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來，以富士康事件與本田罷工為標誌，綿延不絕發生的罷工潮已經蔓延至中國十幾個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訴是加薪與要求成立獨立工會。對這兩類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加薪要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繼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後，中國27個省市紛紛宣佈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這些消息讓中國觀察人士為之雀躍，認為「加薪潮」蔓延，「中國勢將結束勞工低薪時代」。
但歡呼聲顯然來得太廉價了一些。勞工報酬縱向比較雖然上漲了15－30％，並不意味着勞工低薪時代的結束，這種比較顯然忽視了衡量勞動報酬的兩個更重要的指標。
一、勞工低薪時代遠未結束
衡量某社會的勞動力報酬高低，主要取決於兩個標準，一是與社會平均工資相比較， 二是與物價上漲幅度相比較。
1、農民工工資與城市職工年平均工資差距太大。中國農民工工資長期維持不變，實際收入水平下降。近十餘年來，珠江三角洲農民工月工資僅增加68元，而全國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資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年均增幅達到6%左右。其中800元以上的工資的僅佔全部農民工總數的27.9%。這次預定的調薪，其標準是：從今年 7月開始，北京市最低工資將從原來的每月800元上調到960元，上調幅度為20%；而上海市4月起最低工資標準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月最低工資標準位列全 國之首。即使達到調整後的收入水平，與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29229元還是相差甚遠。
2、起始於2006年下半年的物價持續上漲，突出表現在糧油蛋等食品價格的飛漲，僅僅2007年就高達12.3％的增長率，拉動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4.8％。物價上漲意味着貨幣購買力下降，亦即農民工的實際收入下降。
所以，這次代工企業的加薪潮，調薪幅度雖然都在20%以上，10多個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平均上調正幅度亦在17%左右，其性質只能說是對過去多年來對農民工歷史欠債的一種補償。這種與社會平均工資相比差距很大的工資水準很難被說成是「結束了勞工低薪時代」。而郭台銘一周之內的兩度加薪，現在看來更象是他與中國勞工所開的一場玩笑：先以大幅加薪平息員工自殺風波，繼而宣佈將其工廠大規模遷往內陸其他省份。得到加薪的深圳富士康員工在廠子關閉之後，所謂「加薪」就成了水中月、鏡中花，一場空歡喜。
二、遷往內地只是「世界工廠」的落日餘暉
在代工企業中，郭台銘遷廠的舉動並非孤立的。早在富士康大造聲勢為員工加薪之時，其它代工企業的老闆就感到巨大壓力。珠三角一些企業在被迫跟進加薪的同時，已在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把工廠遷到內陸城市甚至海外。深圳另一家龍頭企業美律財務副總裁曾錦堂表示，不能隨便跟隨富士康。目前公司已在規劃如何應對珠三角地區勞動力價格上漲的情況，包括降低15%的年度材料成本，通過自動化降低勞工成本比例等，從中長期考慮甚至準備將生產線分散至內陸城市。位於東莞的一家代工巨頭台達電子在湖南郴州新建的工廠項目已經簽約。遷廠主要適合一些實力較強的企業，部分實力不足的企業可能因無力搬廠而出現關停的可能。
如果考慮到香港工業總會去年對珠三角港商進行的一次調查，就會明白珠三角的代工企業王國地位已近黃昏。該項調查結果顯示，珠三角約8萬家港企中，37.3%正計劃將全部或部分生產能 力遷離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業準備遷離廣東。郭台銘的富士康只是因為還有餘力堅持故此未走。跳樓加薪促成郭最終做出遷走的決定。
但對眾多代工企業來說，遷離廣東降低成本充其量也只是爭取到三五年時光。因為在中國尋求到的新成本窪地只有三項難以持久的優勢：勞動工資相對較低，地方政府的稅收優惠以及相對低廉的土地價格。這些曾是珠三角為代工企業提供的優惠條件，內地亦不能保證這些優惠不會逐步消失。最重要的是，通過這次富士康事件與罷工潮，外界已經認識到，作為窮二代的農民工與他們的上一代的人生價值觀有很大不同，未必能夠象其前輩一樣忍受低薪與血汗工廠的惡劣工作環境。
代工企業為勞工加薪的餘地有多大？這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而代工企業的利潤非常微薄也是事實，當年中國依據比較成本優勢理論，以土地、勞動力價格、稅收、原材料等各方面的低成本優勢造就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20多年過去，當年構成低成本的諸要素如土地、稅收、原料等的價格已經不再低廉，唯一還可榨取的生產要素就是勞動力成本。具體到富士康，有篇記者調查談到，國際客戶向代工廠商發送訂單，對於原材料/部件等在品牌、質量、數量上均已指定，與此後續相關的物流、維修、培訓、用工量也都有清晰明確的計算。富士康基本上沒有可能從供應鏈上創造利潤空間。唯一可打主意的就是訂單客戶均按照較高的人力成本的價格支付給代工企業。此外，廠房、機器、維修等費用也需要在富士康賺取的人力成本中攤銷。所以富士康要想創造更多利潤，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賺取人力成本的差值。
富士康面臨的問題是所有代工企業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從珠三角沿海地區遷往內地，只是將中國這一世界工廠的輝煌再延續三五年而已。
三、「世界工廠」的被迫轉型
中國維繫「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依賴於低廉的人力成本。在約佔中國貿易總量50%的加工貿易中，人力成本上的優勢更是舉足輕重。這種「優勢」還為中國創造了名義上的巨額貿易順差。但是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加工貿易處於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率極低。有數據表明，目前加工貿易的利潤僅僅在5%左右。
現在考驗中國製造的有兩個因素，一是人力成本的上漲，二是匯率變動。這次中國政府對以加薪為主訴的罷工潮沒採取鐵腕鎮壓，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個遲早必須面對且無法逃避的問題。在成本上升壓力下，中國的產業結構面臨轉型之困。而郭台銘要求深圳市政府接管企業的社會職能這一談判未獲成功的原因，也是因為深圳市政府深知就算「委屈」也未必能夠「求全」。而工人要求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因觸碰到中國政府的政治底線，估計在此輪罷工潮中不會有什麼結果。
如果要說中國政府根本沒意識到中國的經濟結構必須轉型，那也並非事實。最先認識到這點的是深圳，繼之是廣東。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深圳就提出產業結構轉型的問題，深圳市政府能夠想到的政策措施，諸如建立高科技工業園作為孵化器、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留學精英，提高各種門檻政策逼走勞密型企業，無一不曾試行。但最後的結果是高科技工業園都在荒廢多年後被開發成住宅小區，被逼走的勞密型企業又先後回來。廣東五年前開始「騰籠換鳥」，最後是舊鳥飛走，籠子騰空，卻沒有新的鳥類來棲。考察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的難題，就會發現一個關鍵問題：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完全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技術進步，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合作的外國公司的技術，而這種偷盜可能在某項產品上能夠得益於一時，但始終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而深受中國盜竊知識產權之苦的外國公司的防範之心也越來越強，到本世紀初，大多數跨國公司只將商品產業鏈中最 沒有附加利潤的組裝環節放在了中國。中國也因此根本無法擺脫世界生產鏈條上的低端地位。
北京方面也已認識到經濟結構轉型迫在眉睫，據傳十八大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6月初在《求是》雜誌上發表長篇文章，標題叫做《關於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現任總理溫家寶也提出要把調整經濟結構當作當前要務。但世界上許多事情不是認識到就能夠找到解決辦法，調整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也絕非通過政治動員就可以實現的。至今世界各國實現從勞密型的低端生產模式轉型為技術密集型的高端生產模式，還只有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少數幾國。在「世界工廠」的落日餘暉中，中國能否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只能說是個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