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起床後打開電視，6時31分，看到了CCTV新聞頻道《朝聞天下》正在播放新華社「國務院新聞辦網絡局負責人，就谷歌搜索服務退出中國內地市場發表談話」稿子。過會兒發現，各家網絡媒體紛紛在顯著的位置推出這份稿子。問問熟悉的媒體朋友，確實有批示，「只讓發新華社通稿」。不僅如此，據我了解，有關部門還希望讓國內「靠譜」一點的媒體組織一批文章，趁機好好教訓一頓谷歌，順便向美國當局施加壓力。
谷歌公司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律官大衛?德拉蒙德公開發表聲明的是凌晨3時3分，再次借黑客攻擊問題指責中國，宣佈停止對谷歌中國搜索服務的「過濾審查」，並將搜索服務由中國內地轉至香港。
對此，那位負責人直接作出的回應相當具體：「今年1月29日、2月25日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先後兩次與谷歌公司負責人接談，就其提出的問題作了耐心細緻的解釋，強調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應當遵循中國法律，如谷歌公司願遵守中國法律，我們依然歡迎谷歌公司在中國經營和發展；如谷歌公司執意將谷歌中國網站的搜索服務撤走，那是谷歌公司自己的事情，但必須按照中國法律和國際慣例，負責任地做好有關善後工作」。
不管中國政府和谷歌公司間談判的結果是主觀上達成諒解還是客觀上陷入破裂，中方當局反應如此之快足以說明，中方對這一局面早就有把握，甚至做好了充分準備，何況谷歌高層發表聲明的不是中國時間，而是美國時間。
同一天下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站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尊嚴的立場表示說，「谷歌事件無非是商業公司的個別行為，我看不出它會對中美關係帶來什麼影響，除非有人想把它政治化；我也看不出它會對中國國際形象產生什麼影響，除非有人想拿這個問題做文章。損害形象的不是中國而是谷歌自身。」
來自中國內地的負責人和發言人在同一天內做出的表態高度展現了中國「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條老路。《環球時報》3月24日的社論「中國開放不會因谷歌而收緊」之最後一段似乎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截至2009年年底，中國利用外資總量已達近萬億美元，谷歌在華投資還不到萬分之一。中國批准的外商投資企業已超過66萬家，世界500強企業中已經有480家進入中國。谷歌事件只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偶爾濺起的一個小小浪花，它的出現或許有必然性，但對大潮前行的方向產生不了絲毫影響。中國也絕不會允許這樣的影響發生。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期待西方對中國的主動理解是幼稚的，中國只能用自己發展和成長的強大事實，才能撕裂西方輿論對中國的鐵幕」。
自從今年1月12日谷歌高層公開發表聲明，聲稱受到了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攻擊，不願在中國運營受到審查的互聯網搜尋引擎，並考慮退出中國市場以來，這一事態一再升級和降溫。這是一場沒有勝敗和輸贏的談判，現狀頂多被理解為暫時的妥協或過渡性安排。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講，谷歌事件無疑是中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之間國家利益、價值觀、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或衝突，是被政治化了的，絕不是個案。它與2010中美關係大環境——敏感期與挑戰期有着密切的聯繫，背後存在的則是中美雙方當局儘可能尋找外交上尋找談判籌碼的戰略意圖。
谷歌退出中國內地市場從它對美國當局公關戰略以及維護自由、民主等西方理念的視角看是「得分」的。我還無法分析出谷歌的抉擇是否是出於「High Risk-High Return」的理性投資，即谷歌是否是從這一獻身過程獲得來自美國當局以及全球愛好自由主義的政府、企業以及人民有形或無形，物質或精神上的「獎金」。這場風波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是再好不過的案例，不得不讓美國當局上一堂課，反思「如何避免經濟摩擦影響政治關係」；「如何以政治成熟促進經濟關係」。
從跨國企業的角度講，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全土化（Glocalization）」的有機結合，對谷歌公司這一已經樹立了全球品牌的大企業來說，如何堅持自身全球戰略和企業理念的前提下（全球化），儘可能適應中國這一名副其實的「另類」市場（本土化），是個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全土化」進程絕不是桌子上的空談，牽涉到企業本身的跨國戰略、市場開發以及僱用方式等。比如，谷歌公司要在中國進行招聘，希望能夠拉攏最優秀的人才。對那些具有國際視野和高級素質的中國青年才俊來說，進谷歌公司的動機應該在於比國內企業更高的待遇以及基於「能力主義（meritocracy）」，更加公平、透明、良性的競爭環境和升級機會。美國的大企業僱用中國的大人才只有通過 「全土化」戰術才能實現雙贏。
谷歌事件恐怕也不得不讓中國有關部門上一堂課。
外交部發言人主張：「谷歌事件是個商業上的個案，絲毫不影響中美關係大局」。這一邏輯推理恐怕站不住腳，說不過去。谷歌公司不是一般的企業，冷靜思考一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政府和企業認同谷歌？究竟有多少人口使用谷歌？多少年輕人將谷歌看作創新的先鋒？
歡迎您來到谷歌搜索在中國的新家
如果發展中的中國市場最終不能夠「容納」谷歌，對絕大多數西方跨國企業和青年才俊來說是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這一兩難對中國內政與外交難道不是個問題嗎？何況，中國外交的政策目的和存在意義無非就是為國內建設創造穩定而良好的外部環境。
國新辦負責人主張：「谷歌公司應該遵守中國法律和國際慣例」。到底什麼是「中國法律」？眾所周知，跨國企業到中國做生意，碰上的困難往往在於人治層面，而不是法治層面，遭到的障礙往往不是市場因素，而是體制因素。中國市場依然處於不夠法治，充滿政治色彩，是個不爭的事實。這裏所說的「中國法律」過於「中國特色」，恐怕難以得到絕大多數外國企業的認同。假設把「國際慣例」理解為在國際社會上通用的遊戲規則或普遍價值，那麼，谷歌公司另類還是中國政府另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