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過自己89歲生日時的中國共產黨，心裏更在意的，是準備迎接它明年的生日，也就是它的90周年，然後就是後年，它的「十八大」。當然，相對而言，歡慶生日時虛張聲勢的派頭很足，而代表大會的政治很現實。
虛虛實實之中，中共及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還能把握住自己，很難說了。
中共慶祝它建國60周年的時候，特意弄出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為其所謂四代領導序列打頭陣。這一創意展現於世，廣受關注，有興奮的讚揚的，也有反感的批評的，皆因為，它有現實的內容，也有某種昭示未來的涵義。
那麼，在這裏不妨也參照那個序列，走一走，看一看，探探虛實。
■毛澤東「繼續革命」
毛澤東對中共政權的貢獻，是他的「社會主義」實踐。不過，「社會主義」與社會現實之間有矛盾，有衝突，毛澤東於是創造性地發展19世紀歐洲革命中的「不斷革命」，弄出了他那個著名的「繼續革命」。
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論述的社會主義，是在市場經濟中孕育而成，當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失去合理性之後，它取而代之，成為新的經濟形態。這時，階級逐漸消失，國家消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形成新的社會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斷革命」，是因為現實經濟發展尚未「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而俄國、中國等國實踐「社會主義」時的社會現實，也同樣是所謂「苦於」資本主義發展不足，它們的「社會主義」，也就實際距離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預期的社會主義尚遠──這些「社會主義」都無法根除市場經濟，無法消滅階級，無法開始國家消亡的進程。
資本主義發展不足，也就是市場經濟的近代及現代發展的不足。到中共取得政權時，它的思想理論水平，主要體現在它的新民主主義，對於這種不足，在理論上有所把握。然而，毛澤東實際上是把這一理論作為奪取政權的理論，政權到手，他就把它丟到一邊，匆匆忙忙要實踐他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其國有體制和計劃體制為支撐，但是，社會經濟本身還只是進展到準備並着手工業化的階段，機械化水平尚低，自動化以及信息化等等，還遙遠得很。這時，市場本來可以藉助於大陸的統一，順應工業化進展之勢而蓬勃發展，然而，「社會主義」的國有化與計劃化，壓在它的頭上，它的自由發展，則被視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在現實的生產發展階段上，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生產的社會化，正是隨着市場化而展開，而計劃體制下的生產，因為在當時不是出於經濟必然性，而是體現為黨政機構的行政命令乃至長官意志，它主要局限在一個以行政性為特徵的較狹窄的範圍內，其社會化程度其實很低，尤其以黨政官僚的行政控制為其特色。這樣，生產的社會性在市場化進程中展開，遭到「社會主義」的阻礙，體現社會發展的市場化，與體現「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持續地發生矛盾。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獻堪稱博學，對馬克思學說，則實為一知半解。他只知道市場經濟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不了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才能孕育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他不了解，社會主義只能孕育於資本主義內部，不可能運用國家權力就生造一個出來。這樣，他把市場化趨勢視為「資本主義復辟」的趨勢，而現代化進程中自然出現的官僚化，則被他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基於這種偏見，國際上，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蘭改革，以及蘇聯改革，在毛澤東看來，都是背叛斯大林主義的「修正主義」，實為「資本主義復辟」，而國內持續出現的土地承包嘗試，體現着自由市場的發展要求，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資本主義復辟」──儘管中國未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根本談不上什麼「復辟」。
面對着國際國內「走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復辟」的強大趨勢，毛澤東毫不示弱，他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他和斯大林一樣，看得很清楚，他們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學說論述的那種非對抗的社會主義，而是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的社會，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主要靠政治清洗，而毛澤東吸取斯大林的教訓，依靠群眾運動，掀起大規模的「繼續革命」風暴。
毛澤東執意發動1950年代中期的社會改造，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力實現了他的「社會主義」。不幸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先是在大躍進中受挫，元氣大傷，不到十年，剛剛緩過來，又湧起更為狂熱的「文革」狂潮。
他要「抓革命，促生產」，要把中國人鍛造為「社會主義新人」，要把中國社會改造成為「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鬥私批修」，「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折騰來折騰去，他到晚年時終於無奈地承認，現實的中國社會還是「與舊社會差不多」。他看到，市場經濟在計劃體制控制下仍然頑強地存在着，一旦放鬆控制，它就展現出無窮活力，人們就會把那些空洞漂亮的「革命」口號丟到一邊。
但是，毛澤東決不會承認他的理論不對，相反，他以詩人情懷和政治家的手腕，堅持與現實規律作對。他支持江青的勢力坐大，打垮了林彪，又再次打倒鄧小平，直到悍然鎮壓「四五」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而「文革」也就免不了以失敗告終。
中共的「社會主義」實踐一再受挫，先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災難，然後是19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十年的大動亂。實踐證明，「繼續革命」終究難以持久地壓制市場化進程，而隨着毛澤東逝世，它也就悄悄地消失了。
但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造就了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為共產黨專政提供了經濟支撐。「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造就的「公私合營」，在「文革」中悄悄一躍而為國有，使國有體製得以完善，「文革」失敗後，這一體制延續下來，繼續作為「社會主義」的象徵。
不難看出，放棄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並以「繼續革命」維持「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掌握權力之際，開始了它的蛻變之旅。
中共從批判陳獨秀觀點開始，經過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摸索着走出對「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簡單理解，對中國社會以及中國革命的認識，逐漸具體化。以此為基礎，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體現着中共在思想理論上的深度。中共主要以自己的努力達到這一深度，而後，列寧的《兩個策略》傳入中國，中共驚喜地發現，它與中共自己的理論很接近。這表明，延安整風之前，中共在思想理論上尚相對活躍，頗具活力，這對於其後來取得政權，的確有實際意義。
然而，中共取得了政權，它的「新民主主義」立即暴露出其理論基礎不足的弱點──它對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斷革命」缺乏了解和理解，這樣，它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分析，在與馬克思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相銜接時，容易發生斷裂。
毛澤東論述他的「新民主主義」時，斷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他當時還知道，「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不過，他實際上對於「經過民主主義」，亦即對於這一「天經地義」，其實只是說說而已。他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只是奪取政權的理論宣傳工具，一旦政治勝利在望，就已準備放棄了。
於是，在現實面對「經過民主主義」這一階段時，毛澤東的理論斷裂開來。他不再需要「經過」什麼，他一躍而過，運用權力造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然後就揮舞「繼續革命」的長矛，與「資本主義復辟」拼命搏鬥。
「社會主義」罩在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社會身上，計劃體制罩在市場經濟身上，不可避免地，束縛現實發展的「外衣」時而有被撕裂之虞，而中共激進派則以「繼續革命」，企圖迫使現實屈從於其「外衣」。現實表明，中共的「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其「繼續革命」，只是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不斷革命」死灰復燃，它們只能以政治性的權威話語硬性支撐，經不起深入分析，就不得不硬着頭皮，不容辯駁，不許爭論，毛澤東所說即為金口玉言。從毛澤東的論「社會主義」，開風氣之先，造就一種理論脫離實際、迴避爭論與批評的學風，後來的鄧、江、胡之類，更一代不如一代。
顯然，中國共產黨的蛻變，在毛澤東時代即已經開始。它口口聲聲「走社會主義道路」，面對現實社會矛盾，則以「繼續革命」來應付。它的理論脫離中國實際，現實中的自由化及官僚化都難以遏制，而它卻拒絕批評，自我表揚逐漸成為常態，「無產階級專政」蛻化為中共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則實際蛻化為毛氏家族的專政。
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如今被排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意味着，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革命」激進性已經難以適應中共今日之需要，不過，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對於中共的統治有着現實的奠基作用，卻是難以否認的。
■鄧小平「兩手都要硬」
中共以為，對於它執政造成的大災難，象當年六屆七中全會作《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一份類似的決議，即《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加上審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就可以算作對人民做出了交代，承擔了責任。但是，它現在既然是執政黨，它現在擔負的政治責任，其實與當年大為不同，不是一份黨內決議就可以搪塞的。
一個自詡「最講認真」的政黨，執政近30年，就先後兩次造成全國性大災難、大動亂，事後，中共的數千高級幹部開會總結，儘管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提出了許多尖銳批評意見，然而，爭議集中在中共本身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在「黨犯錯誤」還是「毛澤東犯錯誤」上糾纏，而對於中共本身對毛澤東專權的無能為力、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執政責任等重大問題，沒有多少反省。這樣，中共通過了一份黨內決議，儘管黨內仍然爭議難平，終究是算作交代，就可以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的偽共和體制，堅持排斥政治競爭。
不幸的是，中國民眾對於現代民主政治還很陌生，未與中共計較，比較有良心的中共官員也只是感嘆中國百姓沒有「打扁擔」，實在是「太好了」。於是，中共仍陶醉在享受「免費午餐」的感覺之中。
然而，「社會主義」光環消退，現實經濟的發展程度的決定意義就顯露出來。人們不在乎市場經濟是否「與舊社會差不多」，於是，一個幽靈，「自由」的幽靈，正悄悄地出現。人們對中共執政地位合法性的質疑、對現代民主政治的了解和嚮往，就在經濟自由顯示其魅力的同時，也變得揮之不去，驅之不散，漸漸地成為懸在中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鄧小平以務實而靈活着稱。他運用手腕，把改革開放的主導大權抓在自己手裏，同時，面對黨心民心的變化，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表明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基本態度。
先前林彪有四個「念念不忘」，鄧小平有「四項基本原則」，對比一下，很有意思。
前者，念念不忘的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突出政治、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其時，共產黨的領導權自五七年反右以來已經無人挑戰，大權在握，有恃無恐，問題是共產黨自己不斷折騰，要消除對它的任何挑戰，特別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挑戰。在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方面，中共可謂「進一步退兩步」，它的「念念不忘」與社會實際需要，正在脫節。
後者，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中共產黨領導為其核心。其時，中共的「大躍進」、「文革」一敗再敗，暴力革命得到執政地位之「一勞永逸」的「打江山坐江山」，其合理性消耗到歷史低點。中共為保證其執政地位，不懈地打擊和扼殺社會的自組織功能，致使獨立的社會力量難以生存，但是，無論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只要有開明之舉，自由化即無可避免。於是，中共進入到一個必須不斷重申自己執政地位（或領導地位）的類似螺旋的狀態。執政合法性的現代政治民主涵義，成為它難以擺脫的夢魘。
鄧小平後來指責趙紫陽對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是「一手硬一手軟」，實際是說，趙對改革開放的自由觀念，導致他對「四項基本原則」也以某種自由化的態度來對待。不過，趙的施政理念，其實是很自然的。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為導向，實際意味着自由化，而市場自由競爭的觀念延伸開來，政治競爭在現代社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打天下坐天下」、執政地位經暴力革命即一勞永逸，已是過時而陳舊的觀念。這樣一來，「四項原則」看似強硬，但是，政治越開明，它們就越是無足輕重。
而鄧要求「兩手都要硬」，經濟自由化要與政治專政相結合，這當然是極其困難的事情。結果，接連葬送了兩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和平時期，這很有些不同尋常。
經濟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步步向中共逼來。它有抵抗也有妥協，付出的代價可謂慘痛，只是，它有它的堅持，妥協讓步乃至改變的空間，就極其狹小。
其實，自「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經濟「自由化」就如影隨形，農村中有土地承包，工廠里有利潤刺激的所謂「物質原則」。「社會主義」與「自由化」之間難以平衡。毛澤東堅持以「社會主義」壓倒「自由化」，而到了鄧小平成為「核心」的時候，他不能不退而求其次，要求「兩手都要硬」。在「自由化」逐漸佔據上風之際，要阻斷自由經濟對政治的影響，而這樣的做法，又只能是為抵制市場化改革開闢道路。
「四項基本原則」提出後不久，即通過八二憲法，將城市土地規定為國有土地，這成為改革國有體制的嚴重障礙。可以說，這是「兩手都要硬」的最初實踐，波瀾不驚，順利過關。然後，具體實踐中則出現一次次的波瀾起伏，終於，改革停滯、官倒橫行，引起民間反彈，釀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衝突。
「六四」鎮壓後，「兩手都硬」一度成為主導，清算「自由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退去，結果是倒過來的「一手硬一手軟」，「萬馬齊喑」。鄧小平眼看不妙，不得不拼老命屢次南下為市場化造輿論，才迫使保守派退卻，中共正式確立了市場體制的改革方向。
那麼，實踐看來是證明，經濟自由化與政治專政相結合，實際上根本不可能。
但是，中共就是要挑戰實踐證明了的不可能。
它接受了市場經濟，同時，維持着它的一黨專政，這樣硬性結合，兩邊都有很大變化。中共這邊，藉口市場化，對就業與醫療保障等社會主義因素形同放棄，對馬克思學說，更進一步地束之高閣，不再理會，專心致志地以權力與資本交易，從市場化中牟取利益。市場那邊，國有經濟大幅度調整其佈局，同時，仍然依恃財政力量投資擴張，在「國退民進」之際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於是，在國有經濟力不能及的地方就任意開放，政府也無意在那裏維持市場規則，市場化在行政控制、壟斷下無序發展。
在這種狀態下，表面上「發展是硬道理」，實則經濟增長成為發展的唯一內容，於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再現資本原始積累的瘋狂過程。在中共控制下，經濟自由進入一種極其扭曲的狀態，其特點是，市場力量支持的「國退民進」，掩蓋着「國進民退」潛流，一旦市場化受挫，後者即涌為滔天巨浪，而且順應着全球化趨勢，向國際市場蔓延。
其中的主旋律，是權力通過與資本的交易而豐滿、而膨脹，由此，釀成政治專政的極權化發展。自然，這樣的發展不能不表現為普遍化的腐敗，同時，也還有一大碩果，即所謂「計劃政治」。
「文革」的基本問題，集中體現為「接班人」問題，而在打倒了兩任接班人劉少奇、林彪之後，倉促選定為華國鋒，問題本身依然存在。
毛澤東逝世，「文革」失敗，中共痛定思痛，達成了反對「終身制」的共識。鄧小平態度堅定，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要改變這些制度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些，看上去都很不錯，然而，不開放政治競爭，這些就只能是大話空話，而其實踐，則只能是對「終身制」做些改良。
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說，他是中共第二代領導的核心，而比較起來，他與毛澤東，其實很是相象。他們都在多年裏受到過壓抑、打擊，經歷過妥協、退讓，而一旦成為「核心」，即當仁不讓，一手遮天。毛澤東崛起時，中共黨內競爭狀態的空間還不小，張國燾、王明都曾與他勢均力敵。而鄧小平崛起，先是「文革」停滯不前，後來則是毛澤東逝世、江青集團失敗後出現一個特殊時期，他因勢利導，先逼退華國鋒，再力壓陳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方式有所變化的同時，跌入老人制衡的怪圈。
也正是在這一特殊時期，中共黨內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或在中央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或在地方推行改革，以突出政績而在黨內形成威望。他們進入鄧小平「核心」圈子，須老人們慧眼推薦及點頭認可，體現為中共慣例，一時難以逾越，但是，這些比較開明的政治家手中握着權力，若延續時間能夠比較長，則中共改變其蛻變的方向，也不是沒有可能。
問題是，「兩手都要硬」的實踐，不可能風平浪靜，總會出現波瀾，而一旦風吹草動，保守派即興風作浪，力求改變鄧「核心」偏向於開明政治集團的狀態。鄧力群、胡喬木屢次發難都未能完全扭轉局面，而李鵬抓住八九民運興起的機會，再次觸及鄧小平痛處，一擊而功成。然後，又一次在倉促之中，於似乎是對立雙方之外的某處選定了一位接班人。這次是江澤民。
更有意思的是，把江澤民「扶上馬」，其保守表現卻又不能令人滿意，就再選一位，胡錦濤，作為江的後任。表面上，「文革」後的中共擺脫了「家天下」，告別了「終身制」，而這樣的體現長期計劃性的欽點，則實在令人驚訝。
「終身制」不能不打破，不打破則胡錦濤無法接班，但「終身制」的精神又必須延續，否則，選定的「接班人」在其任內，或選定的後任「接班人」的接任，都會有變數──黨內競爭其實是自然存在的，只是被強制地排除或限制而已。
作為「終身制」的一種改良，「計劃政治」，一種有限的「終身制」，就這樣釀造出來。它的「終身」意義有限，不能無限期地延續，而它的計劃性則明顯，亦即排除黨內民主的競爭機制，「核心」在其「終身」限度之內一般不受挑戰，可以順利連任，大體上一朝為「核心」，十年掌大權。早先，鄧小平對趙紫陽就有過讓其作兩任總書記的話，這可以視為這種一任「核心」兩任十年的最初表示。
鄧小平對江澤民「送一程」之時，一度因為不滿意而起了將其廢黜之心，江急忙轉舵妥協而避過一劫。這意味着，老人定下的事情，老人自己可以推倒重來，一旦這老人離去，其選定「核心」的安全性就大為提高，再將其扳倒就很不容易。「終身」也好，「計劃」也罷，中共體制，終究拖着一條不光彩的尾巴。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而例外之事若一再受到遵循，也可以成為常規。鄧小平從華國鋒手中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在胡耀邦、趙紫陽任內，以此顯示其「核心」地位，即使退出中央委員會，也還是不放手，直到江澤民上台。以普通黨員之身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在鄧小平那裏看來有些偶然，到江澤民效仿之際，就有了一種慣例之勢，那不光彩的尾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