掌握中國未來經濟和政治走向的部長和西方商界的明星為其新書作序。為了使讀者能更好理解上下文關係和背景內容，龍安志還將在每個章節的前面設下開場白。
為他新書作序的名單真是星光熠熠，尤其是來自西方大企業的名人，其中包括美國各大公司的首席執行總裁、少數非政府組織領袖、美國駐華商會執行總裁傅中寶、世界經濟論壇管理總監克勞德．斯瑪迪亞、加拿大駐華大使貝祥（Howard Balloch）。中國方面有來自以下部委的部長：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外交部、對外經貿委、信息產業部、國家經貿委、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另外還有國家高等法院院長、人民銀行行長以及作為點綴的夏皮羅。
朱鎔基還將親自為該書撰寫前言。有這麼多重量級人物垂青，龍安志想必能夠得到一家實力雄厚的出版社的支持，那就是香港約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
二○○○年的秋天，龍安志與貝彼得聯繫，邀請他撰寫其中的一個章節。如果你想從顧問行業挑一個代表的話，貝彼得是最好的選擇。貝彼得在北京生活多年，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國政府的設置和運作。作為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斯的私人政治秘書，貝彼得因促成中英雙方簽署第一項貿易合約而一舉成名。八十年代，他擔任過安德生（Arthur Anderson）的首席代表，並在一九八九年創建了自己的公司－－貝特伯恩有限公司（Batey Burn），並在九十年代成為中國英國商會主席，現在是一家在中國居領先地位的頂級公關公司－－亞洲安可顧問有限公司（APCO）－－的主席。他還是新成立的歐盟商會副主席（很快就要成為主席）。
在他手下人士的督促下，貝彼得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敞開窗戶的中國」，文章以歷史為主軸，敘述了「中國經濟的重生和繼續經濟改革將會遭遇的挑戰，以及在新的世紀實現騰飛。」貝彼得論述了中華帝國的興衰，明確提出了中國能否在二十一世紀重新佔據世界領導地位的問題。
經濟貿易的開放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中國在理念世界的開放呢？中國最偉大的時期也就是她最大限度開放的時期，現在這個時期會延續下去並擴大已經取得的成果嗎？貝彼得認為：可能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觀念上的撞擊，務實的中國領導人已經解散了很多虧損的國營大型企業，並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如果中國在思想觀念上也能夠保持對外開放的話，貝彼得在最後總結：
中國的未來應該是光明的。她的領導人面臨着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無論什麼都不能難倒目前朱鎔基領導下具有才幹的政府部門，尤其是如果他們能夠注意並記住鄧小平的名言：「改革開放難免會飛進來幾隻蒼蠅。」
我認為，這個說法沒有任何可以引起爭議的因素。因為我與龍安志和貝彼得的關係使我成為他們的中間人。我讀了貝彼得的文章，把它編排了一下以減少字數，然後通過電子郵件寄給龍安志。安志的反應是：看起來不錯。
幾個星期後，我打電話給龍安志，問他對文章做修改了嗎？他說他做了一些刪節，為了能使其更好地與書中的前後章節聯繫起來，但不用擔心，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他的回答使我隱約感到不安；我很客氣的請求他給我看看修改後的草稿。龍安志同意寄給我，但是語氣里透着一絲緊張。
當修改過後的文章出現在我的計算機屏幕上時，我明白了。就在文章的開始部分，貝彼得有一句描述中華唐朝帝國崛起的話：
它成功地將周圍的國家變成了殖民地或是附屬國。
龍安志則修改成：
它在外交和經濟上取得了成功，因此許多鄰近的國家都把中國當作是他們的宗主國。
這就與中國官方對歷史的解讀統一了口徑：中國不是殖民者（她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是受害者，野蠻的西方侵略者才是殖民者）；中國通過外交和貿易手段使其它國家主動承認她是「中華帝國」，而不是通過武力。這是對中國過往歷史的連續性和正義性的解釋版本。
再往下，貝彼得還寫到：
中國長期以來非常羨慕新加坡的動態市場經濟和由民主政治掩蓋起來的一黨統治模式。當這個模式的締造者，著名的李光耀總理，最近宣佈要進一步民主化並儘快結束人民行動黨的獨裁統治時，這對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龍安志修改為：
中國長期以來羨慕新加坡國家主導下的動態市場經濟模式，但認為，發生在新加坡的經濟奇蹟也能夠在當今中國規模相當的任何大城市發生。
另外，貝彼得曾經寫道：
互聯網所帶來的現代通訊技術對黨的統治來說是一場噩夢。它是否能夠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阻止政治意見的交流和反對團體使用這項新技術，而又不影響在網絡網絡上進行的經濟、技術、科學管理以及其它方面的信息交換。
龍安志是這樣修改的：
互聯網所帶來的現代通訊技術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阻止負面政治宣傳的交流以及商業信用卡的偽造，而又不影響在互聯網上進行的經濟、技術、科學管理以及其它方面的信息交換。
隨後，龍安志把文章的剩餘部分都做了徹底的刪改，完全變成了共產黨的口吻。我印出一份對照版本，前往貝彼得的辦公室，一言不發地交給他。他一邊看一邊輕輕地搖頭，然後微笑，最後是大笑，直到笑出淚水，沿着他的兩頰滾落下來。
後來，我與龍安志就修改稿在紅都俱樂部又做了幾次深入的討論（貝彼得和我屈服了，龍安志立場堅定），龍安志對稿子還做了最後的修改（但拒絕給我們看修改後的內容）。最後，貝彼得將他的文章撤出了《中國世紀》。（註：當龍安志就修改進程接受採訪時，他說：「除了一些部長主動作序和朱總理親自撰寫前言外，中國政府沒有參與該書的任何籌備工作。同樣的，對每一位投稿者而言，不論他是跨國公司的執行總裁、學者還是傳媒評論員，都有決定文章內容的自由。在撰寫各章節文章的過程中，每位作者都不知道其它人寫的內容，除我之外，因為我是這個項目的協調人。這是有意在創造一種完全獨立的思想環境。許多來自商界領袖的評論對中國政府政策和方法的轉變提出了建設性的批評意見，他們從專業的角度分析認為，中國政府要想取得既訂的發展目標，仍需要對目前的政策做一定的修訂。同樣的，中國方面的投稿者中具有傳媒評論背景的人士很坦率地指出，中國在新聞方面仍需進一步解放。所以，這沒有『糖衣』之說。我確實要求投稿人具備冷靜的頭腦，能夠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他們所寫的內容才顯得對中外讀者都有價值。」）
那些沒有將他們的文章撤出的名人有：柯達（Eastman Kodak）董事長喬治．菲舍爾、西門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海恩里奇．皮埃爾、洛克威爾（Rockwell）（國際）主席兼行政總裁唐．戴維斯、韋斯丁豪斯公司（Westinghouse）主席兼行政總裁查爾斯．白、德國拜爾公司（Bayer AG）主席曼弗雷德．施耐德、高盛國際公司（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主席兼行政總裁彼得．薩瑟蘭以及星空電視（Star TV）總裁兼行政總裁梅鐸次子詹姆斯．默多克。他們得到了一次拓展關係的絕佳機會作為回報：朱鎔基總理的接見。那本書的發行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它提醒人們夏皮羅和李敦白時代並沒有完結，而是在同時並進。那個左膀右臂依然能夠把五環路外面的人拉到中國政府的軌道上。
我僅就對龍安志《中國世紀》的第一章節談談自己的看法。龍安志站在中國領導人的立場上，在每個章節的開頭加上差別不大的、有關背景的敘述，行文具有中國式的風格。他的開場白如下：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昨晚下了一場大雨。雨在黎明前停止，秋風驅散了薄霧。當我來到天安門廣場準備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慶典時，太陽已經從雲層中綻露笑臉。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等高大建築物上的紅旗冉冉飄揚，映襯着廣場。看來，今天是一個晴朗的、陽光燦爛的好日子。
這只不過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宣傳」原則的一個小例子罷了，所有的中國記者已經遵循這個原則五十年了。龍安志的文章背叛了美國精神，在文章中人們總會看到清晨八點響起的鐘聲，晨霧最終散去等諸如此類的描寫。龍安志一開始就編織了一個燦爛陽光的謊言。
頭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甚至引起傳言，說黨的領導人為了避免雨勢影響遊行，特意讓雨提前下完。但到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站在一個外交公寓的陽台上，手裏拿着啤酒，看着正在建國門大街上集結的裝甲車隊。天空堆滿了雲，陰沉沉的，讓人感到沉重。那種老天也應該順應共產黨的意願而行的說法實在可笑。就像奧林匹克委員會來北京的時候，當局在草地上噴灑綠色塗料，這也沒有什麼壞處；但是在書中（每個章節的標題都讓人心驚肉跳：「史無前例的創舉」、「中國，再也不會如紫禁城般封閉了」、「柯達和中國：七年的柯達紀元」），難道龍安志的小謊言只是開場白嗎？這難道不是編者為了讓讀者接受各種更大的謊言之前所進行的熱身準備嗎？
那又怎麼樣呢？遊行的場面（包括天空）被無數攝影機拍了下來，以便後代子孫們可以觀看。但是，從龍安志坐的觀禮台望下去可能是無數中國人的笑臉。他早已不在乎這些了，他一直形隻影單地這樣做。現在，他的家不在美國，甚至也不在中國，而是在二環路內的理想黃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