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他不安的，恐怕還不是歐洲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而是價值觀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採訪時，有記者問：「今天歐洲首先是一個價值共同體，俄羅斯將來在歐洲扮演的角色，取決於貴國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權，對此你怎麼看？」梅德韋傑夫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的價值觀和你們是一樣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上，我們沒有根本分歧……」

梅德韋傑夫說到這裏，肯定有幾個人在墳墓里打噴嚏。比如2006年在自家門口被暗殺的記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亞，今年1 月被暗殺的人權律師馬科洛夫，7月剛被暗殺的記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這幾個人都直接或間接為一個叫Novaya Gazeta的媒體工作。同樣巧的是，這份報紙據說是俄羅斯境內僅剩的全國性獨立報紙。事實上，有國際記者組織將俄羅斯評為對記者來說最危險的三個國家之一，危險程度僅次於伊拉克和哥倫比亞。在俄羅斯過去幾年被暗殺的17個記者中，只有一個破了案，其他都不了了之。

這份「榮譽」可以說是普京時代的成果。葉利欽當政時，雖然俄羅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點，普京時代卻是一個政治倒退時代。就媒體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宮通過國有化或者懲治異見者的方式，馴服了所有全國性電視台、所有的全國性報紙 （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就集會自由而言，騷擾、逮捕抗議示威者甚至乾脆拒絕他們的遊行申請已司空見慣；就政黨而言，獨立傾向的政黨及其領袖大多要麼被騷擾，要麼無法登記參選；就NGO而言，很多國際NGO被驅逐，國內NGO則被騷擾；就中央地方關係而言，2005年開始州長從選舉改成中央任命，確保地方首腦對克里姆林宮的忠誠；由於一邊倒的媒體、地方政府的忠誠甚至公然的選舉舞弊，造成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在杜馬一黨獨大，行政和立法權無以制衡，司法部門往往也屈從於政府的指揮棒；甚至經濟上國家控制成分也越來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將俄羅斯劃入了「不自由」國家。從俄羅斯政治的倒退情況來看，也許可以說，有形的柏林圍牆早已倒塌，而無形的柏林圍牆只是從柏林位移到了俄羅斯而已。

不是還有經濟增長嗎？也許有人會說，葉利欽時代政治也許更開明，但經濟一團糟，相比之下普京時代雖然政治鐵腕，但經濟增長率年均6 %-7%左右，不是恰好說明政治鐵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代價？這個邏輯顯然忽視了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帶來的階段性困難（事實上，普京上台之前的1999、2000年經濟已經開始復甦），也忽視了一個經濟共同體瓦解之後帶來的經濟失序，更忽視了普京的最大運氣——他上台以來油價的持續走高（從20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20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羅斯的經濟命脈。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鐵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那就無法解釋蘇東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國家——比如捷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為什麼在1990年代末期以後也實現了經濟穩步增長，其中有些增長速度還快於俄羅斯。

美國記者Fareed Zakaria曾發明一個詞，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種偽劣民主政體：這些國家也許有定期選舉，但是言論、結社、集會、出版自由卻形同虛設。今天的俄羅斯，大約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問題是，在沒有政治自由時，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對民意的傾聽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發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輸甚至操控出來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義？不錯，調查顯示現在普京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報紙、電視、街頭、網絡長期只允許對他的鮮花與掌聲，支持率高說明的只是壟斷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們只有愛吃西紅柿的自由，那麼無論人們多愛吃西紅柿，似乎都不能證明西紅柿的美好。

當然，「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圍牆也不可能一日倒 塌 。 2009年Freedom House的報告顯示，在前蘇東地區的28個國家裏，只有13個可被稱為自由國家，其他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許對於歷史的演進，我們仍需保持耐心。人類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圍牆的倒塌，無形柏林圍牆的消除，也許要更漫長的等待。梅德韋傑夫在採訪中說他年輕時也聽Scorpions的「變化之風」，那首歌唱道：「變化之風吹拂在時間的臉上，就像暴風吹響自由的鐘聲」，不知道現在的他，是否還願意重聽。

（轉載自作者博客）