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南方周末發表王友琴《「帶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引發強烈反響，當年的紅衛兵向被他們打過的老師道歉，老師非常感動，對「文革」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學生表示理解，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是當時形勢所致」。
假如我是紅衛兵，在求得寬恕之後，作為「受害者」，是不是也該有人來向我道歉呢？教書育人，學生的健全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校、老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慘劇的原因歸結為「形勢所致」，這個「形勢」是怎麼形成的？ ( )
有時，距離太近反而會更加盲目。事件親歷者要洞悉過錯的實質，避免悲劇重演，必須梳理引發悲劇的責任。止步於個人的懺悔和道歉，將國家、民族的悲劇簡化為「形勢所致」，顯然遠遠不夠。
梳理師生的責任，不是為始作俑者減輕或分擔責任。責任是一種客觀存在，教育責任並非無視就不存在；領導責任，也不是誰想分擔就有資格分擔。權責相當，不負責，談何權？「發動群眾整群眾」的人有責任，甘於被發動、具體實施害人的群眾就比嬰兒還乾淨？以為自己毫無責任、完全無辜的「群眾」，可能還會害人害己。
小時候，看過一本阿瑟·庫斯勒以蘇共大清洗為背景的小說《中午的黑暗》，主人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不惜犧牲個人的生命和榮譽，對他人的不公正審判負有重大責任，成了自己熱情參與的運動的犧牲品。真相是如此殘酷：沒有誰完全無辜，受害者是他們自己和其他受害者的劊子手！有可能保護你的人已經在你的謊言或明哲保身、無動於衷的情況下被幹掉了，當你蒙受冤屈、棍棒加身的時候，誰站在你的一邊？
紅衛兵不是空降兵，這些未成年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何以獸性大發，毆打、虐殺平日裏他們尊敬的師長？從小學到中學，師長給他們灌輸了什麼樣的思維方式，教過他們人權、法治方面的知識沒有？誰在孜孜不倦地教育孩子們要不假思索地「聽話」，聽老師的話，聽家長、領袖的話，紅衛兵難道不是「聽話」 結出的罪惡果實？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敢教，好，都想隨大流，就都被大流吞沒；都怕當出頭鳥，結果都成了出頭鳥。
任何國家的老師都不會教學生打老師，但是，紅衛兵接受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加害無辜、正確分辨善惡美醜的教育嗎？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對自由和人權的理解，教育者有何貢獻？紅衛兵的出現，傳統、政治因素之外，學校教育該當何罪？
中國有個奇特的現象，災難過後，人人都是「受害者」，回憶文革苦難的文字汗牛充棟，個個睜着比嬰兒還無辜的眼睛，在選擇性記憶里掙扎着「尋找家園」。本無鑰匙，談何「我的鑰匙丟了」？黑夜給你的黑色眼睛，不可能找到光明：顧城的人生悲劇成了他的詩句最貼切的註腳。
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大和魂」、「效忠天皇」、「愛國主義」將日本愛成一片廢墟，大和陷遭滅族，戰後日本人對「愛國主義」嗤之以鼻，老師帶頭拒唱國歌、拒絕向膏藥旗敬禮，領導若不想先走（辭職下台），千萬別提什麼該死的「愛國主義」。當今日本，若有另類教師宣揚「愛國主義」的歪理邪說，把政府和祖國、民眾分得很清的學生，第一個反應就是不可思議：「愛國」就是法西斯主義，真正的愛國是不給政府傷害人權的機會。甚至右翼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只能以愛家鄉來「曲線愛國」。
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很難被「形勢」左右；能被「形勢」左右的學生，恰恰證明學校教育的缺失。師生都是「受害者」，都把原因往外推，誰是加害者？喇叭震破，沒有億萬普普通通的你我他的圍觀、盲從和狂熱參與，根本無所謂「形勢」。
我想，最該檢討的還不是紅衛兵，而是我們的制度、文化和教育。一些「過來人」的回憶和懺悔之所以味同嚼蠟，就是因為缺乏反思的深度，道歉和寬恕都顯得無比單薄。涉及未成年人的悲劇，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責任，只是責任大小而已。梳理傳統、時代與人相互作用的悲劇的根源，普及包括自由民主在內的公民教育，把學生培養成具有健全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才是避免紅衛兵現象的唯一有效的途徑。
重慶火炬傳遞驚現「紅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