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妹萬霞在上海一個五星級大酒店做大堂接待，工作三班倒，因為夜班的工作量很大工資也要高一些，所以她一般選擇前半夜或者後半夜上班，一個月工資加上獎金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可是和另外兩個女孩子合租靠近酒店的一個三室一廳的房子（虹口），冰箱、洗衣機、廚具等等配置齊全，月租3500，表妹為了上廁所方便，住了內帶廁所的那間主臥，分攤1300元，水費、電費、物業費也要分攤200元左右。她工作需要，每月護膚美容化妝品花銷500元左右；酒店有一頓工作餐，其他平時隨便吃一點，買點水果和零食，一個月在上海她也得花1000；上班下班坐車，很多時候都坐地鐵每月也要300-500元不等，上網、話費、請客……零星的開銷再除掉，一個月能攢下的錢連500元也不到了。遇上小病小痛的，一個月的活兒就算白幹了。

　　這樣的情況對於海漂一族來講，比比皆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這兩年，隨着全球物價上漲，上海衣、食支出總量明顯偏低；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不斷增長；醫療、教育支出增加且佔比例越來越高；低保家庭實際支出呈現透支，家庭抗風險能力不斷降低。貧困中出現一個新概念——「上海式貧困」。最為典型的就是超級城市中外來移民貢獻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力量，但是不能充分享受到體制內的生存資源，處於貧困的狀態。

　　有人會說，月收入5000是窮人嗎？是的，上海低保線是月收入425元，5000是500的10倍，別說425元還比500元少了75元。

　　那麼，到底誰是窮人？

　　我的哥們兒劉小悶是在考研輔導班裏認識的，他是北京本地人。小悶本科畢業那年考研失敗，成了待業青年，隨後再次進行考研複習的時候，就靠在三里屯開小貨鋪的父母每月3000或者5000不定的收入生活。這份錢是他一家三口的唯一一份收入，分攤到他頭上也就只有1000多一點，有時候為了考研複習還多花一點。

　　但是，劉小悶算是窮人嗎？他們家裏貧困嗎？

　　北京大，大北京，劉小悶作為北京本地人，教育、住房、福利等等方面有先天的優勢。2005年他參加高考只有491分，這個分數當年在四川高考連文科三本分數線493分都差2分上不了，在北京卻已經比文科一本分數線 486分高出5分！儘管劉小悶家裏屬於農轉非，房子是平房，車子是一個長安小貨車，但是劉小悶是北京本地戶口。他有房有車有戶口，在許許多多的北漂一族看來，他是北京人，是「地主」，是真正的有錢人，不會是什麼窮人。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北京式富裕」。

　　「上海式貧困」和「北京式富裕」 不單單出現在北京或者上海，也不僅僅是簡單的貧富問題。它的根源在於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資源多少有明顯差距。以社會學的視野來看，貧困有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概念和標準區分，不能單單以所謂的月收入多少作為一條貧困線。假設兩個上海人的月收入各是425元和500元，相差只有75元，生活境況可能完全相同：一貧如洗。但是，前一個可以拿到低保，後一個多了75元屬於「有錢人」還拿不到低保……而且，上海市民政局原副局長沈振新測算的數據顯示，月收入低於 500元，高於「低保線」425元的，上海大約有150萬人左右。

　　一刀切真是害死人，僅僅75元錢的差別，就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就有150萬人被劃在了體制外。體制外就沒法享受低保的資源，單一的貧困判斷標準往往意味着把一些實際收入不能滿足自己基本生存需求的人估計在貧困線以上。莫非芙蓉姐姐在上海一個餐館當洗碗工，老闆發給她500元，她還說，俺還要領低保呢，俺只要425元，多一分錢都不行？

　　而劉小悶們即便每月只有一兩千元的收入，然而他們有北京戶口，在體制內，享受偉大祖國首都的無上榮光和充足資源，走在哪裏都是大北京，都是「有錢人」。這讓我猛然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贖》裏經典得可以印證「北京式富裕」的一段話：這些牆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

　　這樣的體制內和體制外，人為的造成生產資源的分配不均，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公平正困擾急劇轉型時期的當下中國。這讓很多人感覺活得沒有尊嚴，特別是累死累活努力打拼的北漂或者海漂一族，為上海和北京這兩座中國的超級城市的繁榮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和生命力量，卻看着體制內的人享受「北京式富裕」，自己只能過着「上海式貧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