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預言：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

胡績偉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民心，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一黨專政，同時保證掌權以後不搞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在一九三○、四十年代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不信任共產黨，擔心是否會走希特拉、斯大林、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之路。

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之一的陳獨秀在「七大」之前的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我的根本意見》中揭露希特拉的野蠻黑暗的辦法，使「全世界只許有它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將使人類窒息。他指出「美英民主國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裏，在野黨、工會、罷工之存在，是現貨而非支票，除了納粹第五縱隊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詭辯來否認的，我們更未曾聽到美國用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辦法來對待孤立派。希特拉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它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任何異己之存在，並不容被它征服的國家中土著納粹及各種各色的土着法西斯之存在。希特拉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將使全人類有思想腦筋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為無思想腦筋無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國中（德國也當然在內）有良心的進步分子，在此次大戰一開始以及現在人們都應該以消滅希特拉的納粹黨徒為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因為希特拉的納粹一勝利，什麼社會主義，什麼民主主義，什麼民族解放，一切無從談起。陳獨秀還富有遠見地指出，沒有民主主義、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黨的獨裁、領袖獨裁。他認為：「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絕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胡明編選，《陳獨秀選集》，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266─267頁）

　　開明人士早對中共民主懷疑

胡績偉說，當時也有一些開明人士在內心中，已經對共產黨發出懷疑，他希望認真查找資料。的確是這樣，如儲安平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客觀》周刊第四期上公開提出了不少人對「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心懷疑慮的問題。「近日中國都在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共產黨統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為大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覆是負面的。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人類思想各殊，實為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為絕不可能之事。而人們之有無思想言論之自由，又為一個國家或社會之有無『民主』的前提。因為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左右其意見。假如人們不能自由表達其意見，則這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如何能實行民主？」

「就我個人言，共產黨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黨本身因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政黨，同時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是『共產黨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轉引自李華興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第25─26頁）

儲安平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撰文《中國的政局》，仍然期望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能推行社會改革和提倡民主。但是，儲安平擔心，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而在共產黨統治下，這個自由就變成了「有」「無」的問題了。他認為「近幾年來，外間對於中共在延安邊區一帶的作風，頗有好評。共產黨在這樣一種艱困的環境內，能站得住，亦自有他們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出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種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對於共產黨不批評斯大林或蘇聯、毛澤東或延安，儲安平問道：「難道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聖中之聖，竟無可以批評之處？難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圓滿得一無可以評論的地方？」「共產黨的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採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它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它獲得成功的速度。」（儲安平：《中國的政局》，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原載《觀察周刊》第四卷，第九期；轉引自蔡尚思主編，李華興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第34─35頁。）

　　毛澤東背棄民主承諾

毛澤東為了解除人們的疑慮和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公開批評，回答社會上確實存在和以後可能發生的疑慮，他公開承諾，共產黨掌權以後，不學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這樣，才有利於從思想上、政治上建立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的統一戰線，繼續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以爭取全國民心，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好感與支持。所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作出莊嚴承諾，他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問，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2頁）

正是由於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當年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承諾將始終堅持高舉民主、自由大旗，堅持新民主主義制度，不走俄國人的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的制度，這樣就孤立了堅持「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大陸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可惜，一九五三年毛澤東背棄了自己的莊嚴承諾，使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成為廢紙，他倒退為斯大林、蔣介石式的獨裁者，重新在中國恢復了「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制度。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