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夏天，我隨旅行團到美國的夏威夷旅遊，藍天、白雲、海浪、椰子樹、火山島，各種奇異的魚蟲鳥獸，草裙舞，星條旗，野營的篝火和歡快的土著漁歌，旅遊天堂旖旎的熱帶風光讓我們陶醉、留戀往返。

    但這美好的一切在一個傍晚結束了。
    那天，我們剛剛旅遊回到賓館，寧靜的廣場上突然多出了一些人來，我從窗口看到，他們舉着各種牌子，拉着橫幅，在激動地演講。他們說的是我能聽懂的鄉音，他們是中國人。
    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吸引着我，讓我來到這個廣場，我全然忘了出國前導遊宣佈的紀律。
    他們是法輪功，他們的展板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有反右的、文革的、六四的，當然更多的是鎮壓法輪功的。
    我在一塊反右展板前站住了，那上面有個佝僂的老人在馱着一筐煤炭艱難爬行，文字註明這是右派在勞教煤礦。
    我想去起了我的父親，他是個被勞教23年的右派，而我是右派的女兒。
    我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我父親是上海沙發廠的技術員。1957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起雙百運動（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發動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我父親不知道這是共產黨引蛇出洞的「陽謀」，在一次會議上，給黨委書記提了些意見。當年5月份毛澤東變臉，開始反右運動。全國抓右派55萬人之多，我父親也被打成右派。1957年年底，我父親被作為右派發送農場勞動改造，本來當時規定是勞教一年，但卻一去23年，我1958年3月15日出生，從出生起就沒有看到父親。
    我父親成了右派之後，我們被迫跟父親劃清界限，所以我們姊妹都隨母親姓，我父親本來姓毛，我和姊妹們都姓張。即便這樣，我的童年時代也是在文革的歧視中度過的，上學的時候不得參加少先隊、共青團，我喜歡唱歌跳舞，但是因為我是右派的女兒，看夠了老師同學的白眼，受盡了歧視，不得參加學校舉行的這類文藝活動。文革後期更是作為黑五類子女，不得參軍升學就業， 1976年我19歲時被強行下放農村勞動，1979年才頂替母親回到上海就業。
    法輪功學員在的演講和發的傳單，揭露共產黨發動反右、文革、鎮壓六四和迫害法輪功的罪惡，引起了我極大的共鳴，我這才知道原來在共產黨統治下，不僅僅是我和我們一家被迫害，共產黨的統治歷史從頭到尾都是一部殺人的歷史，它比法西斯更邪惡，更兇殘。被共產黨殘害的中國人有八千多萬，比全世界其他受害人數的總和還多。回到旅行團，我的眼睛還是紅的，帶隊的導遊威脅我說你這樣同情法輪功非常危險，他們沒收了我的護照和法輪功給我的資料，把我強行帶回了國內。
    回國後，我立即被上海市靜安區公安局國保警察帶走，嚴厲審查三天三夜，他們用3000度的燈泡照我，不讓我睡覺，每天四班倒逼迫我交代跟法輪功有什麼勾結，是不是帶了任務回國來從事反政府活動等等。因為這些都是子虛烏有，我自然交代不出什麼東西來。後來他們逼迫我寫下保證書，不得與法輪功發生任何關係，保證不傳播任何反政府言論才釋放了我。
    我出來後，聽我媽媽說他們為了營救我通過那個導遊交了30000元罰款，因為沒有收據，我懷疑被導遊和那些警察私分了。後來我去找導遊要個說法，導遊很緊張，怕我鬧大了，就偷偷把護照還給了我，這個導遊還怕我對他不利，暗示我還有機會到美國來。當年七月，我一個人利用未到期的簽證來到了美國。
    我在美國安靜生活了七年，我以為早已擺脫了恐懼，沒想到今年上海搞世博，當地警察居然又到我家騷擾，他們調查我爸爸在海外幹了什麼，還明確表示我當年跟法輪功有勾結，現在還在美國還在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這筆賬政府一直記着。他們警告我父親轉告我，別想世博期間回來惹事，否則入境就關進去。
    我萬沒想到，七年前的夢魘還在糾纏着我，我父親的下場還在等待着我，靠恐怖起家的共產黨，還在試圖用恐懼綁架我！
    
    惡夢只在暗夜裏存活，放在陽光下就消散了，恐懼的堅冰也只有放在陽光下才能冰釋。所以，我今天要說出這個真相，並徹底拋棄我當年在警察威脅下做出的承諾，響應法輪功的號召，公開站出來說真相，我相信，真相可以破除謊言和恐懼的威脅，當全國人民都了解中共靠謊言和暴力維持恐怖統治的真相的時候，共產黨的末日也就到了。
    
     201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