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血、輸血感染愛滋病，是中國大陸1990年代以來衛生史上的沉重話題。十五年前，「愛滋村」在賣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現，引發良知追問和制度反思，大陸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辦法和愛滋病免費治療政策，善後工作一直持續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機的傳播，並不止於河南的省界線。根據上海復旦大學的《中國單采漿危機不完全報告》，其輸出半徑早已達到周邊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遙遠的雲南、貴州、廣西。今年以來，在湖北和更遠的湖南，發現了賣血、輸血感染導致的愛滋病村，當地農民組織隊伍到河南賣血，在河南市場整頓後回本省繼續賣血，導致愛滋病毒二度傳播。雖然大陸在各省建立了數千個篩查站，各地近年來已在進行調查防治，但傳播鏈並未完全掌握和切斷。
河南愛滋血二度傳播的後果，眼下仍未充分顯現。傳播鏈條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處於蒙昧狀態中。
秀美小村一度變成愛滋重災區，令人恐懼迷惑。
湖北「愛滋鎮」血液傳播鏈
有一段時間，鎮上連續不斷死人，「像雞得雞瘟一樣，一個接一個死掉」。奇異的是，他們大多不到60歲，屬於不應該死的人。每次聽到鎮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財都會頭皮發麻。
他心裏埋藏着一個秘密，一根取不出來的針—這些人都去河南賣過血，他也是其中一員。
2010年3月8日，金牛鎮上飄着雪粒，41歲的朱逢財在一個旅社房間裏提及當年賣血史，心存餘悸。
金牛鎮是湖北東南的一個農業小鎮，東依黃石、大冶，西通武漢江夏、南接咸寧，北鄰鄂州，大金、鐵賀兩條省道穿鎮而過，人稱「五縣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體報道的湖北大冶第二醫院患者輸血感染愛滋病毒(HIV)事件，即以這個小鎮為中心，又向周邊縣市伸延。
河南賣血史
朱逢財的家在鎮子邊上，家境貧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數厘米，很小就出門做泥水工。在武漢的工地上，他認識了同鄉的一名腿腳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們回到鎮上結為夫妻，租了一個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個兒子。
多了一張要吃飯的嘴，朱需要四處尋覓賺錢的機會。
一個姜姓朋友說可以去河南駐馬店賣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們在武漢坐上火車，來到河南駐馬店159醫院。朱抽煙喝酒，被查出轉氨酶較高，醫院拒絕收購他的血，要他戒煙戒酒，降下來再說。
朱發現金牛鎮的老鄉們很多，幾十人在當地租了一大間房子，每隔幾天就去賣血，買了豬肝、紅糖來補充營養，「他們說這樣造血快」。為了爭取留下來，朱變成了大家的保姆，幫助他們做飯洗衣，養好自己的身體，再去賣。
當年的金牛鎮轄2個居委會、33個村委會。金山張村的人來得最早，一些能說會道的村民還成為「血頭」，除獲得血站的獎金之外，還要每次收取賣血者5元「手續費」。
朱逢財回憶，當年湖北、湖南、四川、重慶的農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隊，爭先恐後賣血。賣血者大多和他一樣，需要錢給父母治病、交孩子學費甚至繳交農業稅費，當年的中國農村賦稅沉重，生計艱難。
朱賣了兩袋血，交給血頭10元「手續費」，拿到了150元，勉強可以應付家鄉兩個月房租。
有人抽血過多，一起身就撲通倒下，令朱害怕，「終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財回到了金牛鎮，籌集了800多元買了一台三輪車，車廂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愛滋病危機顯現，政府整頓血液市場，金牛鎮的賣血者們回到了當地，有的繼續賣血，有的回歸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張村開始不斷死人。他們都不到60歲，「像雞瘟季節死雞一樣，一個接一個死」，醫院查不出原因，當地人認為是瘟疫。政府出面將村莊劃為禁區，禁止人員進出。
消息傳到鎮上。朱逢財打聽到幾個死者姓名後，不由頭皮發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賣過血的人。一定有什麼問題。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來到了這個小鎮，採集血樣—桂在調查河南愛滋病問題時，發現數以萬計的湖北老鄉在河南賣血，他判斷這些外省賣血人也極可能感染愛滋病，將在各自家鄉引發新一輪愛滋病危機。
朱逢財和20多位賣血者交上了血樣。次年春，朱收到了來自武漢的報告。
果然是。
朱雙手顫抖，把信藏在抽屜里，在床上睡了半個月，不敢告訴自己的妻子。妻子終於猜到了真相，兩人抱頭痛哭。
當年，中國啟動對愛滋病病人的救治計劃。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個縣市躋身中國首批愛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
朱得到了免費藥物。
當地對賣血感染愛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帶着疾控中心的人四處尋找其他賣血同伴。一個叫吳電寶的賣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吳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歲的女兒在地上爬來爬去。吳得到救治，但和他們一起在河南賣血的100多人逐漸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鄉，被血液感染愛滋病毒威脅的生命，遠遠不只是這些賣血者。
危險的輸血
1997年3月27日，25歲的張滿容被送進地處金牛鎮的大冶市第二醫院待產。
張的家在距醫院約兩公里的堰口村。
醫生要張做一個付費3000多元的剖腹產，「這樣比較安全」，後又說手術失血較多，最好輸血，「補充一些營養，產後恢復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醫生說做什麼，那我就做什麼。」張說，她接受了一鹽水瓶輸血，付費500多元。
2007年，張感冒，又患上結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醫生發現她臉上長出了皰疹，懷疑是愛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醫院接受過輸血，就馬上安排血檢。
張不知道的是，大冶二醫院因為違規採血、輸血，導致了令當地頭痛不已的愛滋危局。朱逢財2003年參與的賣血人員調查，是政府對賣血、輸血危機摸底的措施之一，但當地公眾並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個曾在大冶二醫院輸血的蔡姓男子無意揭開—蔡感冒高燒不退，輾轉多家醫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後被查出愛滋病。
蔡回到鎮上，徑直去找二醫院理論—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頭，二醫院醫生讓他輸點血，好得快。
消息傳開，在二醫院接受過輸血的人相繼血檢。這些人除了金牛鎮本地人之外，還來自附近各個縣市。
大冶二醫院副院長徐春陽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1990年代，該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應，質量有保證;另外一部分由該院自行向賣血者採集，賣血者中包括數名「河南賣血者」—他們感染上了愛滋病回家後，繼續向當地醫院供血。
衛生部醫政司血液管理處處長衣梅稱，當時的條件和設備以及試劑的敏感性不夠，導致了輸血性愛滋病的發生。
事實顯示，二醫院曾誘導患者接受「過度治療」——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輸血。
院方稱，1996年到1997年在他們醫院做手術時接受過輸血的患者中，80餘人感染了愛滋病，還有人將愛滋病傳給了妻子或孩子，總人數近百人，主要分佈在金牛鎮及周邊。
2007年6月，張的丈夫袁小群帶着兩個孩子接受血檢，發現均感染愛滋病毒，其中大兒子CD4細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個。正常人為500個以上。
袁如夢初醒，妻子和兩個兒子近年輪番生病，持續不斷需要治療。這個父親一年在外打工所賺的錢，全部用於給妻子兒子治病。
夫妻牽着兩個孩子找到醫院理論。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醫院簽定了一份《醫療事故調解書》，醫院在當年12月前賠償袁家4人「精神慰問金、誤工費、喪葬費及醫療事故賠償中各項費用共計44萬元」，醫院承擔4人的後期治療費用，但醫療機構須由醫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須自願放棄訴訟，不再起爭端和提出其他索賠要求。
這樣的協議，大冶二醫院簽了數十份。但對輸血感染者的追蹤並不完全，陸續有患者發病後自行找到醫院。
苦楚的各方
33歲的大冶二醫院醫生張愛華(化名)已經不記得醫院被砸過多少次。
「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橫幅，衝進醫院砸玻璃，還大喊要打死院長。」張說，他們之前都驚慌失措，丟下工作四處逃避。後來，醫院建立了某種機制，每每聽到喊打聲，辦公室就緊急通知鎮政府，鎮裏報告大冶市政府。約20分鐘後，幾輛警車呼嘯而至，大隊防暴隊員跳下車，手握自動步槍，維持秩序。
大冶市、鎮政府然後出面，組織雙方談判。醫院現在設立三種應急模式來解決愛滋病糾紛：一是分期補償，即每人補償精神費4萬元，前期治療費按3萬元計算，後期每人每月補助生活費500元並承擔治療費;二是一次性賠償10萬元;三是通過法院調解。
因為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被感染，還有多少人衝進醫院，醫生們每天提心弔膽，「就像樓上的那隻靴子沒有掉下來。」
最近掉下來的一隻靴子叫李凱(化名)。
38歲的李凱是武漢市江夏區湖泗鎮人，他因為不滿醫院開出的賠償，向《武漢晨報》說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駕駛的小貨車翻車，頭部受傷嚴重，被送往大冶市二醫院住院救治，多次輸血。
傷愈出院後，他身體變得虛弱，肺炎、感冒、結核病等疾病輪番襲擊他，前後花去7萬多元醫療費。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悶並昏迷，經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搶救，被診斷為嚴重肺部感染。
醫生獲悉他曾在大冶市二醫院輸過血，迅速安排血檢，結果確診其患有愛滋病。
萬幸的是，張妻與15歲的兒子經檢測排除感染。
對李凱的報道引起湖北省黃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視，該市主要領導在第一時間召開緊急會議，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長熊志紅為組長的協調處置工作領導小組。
大冶審計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醫院已向財政部門借款700多萬元，自籌資金200多萬元，用於支付愛滋病病人賠款、生活困難補助、治療費等。
大冶市宣傳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們一直為愛滋病群體殫精竭慮。他們提供的材料稱，2000年，該市發現HIV感染者以來，成立了以市長為主任、29個政府職能部門為成員的愛滋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認真落實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免除愛滋病家庭子女九年義務教育的學雜費和課本費，將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屬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將愛滋病貧困家庭納入低保救助對象，每年春節市政府為每名愛滋病人送去500元慰問金。
從2005年起，大冶市財政每年投入20萬元作為愛滋病防控工作專項經費，每年安排200萬元用於臨床受血感染糾紛的賠付，並募捐專項資金用於改善他們生存環境，以及愛滋孤兒、孤老的生活救助，補貼病人抗病毒治療和機會性感染治療及子女入學費用，實施臨終關懷。
同時，大冶在全國率先實施了「一對一」幫扶活動，由副科級以上單位幫扶一個貧困愛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愛滋病人接受免費藥物，每個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領取藥物，並每三個月集中檢測治療效果和肝腎服藥損害。
張說，自2003年來，該院發給員工的績效工資逐漸遞減，再也沒有拿過1000元以上的月薪，醫院發展也遇到嚴重困難。
但更苦楚的顯然是無辜感染HIV的人。
5歲的袁紅(化名)在兩歲的時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種中藥來對抗HIV。他經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進醫院。
因為需要回家取藥，父母帶着他回家。三輪車顛簸厲害，風很大，孩子緊緊抱着母親，眼神驚恐不安。
袁家兩層的房子只是用磚頭、水泥板搭起框架，沒有任何裝飾，一樓的房間洇濕了牆上兩張「三好學生」的獎狀。
危機在延伸
大冶市衛生部門多次聲稱，在金牛鎮發現的HIV感染病例均發生在1997年大陸《獻血法》出台之前。《獻血法》出台後，該市臨床用血全部來自黃石中心血站，再無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試圖給金牛鎮劃上一個句號，靜待時間消磨一切，但事情還沒有終結。
吳電寶被樹立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個標兵—服用藥物後開始摸索生產自救方法並逐漸脫貧。2005年成立互助小組，帶領病人一起開展生產自救，「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從悔恨、彷徨、輕生到治療、自救、致富」。
2006年，吳投身愛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關部門開展反歧視宣傳活動，並讚頌政府在資金、技術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們種瓜養豬養牛養魚種優質稻。
吳說，「是黨和政府將我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他發誓要反哺於社會，做點力所能及的宣傳愛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財抱怨說政府並沒有落實好「四免一關懷」，直到2008年底，他一個月領取的生活補助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財約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車，圍堵大冶政府大門。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補助，要求懲罰原二醫院的院長—這名院長後調任大冶市婦幼保健院院長。
大冶市政府承諾將依照相關程序處分當年的院長，並將每一病人的月補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稱，湖北是輸血感染愛滋病重災區，傷痕之深至今並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辯稱，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北不是愛滋病的重災區。但散見互聯網的各類資料，足以還原湖北愛滋病嚴峻格局。
根據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單位發佈的數據，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東部的浠水縣累計發現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縣16個鄉鎮場(區)、163個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縣累計報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隨州市發現首例HIV感染者後，該市均川鎮被篩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內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隨州市愛滋病患者涉及507個家庭，幾乎遍及全市所有鄉鎮。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個血液買賣集散地，除採集本地人血液，還吸引數千湖南人前來賣血。
湖北西部的巴東縣，被大陸媒體發現了一個愛滋村。到2006年底全縣已經累計發現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衛生廳疾控處副處長張效武曾承認，1980年代末開始，湖北省約有8萬多名青壯年到鄰近省份參與地下賣血，經血源交叉感染後，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 年，衛生專家推算，湖北全省實際HIV感染者在3萬人以上，疫情嚴重程度在中國排在前10位。在被明確的傳播途徑中，血液傳播居首位，佔70.73%，而性傳播只佔3.42%。令湖北衛生部門迷惑的是，在進行婚檢和體檢的正常人群中接連發現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這類傳播途徑不詳的人在湖北省已發現的HIV感染者中佔到驚人的24.57%。
李凱在金牛鎮離奇感染HIV，顯示了賣血—輸血的愛滋病毒感染鏈條。對此湖北省衛生廳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強調打擊「血頭、血霸」非法組織他人賣血，並禁止鄉鎮衛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庫和血液製品生產企業只能購買實驗室檢測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衛生廳曾發出警告稱，曾往河南賣血的人員群體，回到家鄉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將導致愛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實表明，湖北賣血者回籍後繼續賣血導致新一輪感染的，遠不止金牛鎮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東北部的大悟縣、紅安縣兩地醫院自采自賣血液，導致至少50名農民輸血感染，農民們寫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建教，陳3次自費從湖南到湖北，最後寫出6000餘字的報告上交中央，獲得高層批示。
國家疾控中心成立調查小組，深入大悟縣調查愛滋病人情況。接着，湖北省衛生廳、大悟縣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對愛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費為愛滋病人提供藥品，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費500元，其直系親屬每人每月發200元生活費。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辦通報稱，湖北省累計報告HIV感染者達5132例，是2001年的10餘倍。衛生廳官員解釋說，愛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傳播和注射吸毒傳播的比例明顯上升，占感染總人數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繼續佈局示範區爭取更多資金遏制愛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編寫的《全省第二輪愛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名單》顯示：全省計有中央重點示範區2個縣市、中央和省共建示範區11個縣市、國家合作項目示範區14個縣市、省示範區12個縣市。
但資金瓶頸導致篩查、追蹤不徹底，去河南賣血者回到當地，通過血液、性和母嬰傳播鏈條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採用母嬰阻斷措施，像袁紅那樣的兒童本可倖免於難。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間潛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財走在大街上，揣了個小瓶子，裏面裝的是晚上7點半需要服用的三顆藥丸—兩顆紅色，一顆白色。他和遠近的人們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間留存的些許寒意：他長了一個痔瘡，鎮上診所和二醫院的醫生一共打針10多天，就是沒有人敢動手來做個小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