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時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掃蕩中國大陸，有傳說在比鄰香港的廣州五星級賓館，子夜時分都能收看到香港電視節目中的三級片。有人趁出差的機會，躲在賓館的被窩裏痴痴等待，結果一直等到東方出現魚白，也沒看到傳說中的毛片。原來資本主義的驕奢淫逸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猖狂，這是後話。
對西方，我們很長時間一直處在被誇張的描述和被扭曲的歷史理解中，以致於一直把浴血抗戰的恩人和同盟者美國當成不共戴天的敵人，把情同手足生活在民主世界中的骨肉同胞視為等待陽光普照和階級解放的准囚徒。那些高舉普世價值摧毀獨裁者的正義之戰，被人醜化為美國對伊拉克石油和礦產的覬覦。而雙子星大樓的轟然倒塌被人視作英雄主義的一首凱歌。我們不斷地錯怪美國，不斷地妖魔化美國和西方，我們無法平心靜氣地看待西方以及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人們。因為我們不能敞開自己的心懷，這是由於以往屈辱的歷史留下的痕跡太深，一種天然的挨打感，一直盤旋在頭腦的上方，揮之不去。無論是善意的批評還是嚴苛的指責，一律把他視作別有用心的挑釁。人的神經高度脆弱，乃至徹底被扭曲，打造了獨具一格的近似癲狂的民族主義情緒。令人沮喪的是，這種情緒已經彌散到海外，並成為專制政權利用海外代理人用以麻□民眾的搖頭丸。
在中國人近60年的記憶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無時不想「毀我長城」，西方政客更是虎視眈眈企圖改變中國的顏色，他們任何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決議意見，幾乎全部被歪曲成為敵視中國反對中國的證據。同樣，在海外只要出現和北京聲音不盡相同的觀點，立即就被有心人士稱作對全體海外華人的「羞辱」。
一旦提高到「辱華」的高度，也就將其歸入了另外一個陣營，等待他的是「人民抗議的汪洋大海」。在加拿大，哈珀、麥凱、肯尼以及最近聲明有「外國滲透」的情報局長法登都遭遇過相同的對待。其實，這些人都是對中國人民懷有良好情感的，他們表達的也是只是對專制政權的一種厭惡和憤懣，從來沒有拿華人說事，可是一群有心人士卻千方百計每次都把這些人妖魔化為影響加中關係的麻煩製造者。
比如，前外長麥凱的 1000個間諜說，其實可以理解成為1000個「線人」、「耳目」，主要是搜集經濟信息和技術情報者，遠非嚴格意義上的「間諜」，可是社區人士不依不饒，非要把它描繪得活龍活現，並非要政府公開間諜資料不可。再比如這次法登所說的「滲透」，也基本沒有提到間諜問題，而且重點言明是外國勢力，可是溫哥華的一些省市華裔政客硬是把它歸入華人是「間諜」之說，有些人還故意將法登所指的「外國」偷換成「中國」，以激起民憤。
妖魔化西方因為鮮有西方人士同聲譴責變得越來越司空見怪，利用民主的制度詆毀民主也是一些人經常演練的伎倆。近年來隨着大陸民族主義的不斷泛濫，以及資本市場的不斷擴大，一些華裔政客和社區僑領越來越把他當做「招牌菜譜」，只要西方政府或者政客對北京稍有反骨，就會立即被稱之為「辱華」。旋即煽起華人的怒火和口水把其淹沒，如果對方不道歉、不服輸、不嘴軟，那就給他戴上一頂反華的帽子，叫他不得翻身。比如眼下的這個法登，再這麼下去，退休之後如果因私要去中國旅行，就整點資料叫他以「有移民傾向」為由給予拒簽，也讓他嘗嘗「中國」鐵拳的滋味。
海外的一些熱衷妖魔化西方的中國人，其實也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他們生活在西方，卻對西方有着刻骨的偏見，他們總是覺得西方是要加害自己的，他們需要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他們迷失了自己，也找錯了尋找安全的方向，他們是一群有被專制情結的特殊人士，他們無法理解西方政府堅持普世價值所釋放出的善意，他們儘管無所顧忌地在西方世界裏為集權制度變相兜售破爛，但在效果上卻壓縮了華裔在所在國生活的空間，這也應驗了中國那句「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和「害人者終害己」的古訓。
英國作家吉卜林曾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有道是，自由是自由，專制是專制，兩者水火不容。妖魔化西方最終必定妖魔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